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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第21章——27章）
作者: 望星海
日期: 2007-02-14 10:48

第二十一章 是默认 还是傲视？

设立在北京正义路一号的特别法庭附近，出现了七、八个身穿黑衣服的普通工人模样的男男女女，他们向四周的人们询问和打听审讯张春桥的时间和地点，引起了警察们的注意。待他们上去查问时，才知道他们是所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武斗事件的受害人，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张春桥讨还血债的。
看来这些人的消息十分灵通。一九八0年十二月四日上午，已经休息了一个多星期的张春桥，再次被押到这里接受特别法庭的调查。
张春桥还是那副老样子，只不过看上去精神更加憔悴，显得非常疲惫。但是，透过他的金丝眼镜片，他的那只黑溜溜的眼珠子在向四周滚动着，观察着人们对他的态度。在他走向被告席的时候，旁听席上的许多人们在争先恐后地朝他观望，就像见了电影明星一样。这倒使他感到挺神气的。
“张春桥，本庭现在对起诉书指控你的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七年五月份别在上海和济南制造、挑动武斗事件，镇压群众，使大批群众伤残的事实进行调查，请你如实地回答本庭的提问。”审判员一开始就把法庭调查的内容讲了出来。
张春桥翻了翻眼珠子，故意把头仰得很高，不回答法庭的任何提问。
“张春桥，你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有没有从北京打电话给你的老婆李文静，让她给徐景贤传话，传了什么话你知道吗？”
张春桥当然对那段历史是记忆犹新的：
一九六六年中旬，继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后，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受张春桥指使，带领一批人也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指责市委“蓄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号召群众和干部起来夺权。这时，陈丕显支持一批保卫市委的工人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而与“工总司”和“机联站”对着干了起来。
“赤卫队”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中，支持市委，声称“工总司”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动组织”，公开说曹荻秋和陈丕显是好干部。十二月十日，曹荻秋签字承认的《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支持了“工总司”。第二天，王洪文为“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有六十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胜利。曹荻秋在和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于是，这年的十二月廿三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又在大会上签字承认了“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两天后，“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王洪文等人的严词批判下。曹荻秋签字撤销了对“赤卫队”的支持。
这下，愤怒的“赤卫队”于十二月廿八日组织近万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强烈要求上海市委和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占据了市委的办公大楼，在那里安营扎寨，宣布已经夺权。
这时，马天水向正在北京的张春桥打电话报告：“‘赤卫队’在康平路抄了你的家，他们还要制造全市性的停水停电停交通的反革命事件，中央应该对此事进行紧急干预。”
十二月廿八日深夜。张春桥给王洪文等人打电话，了解了情况后，说：“陈丕显在这个事件中是后台，你们必须高度警惕。对‘赤卫队’冲击市委机关，抄柯老家等反革命行为，你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让在北京的同志迅速赶回上海，进行斗争。这场事件是走资派陈丕显这些人一手策划的，你们应该看到这一点。’于是，王洪文马上出动宣传车，十一月廿九日，曹荻秋来到康平路，和‘赤卫队’进行谈判的时候，王调来十几万造反派队员。把康平路主要街道团团包围起来。同时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张春桥又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李文静，说：“胜利的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走，要告诉造反派，对‘赤卫队’破坏生产的活动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你有没有办法通知造反派？要告诉他们，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对‘赤卫队’要加强政治攻势，要瓦解他们。’李文静把张春桥的电话精神通知了徐景贤后，‘指挥部’开会决定，要在十二日三十日凌晨二时向‘赤卫队’正式冲击。”
法庭出示了王洪文等人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里的记载：“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六点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同时，法庭公布证词，“‘赤卫队’中有九十一人受伤，许多的人被打得鲜血淋淋。‘工总司’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各造反派队员，把赤卫队的头头统统抓起来。于是，由陈丕显和曹荻秋公开或暗中支持的‘赤卫队’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张春桥，你承认不承认康平路的武斗事件是你一手策划和支持的？你可以看看你当时的讲话记录和大事记中的记载！”
张春桥对法警送过来的证据，看都不看，把头扭到了一边。
这时，法庭传徐景贤出庭作证。当这个曾经是上海市委书记的造反骨干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张春桥用眼睛的余光瞟了他一眼，看见他满脸愁容，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只得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徐景贤结结巴巴地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从她的家里给我打电话，说她和张春桥通了电话，把康平路大院的情况对张春桥讲了。张春桥听了以后，在电话里指示说：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造反派组织注意，不要‘赤卫队’把胜利的果实夺走了。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向王承龙、朱永嘉等‘机关联络站’的成员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由他们分别向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作了传达。就在这之后，‘总工司’当晚调来了大批造反派队员到了康平路，对‘赤卫队’大打出手。据事后王承龙告诉我，光是伤残的人就有近百人。这些都是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干的，我当时没有参加。”
