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张春桥的历史是这样吗？

　　审理张春桥的历史时，华国锋就有明确的指示：“一定要把张春桥的历史从头到尾审查清楚，他的问题一个都不能放过，他的丑行一定要充分地揭露。要细，要快，要把所有与他有关的叛徒和特务都利用起来。我就不信他没有重大的问题。他说他是清白的，鲜红的，我们一定要给他还其墨黑和发臭的本色。”

　　汪东兴也说：“我们的专案要是搞得不过硬，就会给他们的党羽留下了复辟和翻案的机会，一定要把他们砸死。就像当年毛主席领导我们给刘少奇定案一样，‘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给刘少奇一戴，他就永世别想翻身。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也是一样，首先是按他们的叛徒，定不成叛徒挖特务问题，最次他们也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一定要抓准的。”

　　因为“四人帮”专案组的成员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汪东兴这个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就担当着具体工作的重任。

　　从张春桥的历次填写的历史记载：

　　一九三九年，张春桥廿二岁的时候，在《人员登记表》里填写的家庭情况是：“父：小职员，母：无业。”到了一九四四年，他在亲笔写的例行《反省自传》里，提到他的父亲时写道：“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一九五二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里，他又写道：“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册上，张春桥在填写家庭出身的时候，便写成了“自由职业者”，本人的成分也写成“自由职业者”。

　　在他历次所填写的表格里，都写道：“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反动军队和迷信团体。”在一九五零年的《简历表》中，他写道：“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

　　华国锋把他的历史看得很详细，他看到这些时问汪东兴：“从这个表里，好像张春桥在十九岁时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重新入党呢？他是否脱过党？或者叛过党？”

　　张春桥的这段入党的历史，林彪早就派人秘密调查过。上海红革会两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把他的有关情况弄得满城风雨，老幼尽知。汪东兴早就从他们的材料中熟悉了张春桥的历史，他对华国锋说：“他一九三六年四月加入的那个党是非法的，没有经过上海地下党的同意和批准。这个所谓的‘预备党员委员会’是叛徒宋振鼎组织的，其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和脱党分子。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为了掩盖他的历史。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以后，仍把参加这个组织作为他参加共产党的时间。”

　　纪登奎在旁边插话说：“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曾经对周恩来说过：‘春桥的历史是鲜红的，无可指责。林彪抓住他老婆的变节行为大作文章，目的是为了整垮春桥。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春桥的老婆左右不了大局，我们还要给出路嘛。就是对所有的叛徒、被俘人员，除了不准他们重新入党外，都还要给出路的。’根据这个情况，张春桥这样填写表格，没有多大的错误。”

　　华国锋还是认真地看了专案组搜集回来的几张证词：

　　一个是宋振鼎，也就是当年化名吴志成的人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写的证明：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志成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当年和宋振鼎谈话的吴仲超，现在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也写了一个证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陈锡联看过材料后对纪登奎说：“这说明不了张春桥的任何问题，只能从旁边说明，张春桥是老实的，把当时的情况都写明了。此外，还说明什么呢？”

　　纪登奎把张春桥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问所谓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材料递给陈锡联，他特意提醒道：“这是一个罪犯写的揭发材料，说张春桥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受命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领导人，我对此材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现在这场揭批清查运动比任何一次斗争都可怕，搞些伪证可是随时可能的。”

　　陈锡联不动神色地审查了那篇唯一的交待和揭发：

　　“我叫徐伯璞。又名称徐宝琦、徐立椿。今年七十五岁。山东省肥城县人。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驻绥远特派员，山东省党部委员，中训团区党部委员，教育厅政治指导员，山东省济南正谊中学校长，伪教育部科长等反动职务。追随CC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干了近二十年。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侮辱师长’为藉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名义，逮捕了程鸣叹，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这件事，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判刑时。做过部分交待。”

　　徐伯璞的这个亲笔揭发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负责审查这个专案的人员还找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南京市军管会对徐伯璞的判决决定书，判决书所列的几条罪行里，确有所说的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当局开除、逮捕济南正谊中学领导抗日的学生负责人的这条罪状。但是，纪登奎等人认为，只凭徐伯璞一个人的证词，很难说明这几个抗日爱国学生就是张春桥告密的。他问汪东兴等人：“还有张春桥参加特务的证明吗？还有他告密的其他文字或人证吗？”

