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逻辑前提——评最新时局和新右派对新左派的“集体喊话”

李宪源

以“新西山会议”公开提出“中共上台为非法”结论和北京官媒发文公开吹嘘西方“金权民主”具有“普适性”为重要标志，针对由新左派人士、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房宁最早提出的、本人在《新毛主义重建中国方案》http://www.wyzxwyzx.com/Article/Class16/200602/4592.html 中积极呼应支持的“社会主义和谐”理论及“和谐新政”努力，在“党内走资派”的幕后唆使鼓动和国际资本势力的全力支持下，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精心构筑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铁三角利益同盟”，在经济领域选择的突破口，就是全力以赴推动“物权法”过关，以确保“私有化改制”疯狂掠夺全民所有资产成果“合法化、固定化、永久化”。在政治领域，则是参照所谓“英国光荣革命”的路子，在承诺确保中攻既得利益阶层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试图平稳顺利地一举脱掉中国党内外资产阶级忍耐已久的“社会主义”外套，实现能够名正言顺推进维护和“有序”调整新生资产阶级内外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彻底铲除党内外左翼力量通过“路线纠错”方式和恢复加强毛时代中央集权“专制模式”有效扭转中国资本主义走向的任何可能性。

要完成后一种难度更高、牵涉面更广的“政治体制改革”“攻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狡猾起来的中国“私产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联盟，公开盗用“统一战线”这一中共革命传统法宝，专门出动“自由新右”三大巨头，通过秦晖在“乌有之乡”发表《当代中国的“左与右”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72921&page=1的演讲，徐友渔最新撰写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合》 ，以及王思睿的《共同底线与宪政平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701/14741.html三大要文，时间高度地紧凑，主题空前地一致，围绕“以公正与宪政的共同底线为基础，形成左、中、右联盟”的“统战”主题，指名道姓地对中国新左派阵营，展开了一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集体喊话”。

秦晖在讲演中似是而非地比较分析了一通中外左右派和中国左右派之间的异同之后，特地用一段强调中国左右两派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对付“权力”的以下高论，作为演讲画龙点睛的结尾：

“有一次会议有一个教授就说了，他说我搞不清楚你们中国现在到底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他说如果你们是左派得势，为什么你们对劳工权益那么国民。我们知道凡是对外谈判上，只要一提到劳工权益，这个话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绝对不跟他们谈这个问题，人民币汇率可以谈，就是劳工权益绝对不能谈。西方最右的右派也不能这样，那很右了。可是如果你们说你们是右派当政，为什么你们现在整天批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如何如何不行，好像你们又很左。后来我说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你们那里的左派和右派在我们这里大概都不可能得势的，因为你们的左派右派都挺讨厌，你们左派老要追究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老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利，这两者都很讨厌。我们不能让他们得势。但是我们这里的统治者也需要左派右派，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左派为他扩大权力，前提你不要追问他的责任。他需要右派为他推卸责任，但是你不要限制他的权力。所以现在在中国得势不得势不在于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而在于你乖不乖。你如果乖的话，你当左派你为他扩大权力，你当右派为他推卸责任，最好是你既左又右，既为他扩大权力，又为他推卸责任。但是最糟糕的也是你既左又右，你既要限制他的权力，又要追究他的责任，这他绝不能容忍了，既比左派更不能容忍，也比右派更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左右派的概念恐怕用在中国是不太合适的。”

徐友渔则专门开列“两派的共同敌人”的标题，用大段文章强调新左派与新右派之间的争论，“是一场被人为扩大了的争论，按理说双方应该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分歧本不该如此严重，比如说双方都对当今社会的严重不公感到愤怒与担忧，都希望扩大民主，等等。但由于对问题症结的诊断以及所依据的学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争论到最后，双方似乎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敌人，而把真正的敌人给忘了。事实上，二者的观点从本质上说并不矛盾，因为新左派针对的是新权贵而自由主义针对的是旧体制”。

为了达到中国右翼精英“黑三角”联盟交办的“统战”任务，徐友渔喋喋不休地强调中国左右两派的共同敌人，“是（否定个人的）国家本位”，“是长达数千年的专制传统”，“是以实质正义为借口来侵害个人自由和权利”，是“缺乏对规则的基本认同”，“是在长期的党国体制、计划体制下已经严重扭曲的国家”。