法庭上宣读了李文静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的证词，同时宣读了张春桥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对山西太原在京的代表讲话时的节录，当时他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可担心了。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后来造反派就冲了。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这才保证了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前进。”
审判员问道：“张春桥，你听见了没有？刚才宣读的，是不是你的讲话？”
张春桥哼了一声，把身子稍微扭一扭，不答理他的提问。
审判员说：“被告拒不回答。请记录在案。”
紧接着，法庭起诉书指控张春桥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镇压群众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对所有的证词证据，张春桥一概采取了不看不理不回答的策略。他的态度不时使旁听席上发出笑声。
“现在本庭对起诉书指控你在一九六七年指挥上海代号为‘二四四’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进行了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的问题进行法庭调查。”审判员王志道宣布完主题后，问道：“张春桥，上海的‘游雪涛小组’是不是由你指挥的？你指使他们干了些什么事情？”
尽管审判员连续讯问，张春桥就是死不开口。他歪斜着脑袋，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默不作声。
王志道说：“本法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曾多次向你宣布：你在庭审中有辩护的权利。你可以作出有罪的陈述，也可以作出无罪的辩解。今天是庭审调查，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事实，如果你认为是属实的，要如实地供述，如果你认为事实有出入的，可以提出否认的根据来。我们是依法办事的。”
张春桥的嘴角再次露出了讥讽的嘲笑，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他在批判邓小平的那副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时的表情。这时，他又显露出来了。
公诉人王芳讲话了：“起诉书指控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特务活动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我请法庭出示有关的证据。”
法庭上宣读并投影的第一份证据，是有张春桥亲笔批示、由“二四四”小组头目游雪涛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写给张春桥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这些材料里有这样的话：“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问接地摸了不少老虎的屁股……”
王芳在发言中说：“这里的特殊战线和隐蔽斗争，就是特务活动。这一点，张春桥自己比别人更清楚。法庭上出示的游雪涛一九六七年十月廿六日笔记本上记录的张春桥的话，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笔记的原文说：‘春桥同志指示：你们要小心，谨慎，人不要太多，但是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一点你们要格外地清楚。’这就给张春桥作了死证。”
张春桥再次挑衅性地扫了审判台上的法官和公诉人一眼，嘴角撇了撇，既是不服气，是也蔑视这些他认为一窍不通的法官们的无知。在他看来，政治斗争从来就是这样的。
这时，法庭传来了参加过游雪涛小组的原上海昆剧团演员庄瑞云，让他对游雪涛特务小组的内幕进行揭露，他的证词说：“张春桥感到自己从事政治夺权斗争，需要一支如同蒋介石门下的戴笠那样的特务人马，便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使其用合法化的身份来掩护其非法的秘密活动。这个小组进行活动的手段十分卑鄙，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大搞逼供信’、‘体罚、殴打’，‘冒充国家有关机关’、‘利用群众组织名义’等等手段搞情报。”
人们很奇怪，这个游雪涛怎么能叫“二四四”的代号呢？其实，这只不过是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在上海永福路二四四号办公的一幢独立的小楼。
公诉人王芳发言道：“游雪涛的原名是‘扫雷纵队’，一九六七年初因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的情报受到了张春桥的赏识，同年四月游雪涛本人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使这个组织合法化，用合法的身份掩护他们的特务活动。这个特务组织设有活动的据点，有专用的特务活动经费，配备着汽车摩托车、手枪、手雷、微型录音机等等特务活动器材和工具。游雪涛严格地挑选人马，共有三十五个人员，其职业五花八门，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根据公诉人的要求，法庭出示、宣读了证据，主要有：
侦察所渭江苏“老人串联会”，诬陷华东地区党政领导干部搞“反革命地下武装”，诬称后台“可能来自陈丕显，并且有迹象表明，总根子一直通到陶铸、谭震林身上”等等；诬陷江华、魏文伯、陈丕显等“合谋对伟大专政手段”以及“江华密谋兵变”；诬陷曾经在华东地区工作过的九十七位党政负责人为“黑线”人物，其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
证词表明，张春桥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共制造了廿六起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五人致死。
法庭出示的证据里，有张春桥当年的秘何秀文的证词，他说：“游雪涛为张春桥搞了大量的反革命情报，他和游雪涛的谈话，经常背着我，一九七○年十月，张春桥做贼心虚，让我亲自烧掉了游雪涛的那些材料，说是过时了，没用了……”
张春桥坐在被告席里，眼睛虽然闭着，脑子却在活动着，他想起了游雪涛这个人……
游雪涛，生于一九三五年江苏无锡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一九五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是上海《青年报》的记者，担任了文艺组的副组长。他造反后不久，给张春桥提供了不少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政治势力的材料和消息。开始，张春桥对这个年轻人表示了重视，提议他当了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后来发现他提供的材料里水分越来越多，甚至搜集起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材料，连姚文元的材料也开始搜集了。于是，他在一九七○年初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徐景贤、王洪文等人作出批示：
