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中央、国务院对农业问题连续几个年头发个文件，编号都是一号。对此，舆论说这是表明中央和国务院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我认为这样的宣传十分要不得。
　　中央和国务院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文件的编号与文件的重要程度并没有什么关系，文件的编号与中央对某一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也没有关系。谁也不能证明中央一号文件与中央其他文件的法律效率有什么不同。舆论着力渲染中央每年发出一号文件就是表明对三农的重视程度不一般，我认为是个误导。
　　首先，中国的三农问题决非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切不可以为中央某一年不发一号文件就认为对农业不重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尤其13亿人口的大国，吃饭始终是第一件大事。粮食短缺时对农业不能忽视，粮食多余时对农业同样不能忽视，这是13亿人口大国的国情决定的。但是，中央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每年都对三农问题发个文件，更没必要每年发个一号文件。是不是中央没有一号文件就表明对农业不重视？如果有人这样认为那显然是荒唐的。
　　其次，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是管长久的而并非只管一年。以前已经明确了的政策措施需要继续实行的就不必要重新颁发文件，新的文件应该是以前的文件中的内容需要作废的、需要修改的、需要增加的政策措施。相同的政策措施如果每年都需要重复一遍才行，势必要求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做到年年“高大全”，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部署必须面面俱到，全面强调，不能少说了那一项，否则就被认为不再重要了。如此，对于同一项工作年年要发一次文件，内容年年重复，陈谷子烂芝麻年年重播一遍，这岂不同样荒唐。
　　第三，农业农村工作具有连续性、周期性、规律性，不可能每年一个新套套。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措施实行起来没有几年连续努力是不能见效的，绝不可能年年一个新套套。如果真的一年一个新套套，只能说明以前的那些套套不成熟。如果新套套不成熟，倒不如先把它搞成熟。依我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农机推广应用、农业生态建设、农业特色化规模化产业化、农村环境卫生、增加农业投入等等，农业农村工作无非就这些措施。你说增加农民收入也好，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好，说推进新农村建设也好，说推进农业现代化也好，无非还是这些基本的措施。新套套是专家学者们为写文章为所谓研究成果为本人职称职位职务提升阶位必不可少，是各级干部向下作工作报告向上呈送政绩汇报非常必要。而对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来说，他们根本无法适应一年一个新套套，一定要他们每年都来个新套套，那不把他们折腾死才怪。同样，不管上面来什么新套套，农民从来不买账，他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什么能赚钱干什么。一次次的折腾还教会了他们一个道理：干部号召大干的肯定要亏，干部不让干的肯定会赚。
　　第四，增加“三农”投入并非一定要颁发文件。关于加大农业投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就有明确要求，从那以后，中央财政也好，地方财政也好，对农业的投入年年不断年年增加，有一号文件的年份如此，没有一号文件的年份同样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有没有一号文件，向来是财政部门说了算。财政部属下的国家农业开发办专门设了个叫做“农业综合开发”的财政支农 项目资金，从1998年每年十多亿元逐年增加到目前每年一百多亿元，基本没有干什么好事。1998年至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年年大幅度减少，他们照样宣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增加粮食生产能力多少多少。熟习农业、了解农村的人都知道，这几年农民积极性开始高涨，农业形势有所好转，主要归功于农业免税、各项农业直接补贴、粮食价格有一定上涨并受到保护。否则，照前几年那样，投入年年增加、粮食产量年年下降得局面根本不可能改变。财政资金使用不好管理不好，有谁去与财政部门顶真较劲？用错了用糟了，有谁会去追究他们的责任？不会有，从来没有。即使发文件，难道还不是财政部门说了算？哪一级政府文件涉及财政投入内容的没有事先征求财政部门的意见？专家、干部们讲究文件的含金量－－即增加多少投资。然而又有哪一个专家能够告诉我，从1990年以来，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资总共已经多少？还有工商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一共多少？以及农民每年的劳动积累一共多少？都投到哪里去了？各国农业投入产出比例应该是有一定规律的，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比例为什么差距那么大？什么原因？
　　中国的三农问题，财政部、农业部首先要负责任，各级分管领导首先要负责任，研究制定三农政策的专家学者首先要负责任。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应该成熟一些稳定一些，发展“三农”的政策应该成熟一些稳定一些，关于“三农”的文件应该成熟一些稳定一些。改善“三农”投入好比为“三农”输入血液，应下天大的功夫去研究制定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用得好管得好的具体办法，应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财政支农政策这样的对农业农村发展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决不应该由某个部门想怎样就怎样，也决不应该由少数人想怎样就怎样。制定农业和农村政策，必须坚决防止被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操纵和左右。实践证明，项目化管理的财政支农办法容易被部门和地方截留、容易被部门和地方挪用乱花、容易被用作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容易被部门和地方干部以权谋私，必须坚决取消坚决纠正。实践也已经证明，财政对农民直接补贴的办法比较管用， 既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能引导农业农村的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应该而且必须坚决扩大和完善。尽管部门和地方干部有怨言，但是正确的路子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农民有了积极性，又有了财政直接的不断的支持，何愁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不在政府指导和市场引导下加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