令人遗憾的是，徐友渔的这些循循善诱和慷慨陈词，却丝毫经不起现实和事实的检验。比如，妄图依靠压倒性政治、经济和媒体资源霸持占有强行通过“物权法”的“国家本位”势力和“长达数千年的专制传统”，难道真的可能成为“自由新右”与拒不认同“物权法”为暴富阶级非法掠夺结果提供合法保护实质之“新左派”的“共同敌人”吗？

目前“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一心要强行通过的“物权法”所要确保的，不就是暴富阶级在“善意所得”名义下可以任意转移“化公为私”之赃物的“自由和权利”？以“权力精英”为核心的中国“黑三角联盟”所害怕的，不就是底层平民大众和新老左派“缺乏对规则的基本认同”、并以“实质正义为借口来侵害（少数非法掠夺者们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吗？

对照这几条答案一目了然的、在“权力”面前左右人士做出截然不同尖锐对立之反应的追问，“自由新右”大腕在上述“集体喊话”中自欺欺人地叫喊“国家权力才是中国左右两派共同敌人”，岂不使人笑掉大牙？

秦晖徐友渔之辈所以会在树立虚假“共同敌人”问题上出现如此明显突出、如此经不起社会现实对照检验的谬误，归根到底，乃是为了达到欺骗民众、误导舆论的目的，有意无意地犯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逻辑错误。他们竟然把在概念修饰范围上更加宽广的“左右”主概念，与范围相对狭隘和明显带有从属关系的“国家权力”这一子概念，滑稽荒谬地当作平列关系来处理对待，并站定这个错误的逻辑基础，蹦蹦跳跳，大作文章。

任何具有基本政治经验和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只存在左翼、右翼或带有“中间色彩”的“国家权力”，哪有不受“左中右”限定的、在概念内涵外延上跟“左右”定义互不相干并具有同等词义涵盖力的“国家权力”呢？

很显然，要论清中国的问题，只可能从“左中右”的思想框架及其各自代表的利益区分框架内，去审视检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权力运作的真实内容和实际差别，从中鉴别发现哪些“国家权力”是在真心实意地落实推进“社会主义红和谐”的概念，哪些国家权力是借“社会主义和谐”为名，实质上是在拼命兜售落实其实在中国根本实现不了的“资本主义白和谐”骗局。

把绝不可能生活在阶级利益真空中的“国家权力”，单独开列出来，作为跟中国左中右社会派别和思想群体互不从属关联的、需要“共同敌对”的一个平行实体来谈论，不过是中国自由新右惯用的一种“搅混水、好摸鱼”的伎俩。

相比较而言，曾在当年北京重大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政治经验更为丰富圆滑的陈子明，在其大作中除了反复解释唠叨秦晖那套有关“公正和宪政平台”之“共同底线”的陈词滥调之外，唯一值得一提的有三条：

一、为了在统战“新左派”的过程中进一步迷惑对方和广大读者，这个“王思睿”在把“自由新右”自我标榜和拖拉进“中派”行列中去的时候，竟然不顾此人一向崇拜之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共识，竟然把臭名昭著的西方极右政治代表人物里根和撒切尔，与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之类，统统划进了据说跟“新左派”具有广泛共识和相同追求的“中派”阵营。陈子明所以公然违背起码政治常识肆意玩弄这类“左中右”概念“位移”的拙劣把戏，目的就是要在中国语境中，把“极右派”打扮成“中间派”，把“中间派”拉扯成“左派”，以便在今后可以把不服从他们“统战”意图和定位的左派，随时定为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和新国家主义人士一致要求必须使之“彻底边缘化”的“极左派”。而最重要的意图，就是要把在中国最具民众基础、最具思想影响力和政治威胁力的、原本就被他们打成“极左”的毛左派，划入在未来“宪政平台”框架中必须打击镇压的“不齿于人类”的“社会公害”和“极端异类”。

二、陈子明在文章中自问自答地说：“当发达国家的左、右派在宪政平台上纵横驰骋、各显神通时，中国的左、中、右派能不能首先为搭建宪政平台而携手呢？笔者以为是可以的。”这样一种偷梁换柱式的表述，歪曲了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真相：

能够在所谓“发达国家宪政平台上纵横驰骋的”所谓“左、右派”，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精英统治内部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不同派别，对平民大众的利益是否给于和应该给与多大兼顾的策略分歧和观点争论。而中国的左、右派，实质上反映和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的尖锐利益冲突和对抗。因此很显然，前者不仅可以携手，不同派别议员在“左、右派”政党中跳来换去，乃是司空见惯之事。而在中国因为左右派别的阶级属性和利益代表性之根本不同，陈子明所鼓吹的“携手合作”，自然也就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