“游雪涛这个人到处搜集材料，究竟是要干什么？如果只是在运动初期，给我们提供一些走资派的材料是可以的，但是他后来的活动显然离开了应该规定的范围，使我越看越像搞什么情报工作了。这就离谱了。你们对他的活动应该警告，让他下厂去锻炼锻炼。”
一九七○年八月，由徐景贤代表张春桥约见了游雪涛：“经市革委研究决定，从明天起，你下厂劳动去！”但是，游雪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接连给张春桥写信，大骂王洪文、徐景贤等那些文革新贵，终于激怒了张春桥等人，于是他被王洪文亲自派的人秘密逮捕了……
游雪涛的活动从开始到结束，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中后来的两年里，他给张春桥提供的材料，绝大多数是反对王洪文、王秀珍等市委领导人的……
春桥在抓起游雪涛的时候，在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游雪涛最后发展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宣战的地步，很令人们深思。他的头脑里是怀疑一切的，目无政府主义的毒太深了，谁也不相信，谁也敢反对，甚至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统统不满，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走向自己的反面呢？所以他的教训应该值得所有的革命造反派们吸取……”
后来，也在对游雪涛的材料上批示：“对游雪涛，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地和他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为了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我们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通过对他的教育，事情一切就都清楚了。”
现在，把他的问题统统栽赃到我的头上，岂不是有点颠倒是非吗？张春桥这样想道。有几次他真的想开口说几句话，用来驳斥他们对自己的污蔑，但是，话到嘴边他又强咽回去了。他清楚地知道，不管给自己找什么样的罪名，目的都是为了把自己彻底，打倒而搞臭，即使没有这样的问题，也会有那样的问题，欲加之罪，是总能够找出各种各样的罪名来的……
张春桥听到法庭调查所谓游雪涛搞特务活动的调查结束以后，审判员曹理又开始审理所谓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人的犯罪事实。
法庭出示了一件件证据证实，张春桥伙同姚文元，在各种会议和讲话里，称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黑班子”，说陈丕显是“反革命两面派”，“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定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叛徒”。在张春桥的指示和同意下，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有十七人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对这样的指控，采取了不屑一顾的嘲弄态度。他在法庭上对所出示的证据，连看都不看，一概斥之为：“你们胡闹！”
一直到休庭后，张春桥出了法庭的大门，他才对押送他的战士说：“搞这些反革命的丑剧，只能说明了我的光荣和正确。我在法庭上不置一词，就是对他们的蔑视！”
张春桥，终于在这时才说了句心里话。
这，才是真实的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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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红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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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228594 2007-2-3 21:42:51 25 楼

第二十二章 我不认为这是结束……
在几名被告的法庭调查中，只有张春桥的时间是最短的。张春桥的闭口不言，使得对他的调查只是公布若干的证据，于是大大地缩短了那些本来是很有意思的过程。这，使得旁听席上的人们对此很不满意。他们说：“我们千里万里赶到北京，就是为了听听或看看张春桥的表演，他坐在那里连个屁都不放，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看吴法宪哭鼻子有趣呢！”
监管员奉命几次给他做工作，劝他在法庭上行使他自己的权利，进行公开的辩护和陈述自己的理由。他说：“不管你的辩护起不起作用，这都是你留给历史的痕迹，后人研究你的历史时总会有个比较。你应该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会有辨别能力的。”
“你还是以为今天的法庭是代表人民的吗？”张春桥突然对他开了口，“你看看审判台上的法官们，哪一个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他们本身在运动中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冲击，又不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所以，他们就是要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到我们的头上，在这种显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我怎么能在我的对立面前寻找公正的答案呢？我在他们的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用不予回答和理睬来和他们进行斗争！”
监管员根本说服不了张春桥，更无法完成改造他的任务。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罪犯面前，他的能力显得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经过了几次开庭，张春桥已经熟悉了特别法庭的程序。他认为，这样的法庭其实完全是个假样子，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他们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本子来进行表演的，他们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些人处理的决定权。真正的导演是幕后的那个决策人，为首的就是自己的老对手邓小平。
他很清楚，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都病重的时候，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围绕在周恩来的病床上，一直请求周恩来带病去见毛泽东，要求让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要求在总理百年之后接替那个位置。王洪文亲赴长沙和周恩来分别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王洪文有句话：“你们不要多说什么，中国的大局我很清楚。有人想试一试，就让他试一试嘛，我又马上死不了，你们着什么急！”