　　没有任何人敢于回答纪登奎的问话。

　　汪东兴过了几天，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发下一套称为关于张春桥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的各种材料和证明。这些文件证明：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确实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华蒂社，并创办了《华蒂》月刊。

　　其中最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证据，是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报道的济南消息：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峰、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当代文学》一卷五期刊登的《济南通讯》上也报道过：“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纪登奎从上海红革会等群众组织送上来的材料里，看过一九三三年济南出版的刊载有张春桥文章《银铃》、《秋》的《华蒂》月刊。对这个存在很短时间的组织有所了解。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张春桥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怎么能参加什么法西斯组织呢？这个组织除了写作办刊物，并没有任何活动，怎么叫法西斯呢？

　　偏偏有两个罪犯的证明材料：一个是李树慈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写的，另一个是反革命特务分子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所以，纪登奎看得相当认真，并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

　　李树慈写道：“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转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本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华蒂社’的任务是为复兴社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月刊跟学生联系，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陈锡联指着这篇东西问道：“你看这个材料可信吗？”

　　纪登奎摇摇头：“很难完全相信。里面的很多语言都是现在流行的，当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张春桥当时作为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不会和他们搞到一起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他们建立投稿的关系是可能的。这怎么能叫参加法西斯组织呢？罪犯肯定是受了威胁、恐吓或者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写的。这个我有一种预感。不过，现在讲这些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对马吉峰的这个材料可是有点迷惑，他一九七零年已经病死。可材料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这说明是有人让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人让他写的呢？”陈锡联把一份材料摆到纪登奎面前，充满疑虑地问道。

　　纪登奎又仔细地把署名“马吉峰”的节录材料阅读起来：

　　“抗战前李树慈(束丝)、孙耀南(任生)组织‘华蒂社’，是要把济南各学校的文艺团体统一起来，把济南各学校的爱好文艺的青年都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下。这种情形是与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CC派’与‘复兴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兴社’抬头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个角落去。‘华蒂社’就是在这种目的下组织起来的。当时参加的正谊中学张春桥、第一师范的孙耀南，济南高级中学的李束丝(树慈)、金灿然(欣声)等等。”

　　“金灿然(欣声)在‘华蒂’快垮台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对我说：‘吉峰，你知道‘华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what的译音吗？’‘你把它看得这么简单了，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这就是他们的组织，不然的话，黄华棠、黄僖棠他们能出钱！’”

　　“上述所供事实，完全属实。”

　　纪登奎向汪东兴询问有关情况时，汪东兴作了解释：“这个笔供里的人员是这样的，马吉峰，又名马峰，是个反革命特务分子。早在一九五九年被我逮捕判刑劳改，一九七零年病死了。这个笔供是专案组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档中查出的。孙耀南，现在山东省。金灿然，已死。黄华棠，已经逃到了台湾。这个材料不会有假的。”

　　纪登奎说：“如果仅凭这些东西要定张春桥是个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很难。因为他写的作品人们都看过，将来我们的后人也是要研究的，张春桥的作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些材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另外，马吉峰的材料其实说明了‘华蒂’的来源，是英文what的谐音，是中文‘为什么’的意思。这个解释是有可能的。我好像在一次批林整风的会议中听到过张春桥的讲述。”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弄清这些罗嗦事也是以后的问题。”汪东兴满脸不悦地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彻底把他搞臭，不给他们的余孽以半点喘息之机。”

　　纪登奎马上想起了华国锋对一九七七年发出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采取一切手段，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搞臭，摧垮。华国锋说明很明确：“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两个月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普遍展开，形成高潮。明年应当搞得更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但是，只有纪登奎深深地感到很难。专案组除了找一些已经定案的罪犯作一些证明外，其余的第一手原始证据基本上是空的，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要想说明张春桥是什么特务，除非赤裸裸地制造假证据。而这些又是很困难的。像那些没有说服力的东西，搞得越多越不能令人相信。谁都知道，现在找几个犯人或有问题的人，在刑讯逼供或威胁利诱之下，让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说什么的。

　　纪登奎认为最可笑的，应该引为历史上奇文的，是原军统特务陈蓝荪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三日写的一个证明，完全是文不对题的东西，却让汪东兴当成了宝贝。这篇东西想证明张春桥是特务，于是这样说道：

　　“我看了《人民日报》登载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后，知道狄克就是张春桥，他的那篇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刊登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现在将我知道的崔万秋揭发如下：

