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革命的改良[理复徐君三]──民主、改良、不准革命三结合的怪物[下]

张三一言

[五]、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革命的改良

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在没革命压力下的由统治者出于良心而自愿自觉做的放权于民的政治改良。但世界上出现过很多没有改良的革命。

世界上是否存在没有体制外压力的改良？

答案是：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体制外压力的改良。

取消体制外压力，即广义的革命就是取消改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一个皇帝仿效英国的帝制宪政，那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只存在盼青天要清官替天行道的压力没有像英国那样来自统治者外的民主宪政和让权的压力，慈禧太后之所以几乎这样做了，就是因为受到了体制外的国内外民主宪政的压力。在民主放权和亡朝之间慈禧太后明智地选择了宪政。只是为时晚了，结果是亡朝；英国的统治者查理不服革命，调动军队镇压，结果是给克伦威尔送上断头台，命运比慈禧太后差多了；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是来自1688~1689的光荣革命而不是来自光荣的改良！英皇室之所以能保留到今天不堕是因为后来的英皇帝做得及时，接受了皇室外的压力。人们都说英国是改良的好样板，我想这是对的；但人们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使英国的改良也不例外是在革命压力下取得的。

没有体制外压力的改良，是由人性决定的。对争夺权力者来说，权力高于一切，共产主义式的政权更是视权力为绝顶需要的第一生命。要权力者放弃权力比要他们放弃生命和爱情更难。世界可以出现让出心爱的情人给好朋友的事，但不会出现统治者发自善心放权给人民的事。

政治权争不是办慈善事业。不存在发善心捐善款的事。

古今中外人类历史所有的改良无不是在权力的体制外压力之下被迫得无法可避时所采取的行为。所有改良史实都是在体制之发出强大压力之时或之后发生的。在体制外强大压力发生之时或之后，当统治者能理智地确认不让权就政治（往往也是生命财富）灭亡，放权则可保部分权力和生命财富荣誉时，就出现改良的史实；当统治者僵固不化死不让步时就产生革命或改朝换代的历史。

中国的二十多年来所有的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体制外的国内外正反压力下产生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阻止唯革命主义者，要避免发生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的代贾太大了。但阻止唯革命主义者，要避免发生暴力革命的方法不是压制体制外压力，包括革命性的压力，而是要加强这一压力并促使这一压力导致良性互动，迫逼权力者作政治改良。就是要做到统治者在被迫的的条件下“愿意”改革、并且必须能把政治改革赶在革命之前。像慈禧太后那样在革命气候已经酿成之时再谈宪政改革为时晚矣。

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举出一些没有体制外压力情况下，由统治者发自良心，像是作慈善捐款那样作政治放权的改良运动的史实来研究讨论一下。

[六]、暴力革命一定是统治者强加于民的产物

压迫和反抗都不是各自对抗的因果，它只是各自因果的对抗手段。

这手段要达到的各自目的是：一方要建立或维护自己的特权，而这特权是建立在剥夺另一方的权利的基础上的。所以压迫和反抗是各自为了达至“维护权力”和“维护权利”目的的手段。

一方剥夺另一方的权利是因，造成被剥夺权利的另一方要维护权利是果。

一方面为剥夺另一方的权利的目的，就得用压迫的手段；另一方面为了改变被剥夺权利这个果，不得不进行反抗。

剥夺权利（即维护权力）和维护权利都可以用极和平到极暴力的手段。不论采取甚么形式的反抗，其肇因都是“剥夺权利”或“被剥夺权利”。

“有压迫就有反抗”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命题是对的。这个范围是压力不能太强。当压力太强，强到把反抗力消灭了的时候，反抗就不存在了。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极和平到极暴力的形式不同种类繁多的表达形式。最常出现混乱的地方是把“反抗”这种具有多重内容的概念界定为单一的“革命和暴力”。因为反抗压迫可以用革命和暴力形式表达，但并非一定要用革命和暴力表达形式不可。把所有反抗都说成是革命和暴力形式的反抗，其目的是用暴力和革命来唬吓一部分害怕革命和暴力的人。削弱和消解反抗力量。出现有压迫无反抗或多压迫少反抗多少和这些理论有关系。

在一个统治者用封闭、保守、势利、崇尚等级、缺少宽容、以心狠手辣为荣、以爱惜生命为耻思想和手段实行统治的专制独裁社会里，提倡反暴力反革命不论其出发点是多么的仁慈善良，其客观效果只能是对维护独裁统治加强对人民的迫害。后果与出发点的仁慈善良适得其反。

在上述社会条件下，我同意林思云的说法：「“没有统治者的腐败、残暴与顽固，就不会有革命的惨祸，暴力压迫是暴力革命的催产士。”」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造反有理，反革命有罪。

人们的反抗起因实际上还是因为统治者压迫而导致矛盾累积而起。这个矛盾累积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没有这些矛盾的累积是不会起反抗的，更不会引起暴力革命，所以「独裁制度暴力是革命的助产婆」命题是对的。

反证：如果按照没有压迫就有反抗的理论，在相对来说少于专制社会对民众压迫的欧美诸民主国应是世界之乱源，但事实共不是这么一回事。民主社会因为压力可以得到释放，所以鲜有发生革命的。

还有一个外力和意识形态问题。

没有那种意识形态就没有对那种社会制度的自觉诉求。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之前虽然也有大同世界桃花园之类的梦想，但几千年来人类都没有人会目标明确而自觉去追求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没有民主思想，几千年来只换皇帝改朝代，无论其多么残暴高压，统治者多么软弱无能民众都不会出现为建立民主社会而起的民主革命，民众有的只是盼青天盼明君的改朝换代。

一旦形成了某一种意识形态人们就会目标明确而自觉地去追求它。现在有了民主自由共和宪政这些意识形态，人们自然会去求它；民主和共产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没有成功正例反而供了极端的反例，民主则提供了辉煌的成功范例。遂令世人一面倒地追求民主。

于是民主对于专制国家来说成了一股强大无比的外来压力，它成了令所有专制权力无法摆脱的一个外来压力。这种压力因应不同类型的专制社会的专政形态以点滴的和平演变到暴力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有了民主意形态和民主样板，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反抗力度就大大加强了。

反革命的声音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它有两个相反的来源：一是出自统治者自救，由其御用文人推出；一是理性的民主人士出于人性的爱而主张用改良方法实现民主而反对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基于这一认识，我一方面企求用改良方法实现民主避免使用革命手段，尤其是用暴力手段；但也不拒绝革命和暴力。

消除出现革命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没有高压或压力能得到释放而不会累积。人们追求的就样一个社会。

如果社会高压下的矛盾与危机已经累积到危险阶段，在这时候统治者的压力一旦趋缓，革命的可能性极大。这时要看朝野是作良性互动还是作恶性互动了。如果权力者能及时释放压力，就能出现朝野良性互动，若拒绝民主改良，就会出现恶性互动。所以说革命暴力的主导权在朝不在野。

统治者主导的关键是：让步必须在民众要求之前，把革命者的诉求作为自己施政的基础：把民众抢到手。现在中共党人中的一些人提出把政治改革赶在革命暴发之前是极有先见之明的洞悉。慈禧太后把民众要求变革的诉求作为施政要点做得太迟了，所以挽救不了清皇朝覆没。彭明和王策等改良人士入狱，则说明现在中国的朝野是在作恶性互动。这个恶性是由当权者主导的。

[4092002/06/05]

徐仰药 《民运﹑民主﹑暴力革命，三位一体的怪物？——回张三一言先生》见上篇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