王洪文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其中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一系列内容后，张春桥发现邓小平等人只是关心着对他有利的那些东西来传达。他对张春桥说：“意识形态的东西，你张春桥负责，我们这些人只抓具体的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可是全党的大事呀。”张春桥说，“我建议你在讲话里强调一下，以示党中央的声音是一致的。现在外面已经有了种种谣言，我们要用实际行动避谣呀。”
“谣言算什么？”邓小平漫不经心地说，“让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谣言就更多了。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是要看我们究竟是要干什么！只要我们干的是人民群众欢迎的事情，我们就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否则，就是再讲什么理论也是不行的。春桥同志，你明白这点吗？”
张春桥已经听出了他的话意，就说：“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继续沿着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引的方向，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岂不就是半途而废了吗？”
邓小平摇摇头：“这个我管不着。这是你们的事情，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
张春桥感到了这场斗争的复杂和尖锐。那时，他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研究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像邓小平这样地下去，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不住，而且一定要走回头路。华国锋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一个邓小平，一个叶剑英，他们都是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的人，现在他们俩几乎把总理包围住了，天天往总理那里去，干扰得总理不能好好地休息。他们要干什么？是要权呀！”
江青当时还表扬华国锋：“国锋同志的讲话讲到了点子上去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围绕着权力问题展开的。不过我们应该相信主席，他是会明察秋毫的。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提出问题，最后的决定听主席的。”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让王洪文等人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他们的意见等一系列的事情。其实，他们的意见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上去了。毛泽东在各种场合，都给了他们明确的答覆。其中布置一系列重大任务，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来说并不利。
张春桥想到，邓小平终于达到了主持中央工作的目的。毛泽东把党政军的大权交给了他，他一上台就对江青、张春桥大打出手，几次开政治局会议对他们进行围攻。一九七五年的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把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司马昭之心暴露得淋漓尽致。于是，毛泽东忍无可忍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从稳定形势的大局出发，选择了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就在这个文件里，还有一句话：“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是毛泽东一惯的斗争艺术和技巧。他的决定里充满着深远的意义、复杂的内涵。他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极大地缓解着党内相当大的多数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和气愤。他用这种手段在平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时也是给江青、张春桥扩大着他们的队伍和力量。这片苦心，直到张春桥进了监狱之后他才悟了出来。但是。一切已经晚了。
历史老人对匆匆来去的政治家们非常苛刻，他给人们的机遇从来是一带而去的。当你不善于及时地捕捉住它时，它对你的嘲弄和惩罚往往是最为残酷的。本来，毛泽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也是很好的武器，但是他们的敏感和政治家的手段并没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习惯了毛泽东在世时的那一套对各种政治势力所熟悉的斗争策略。那套东西，就连毛泽东的对手们也已经了如指掌了，遗憾的是江青还在那里当作新鲜武器来玩弄。这就决定了她一定要失败。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成功，利用了他们耍弄阴谋的秘密活动，也利用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信任。这两者的结合，迷惑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也迷惑了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些人面前，张春桥自己感到自己的确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说老实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张春桥写上那篇已经被揭露出来的日记，即《三月二日有感》，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发泄。他还有更为重要的日记，可惜当局不敢给他公开出来。他倒是希望他们能够全部公开，那样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更加显示他的远见和才干。在他三月二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在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其实，他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是在过高地估计着自己的力量。他是既不善于依靠自己的，也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他昏头昏脑地想凭着过去那点微不足道的资本来在中央的全会上获得胜利，正好中了华国锋的缓兵之计。
“张春桥，你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你们的那一套已经完蛋了。我看你还是面对现实吧。”监管人员大概是在例行公事，总是在张春桥思考问题的时候来打扰他一下。“如果你现在能采取一些主动措施，对你的最后处理是会有帮助的。你的问题中央很关心，邓小平同志也对你的处理很关心。上头一再给我们说，只要你有丝毫的悔改之意，法庭在处理时都会体现出来的。”
张春桥铁青着脸，好大一会儿才吐出几个字：“做梦！”
其实，他自己就常常在梦中来打发日子的。尽管他清醒后觉得很荒诞。