　　‘崔万秋，现年七十多岁，人称‘崔大麻’。早在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参加了蒋匪军统特务机构和反动青年党，为军统头子戴笠收买成为军统秘密情报人员，充当文艺界的密控，以极左姿态出现在上海文坛，利用其职业掩护，收集左联和地下党的情报，分裂、破坏进步文艺阵营，并发展运用人员，建立军统情报‘内线’，是反对左联和迫害鲁迅先生的主要幕后人之一。上海失陷前夕，崔暗受军统头子戴笠、王新衡指示，由上海、南京到武汉，后到重庆，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继续进行特别活动。戴因崔万秋在上海、重庆文艺界从事秘密情报活动有功，派他为军统局‘国际情报专家’、伪国际宣传处长，外事局长董显光充当副手，上海临解放前，董匪显光逃往台湾任匪外交部长，崔万秋随其逃到台湾。”这个证明能说明什么呢？既然崔万秋是以中左派的面目出现的，又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张春桥作为一个左派青年，给这样的刊物投稿并发表作品，又能算什么呢？陈蓝荪作为一个七五年被宽大释放的原军统特务的这篇证词，应该是可信的。他没有说明张春桥就是军统特务，正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而决不胡说。纪登奎这样想道。

　　相比之下，当年曾经在上海呆过的现任河南省文化局长的于黑丁的揭发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纪登奎这样想着，把于黑丁的那篇揭发连看了三遍：

　　“反党分子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投靠反动文人崔万秋，是其反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张春桥所写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是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大晚报》是孔样熙出资办的一个反革命舆论阵地。张春桥一到上海就认识了崔万秋，并且积极为《大晚报》效劳，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张春桥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后，他曾对我说，这篇东西写好后是交给崔万秋的，崔认为文章写得不错，提出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展开争论。而当这篇东西受到鲁迅批判后，他又恶毒攻击鲁迅是‘小题大作’，是划‘小圈子’，‘陷于宗派之中’等等。他还说，崔万秋也不同意鲁迅的做法。吹嘘‘崔万秋为人是不错的’张春桥这些反动活动是得到崔万秋的支持的。”

　　这些东西，纪登奎也持怀疑态度，他试探地问汪东兴：“这个于黑丁当年是什么人”和张春桥又是什么关系？张为什么会和他说这些话？我们都需要认真地落实和调查。对张春桥和江青等人的任何材料，都必须严肃、认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呀。”

　　汪东兴这会可是对他不客气了：“纪登奎同志，我看你在揭批‘四人帮’的问题上可是思想右倾的厉害，你是不是担心‘四人帮’会翻案？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绝对不会的。他们天怒人怨，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你想想，人民会让他们翻案吗？这一点，华主席也考虑好了，宁可把政权交到邓小平手里，也是绝对不能让‘四人帮’再上台的。你只要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想象到我们该怎样办了。”

　　纪登奎不再吱声了。他在默默地阅读着另一篇揭发，是一个叫徐锡驹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这个人，解放后曾经被判刑，现已刑满就业。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写道：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过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扣它做什么！”纪登奎看了以后，对陈锡联、吴德说：“我看这样的材料大多站不住脚。看起来好像说明了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虚的。这些人的证词，大多带有想立功的味。张春桥的历史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和他的斗争，可不能因为部分材料虚假最后给我们来个彻底否定呀！”

　　听得出来，纪登奎说这些话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华国锋的领导地位的巩固的。但是，却引来了一些人对他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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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红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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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沉默是无奈 也是最好的武器

　　“张春桥，你是不是叛徒？我们暂且不提。但是，你总不能否定你的老婆文静是叛徒吧？你和文静的关系，总该向党中央交待吧？现在中央审查你的这些问题，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专案组的人员讲述清楚。”

　　张春桥听完了汪东兴的这句话后。已经清楚了他们的全部用意。不错，文静是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在上海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也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一些人都知道这些情况。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政治局会议上也主动介绍过自己妻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和江青汇报过文静的问题。一九七六年七月，毛泽东到了上海，问起张春桥老婆的现状时，张春桥说：“文静同志实际上比我大一岁。她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她年轻的时候追求革命，十七岁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但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扫荡时在园坊村负伤被敌人抓走。

　　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庄，先关在日寇宪兵司令部，后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队，在监狱里关了半年以后，她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对于文静的问题，我已经多次向组织作过说明，我几次想和她离婚，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我还是迟迟没有行动……”