三、耐人寻味地是，在“喊话”中同样把“国家权力”列为“左右公敌”的陈子明，专门以赞叹惋惜的口吻提到：“以公正与宪政的共同底线为基础，形成左、中、右的连线或联盟，这是许多人都在争取的一个目标。左翼阵营中的一员大将杨帆曾经在思想整合方面做过许多努力，但没有获得成功。”如果人们联系杨帆众所周知的竭力主张“强化国家机器力量”的一贯立场，“新右派”震天价响不停叫喊的“限制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削弱权力”之类口号，岂不显得滑稽？人们不禁要想：如果杨帆那么符合“新右派”期待和政治目标的“思想整合”取得成功，被优先“限制、监督、制约和削弱的权力”，会是一再公开鼓吹“决不要被网络民意左右的”、当今企图以势压人强行通过“物权法”的高层右翼“国家权力”吗？肯定不是！

中国“自由新右”和他们安置在左翼阵营内部之“特洛伊木马”所要坚决“限制、监督、制约和削弱的权力”，必然会是仍然希望回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特征、决心通过发扬人民大众民主重归社会主义的左翼“中央集权”。

不管是毛左派，老左派，新左派，在有关“国家权力”地认识把握上，必须具备一个清醒的认识：在经历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洗礼锤炼的中国，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大部陷落、但共产主义信念在包括大批中共元老后代在内的共产党内，仍然具有强大感召力和思想政治基础，加上另一自由新右大腕茅于轼所忧心忡忡的怀念毛时代的90%以上平民大众，加上“自由新右”急欲改变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某些形式，加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起形成的强大法理基础，再加上中国人民通过奉献千千万万成员的鲜血与生命跟中共政权签订的神圣“契约”关系……，所有这些在其它发生“颜色革命”之国度并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的重大因素，相互联结、捆成一团，对新生资产阶级在中国实行“英国式光荣革命”的图谋，构成了风险极大、难度极高的几乎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形势之下，接受“自由新右”的欺骗蛊惑把“国家权力”看作“铁板一块”的、与左右势力同时作对的独立整体，看作左派不惜“与魔鬼结盟”共同推翻打倒的革命对象，绝对是“为人作嫁”的愚蠢行为！

如果把徐友渔、陈子明、秦晖三大“自由新右”头目上述最新文章结合起来看，很显然，这是中国党内外资产阶级针对杨帆“思想整合”中国左派失败、著名“新左”人士黄纪苏所编《我们走在大路上》之类“阶级调和”论的最新冒头，精心酝酿和编练出场的一套最新“组合拳”，专捅“新左派”阵营中具有“大路和合”意念人士的软肋。通过采用这套“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的典型毛派战术，如果“自由新右”真能使毛左派代替当今暴富权贵的位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目标，资产阶级新贵们在中国实行“英国式光荣革命”的成功几率和可行性前景，就能一下子大大提高——多么美好的如意算盘！

至于这一颇有来头、气势汹汹、前呼后应的联合“喊话”，对广大新左派与毛左派人士会起多大实际作用与影响，我看除了使极个别本来就是“身曹心汉”之士决然捅破掩盖真实面貌的一层纸之外，委实改变不了啥。在著名左翼论坛《主人公》上，主张“跟自由资产阶级联合推翻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统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妙策论，早就粉墨登场，时隐时现，斥之即退，伺机复来，翻来覆去一套不经一驳和不敢正面交锋对阵的胡扯。