　　毛泽东微笑着说：“不离她也好，一个家庭里也要有个包罗万象嘛。当然，文静也是要革命的嘛，她后来的表现就不错。我们对她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实事求是地看他们的表现。只要不是死硬地反对革命，我们都要团结，都要给出路，当然有变节行为的同志不能和一直坚定革命的人一样。”

　　“你看我是否和文静分居好呢？”张春桥像小学生似的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哈哈大笑：“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分居有多大的意思？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又摆到桌面上来了。不过，张春桥清楚，这回可不是因为文静连累了他，而是由于自己又牵扯上了文静。革命了几十年，最终还是受了她那个历史问题的害。不过，这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就是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的了。

　　汪东兴得意地对张春桥说：“你表面上说，你与文静已经划清了界限，实际上你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还派她担任了重要职务，是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工作和清查敌伪档案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她表面上不担任什么职务了，但仍参与上海市的领导。对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张春桥的眼睛一直盯着汪东兴，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毕竟是一个壕里呆过的，汪东兴受不了那双眼睛的刺激，也觉得尴尬了，就把一份材料扔到张春桥面前，说：“你可以一个字不写，但是你的老婆可是要写的。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揭发材料和交待，也许对你是个启发。”

　　本来，张春桥是什么话也不计划和他们讲，什么材料也不看他们的。但是听说是文静写的东西，他还是拿来看了，而且看得很详细：

　　“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在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一九六七年张曾经提出离婚，但同时又说，你还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一九六八年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以后，张春桥去北京回来，就不再提离婚问题，而是想办法把我包庇下来。后来，姚篷子死了，张春桥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谈姚母的安置问题，他叫我一起听听。他说：还是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当时意识到对我也可能采取这个办法。有一次他对我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在整党期间，张春桥又包庇我，叫我请假休息，逃避整党。有一次王洪文对我说：‘你的问题拖着吧，反正没有开除党籍。”现在看来，‘四人帮’都参与了这个问题。张、姚二人的直系亲属中有叛徒问题，这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就共同商讨对策。”

　　张春桥看完后，特意注意到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汪东兴问道：“这个问题总不是我们造谣吧？这是铁的事实。”

　　张春桥把文静亲笔写的影印件扔给汪东兴，微微笑了笑，还是没有说什么。

　　“你还想看看你的同志的交待和揭发吗？”汪东兴带有嘲弄的口气问道。不待张春桥答话，他就把另一份揭发材料叫旁边的人递到了张春桥手里。

　　张春桥毫不客气地看了起来：

　　“在反党分子张春桥的蓄意包庇下，张的老婆、叛徒特务文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抓过全市动态等项工作。为此，我曾收到机关革命同志的来信，说文静历史上叛变过，不应担任重要工作。我把信交给张春桥看，张看后即把信交还给我，根本不置理。后来，从河北省来了外调人员，要调查抗战时期和文静一起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另一个人的情况，并要了解她们为宪兵队工作的情形，也为张春桥所拒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市革委组织有两位革命同志看了一下文静的档案，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历史的话。在张春桥的指使下，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等商量，由徐景贤等到组织组取走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在市革委档案室，并由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革了组织组，对两名革命同志进行残酷的打击，整了他们八年之久。此后，张春桥表面上授意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但她实际上仍过问联络组的工作，并经常把当时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等找到家里出谋划策。在王洪文主持市委工作期间，王还常到文静家里去，以看望为名，商量工作……”

　　看到这里，张春桥强咽下一口粗气。正想发作，猛抬头看见汪东兴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自己．眼神是那样的幸灾乐祸。他按捺住了自己的激动．继续往下看：

　　“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回沪时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探。王洪文谈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闻题，并说张要和文静离婚，征求马、徐、王的意见。但王洪文回京后，文静仍通过子女继续和张保持密切关系。一九七五年六月反党分子姚文元来上海时，还专门设宴单独宴请了文静。据马天水说，他早就看过了文静写给江青的一封长信。交代文静自己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在马天水主持上海工作之后，继续让文静到市委保密室看绝密文件，享受常委、副主任的政治待遇；并让她听取市委召开的党员会议的重要传达等。对这些做法，我和王秀珍以及其他常委也都是同意的。市委办公室还一直给文静发文件。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张春桥一看最后的签名，原来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