一个足以使“自由新右三巨头”感到万分沮丧的最新事态发展是，“新左派”阵营中一向与毛左派合不大来的另一名思想大将旷新年，在作为“新左派”主要发言阵地的最新一期《读书》上，针对“新左派”内部以黄纪苏为代表的“和合之路”思想苗头，义正词严地发出了“我们不是一个人类”的响亮呐喊！并以异常犀利深刻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黄纪苏看来，中国现代历史的第一步是推翻1840年以来强加于我们的“近代史”，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中华民族向虎狼学习仅仅是一种手段，最终必然克服虎狼之道——“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着‘美的规律’为人类另辟蹊径”，而不是在这一过程中迷失掉自己的本性。在《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个戏中，有两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民族国家的观念，一个是人道主义思想。一方面，黄纪苏对民族国家利益有着清醒的意识，他意识到中华民族只有克服分裂才能在这个虎狼世界中获得生存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民族被贫富分化所撕裂，他看到民族被分成了天差地别不同的阶级，他看到了民族内部的“竞争”和践踏，他看到了同一个民族被分成了吃者和被吃者。他看到一方面是陈良宇、周正毅，一方面是孙志刚、王斌余；一方面是践踏、侮辱，一方面是被损害、被侮辱；一方面是巧取豪夺、无所欲为，一方面是命如草芥、哀苦无告。他克服分裂的药方是古老的人道主义。他向精英阶级发出人道主义的呐喊，呼告：我们同属一个民族。他认为，在一个民族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携手，而不应该是互相践踏：“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握着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模样多惨/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 ”王焕青说，黄纪苏站在普通的大众身边，他站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主义的过程当中，在这条大路上无力往前走的人，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那些被忽略的人的立场上。在本质上，黄纪苏是一位像杜甫一样的“诗史”性的诗人。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说他不喜欢打打杀杀，不喜爱“竞争”，宁愿看到的是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场景。然而，他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结尾“我们一起走”的这种想象是美丽的，然而却是无力的。围绕着这个戏的上演所发生的知识界左右翼的争论，也清楚地说明了“共识破裂”，说明了利益和思想深刻的分化已然是一种不争的现实，“我们一起走”是根本不可能的，借用最近读到的吴君的长篇小说的书名，“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在野兽的叫啸中，人道主义的呼声是没有力量的。

黄纪苏尽管一方面反对新自由主义，可是另一方面却将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不加怀疑地接受了下来，他很自然地按照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思路，把人划分为强者和弱者，在某种程度上不由自主地落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之中。他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进行类比。他戏剧中人物分成两类：强者和弱者。他把精英等同于强者，民众等同于弱者。他戏剧中这种基本的分类方式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根本不同的。黄纪苏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中的强者和弱者与自然界的强者和弱者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强比弱，并不是像自然界一样是比智力拼体力，社会上的强者和弱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是由权力配置，而不是他们自身的能力而决定的。黄纪苏在某种意义上将强者和弱者本质化、自然化了，从根本上来说，强者和弱者都是由社会造成的。实际上，要从根本上推翻弱肉强食的现象，首先是要揭露这种强者和弱者的秩序是一种人为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由于与社会权力以及财富结合的不同方式，人们才被分化成了强者和弱者。要改变强和弱的对比，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结构，创造新的话语和游戏。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弱肉强食的现象，不能依靠道德、良心，不是幻想感动“精英”、“强者”，而是需要产生一种反抗“强者”的思想，赋予“弱者”以知识的武器，使“弱者”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归根到底，必须使“弱者”产生集体和认同，使他们组织团结起来，从而形成政治力量。因此，思想的本质就是“非神秘化”，就是使“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使“陌生”的东西成为“自然”。真正革命性的戏剧应该是对统治逻辑进行强有力的、毁灭性的爆破的戏剧，革命性的思想就是一切使权力非神秘化的思想，批判就是将一切装神弄鬼的意识形态打回它的原形。黄纪苏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目标。黄纪苏实际上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向“精英”呼吁，尤其把眼光停留在知识精英上，他实际上根本“无视”大众和底层的力量……。

使我比《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文章本身受到更大震动和鼓舞的力量，或许是新年伊始，一向追求四平八稳发表传播“新左派”思想的《读书》，在我记忆中似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公然发表了一篇旗帜鲜明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阶级分析”传统左派立场与基本方法的、带有强烈毛左派色彩的尖锐评论文章。这样几乎是未卜先知地正面回应和有力抽打中国资产阶级帮闲文人集团的十分虚伪的“统战”缪论和“集体喊话”，不仅需要巨大的思想勇气和责任承担，而且预示着以汪晖、韩毓海、崔之元……等一大批真切关注中国和世界工农大众命运的“新左派”人士们，面对国内外资本势力依仗中国右翼政治权势构成的深重压力和捆绑夹击，毅然决然地向汪晖一再肯定赞扬的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毛泽东牌号”的“现代性”，迈出了意味深长的最新一步！

“自由新右”那些坚拒采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中国社会矛盾、统领时势发展大局和制定有效解决办法的聪明傻瓜蛋们，老是在政治计谋和斗争策略的浮表层次猛费工夫瞎化力，最终难免大失所望，乃是不易他们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