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一九六二年八月刘少奇重新修改、增删的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来了。毛泽东批判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拐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说来也是叫人莫名其妙。这本书出来时，全党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批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识别出它的问题。到一九六五年，仅在北京，书就印了廿二次之多，并译成五种文字大字大量发行。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林彪的天才论也是这样。如果他不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鼓吹设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的死党们不在会议上跳出来反对我张春桥和江青等人，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林彪事件，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局。现在这样的局面，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张春桥坐在桌子旁边，费尽心机地思考起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来了……
他想起，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往往会有反覆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就没有了。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如果不警惕，迟早要吃大亏。现在有人要搞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些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我们中央的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从不作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这样下去，还不出修正主义？”
如果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断定：今后的斗争会有反覆的！
当然，这只是张春桥自己的一厢情愿。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似乎已经给他们定了性，都觉得他们要想翻案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了。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如何给他们判刑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同江青集团的斗争究竟结束了没有？许多的人似乎还有问号。林彪集团，翻案不翻案，似乎没有什么风波，大家对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就是对江青集团，有人总是心有余悸。因为这个集团是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的，是毛泽东生前很信任的几个人。似乎只要是毛泽东定下来的事情，总会有反覆。这个问题，我和陈云等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认为，不在于是谁定下的事情，关键在于正确不正确。江青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已经罄竹难书了。为什么还要对他们有幻想呢？这当然是不应该的。”
他这么一讲，许多政治局委员就上来了。陈云说：“我记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在张春桥那个小组里参加讨论。张春桥和我谈话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这些老同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就是该让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这些新生力量提当大任的时候了。你应该支持他们出来工作，不要给他们拖后退。新生力量总是要战胜腐朽的、落后的力量的，这是一个谁也扭转不了的历史规律。请陈云同志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然还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句话，我一直在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如果是，他们为什么今天要失败？如果不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历史再倒退呢？为什么现在一些人提起江青和张春桥总还有这样的那样的说法？就是他们还有市场。若干年后，会不会有人替他们翻案？我看很难说。但是我们应该有一条信心，那就是我们的判刑要扎扎实实，合情合理，经得起历史和我们的后代的鉴证。”
到了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各种各样的议论就更多了。
“必须依法办事，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江华这样说，“只要我们掌握了这条原则，就不要担心以后什么江青和张春桥翻案的问题。我们这次判决，给江青、张春桥挑起的斗争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是不是我们党和他们的斗争结束了呢？还要看我们这次的审判是否成功。这一条是肯定的。”
于是，这个委员会里，围绕着量刑和适用法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一时很难最后下结论的讨论……
张春桥可以看报纸了。他的第六感觉使他意识到在对他们的判刑上，必然会出现争论。别看法庭上那些法官们一个个道貌岸然，他们难道不清楚，起诉书里对他们的指控其实不都是针对着毛主席吗？放在毛泽东生前，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难道还不是很清楚的吗？在中国法律的天秤总是随着权力而倾斜的。这样的局面本来是不言而喻的。群体意识，使相当的多数都是看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真理的标准往往就是以权力来作为衡量是非的尺码的。这一点，不是用理论，而是看事实就清楚了。要是邓小平不上台，不使华国锋失去了权力的重心，他能这样地发号施令吗？
于是，他这样设想：权力是否永远姓邓？换句话说，邓小平及他所代表的这个集团是否能永远地掌握中国的权柄？这就是这次斗争会不会有反覆的根子。他不相信中国的最高权力就永久地落到了他们这些人手里。他相信。坚信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重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于是，他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手里。哪怕是等上十年、几十年，他也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最后的。
说老实话，能够使张春桥建立起信心的，还是毛泽东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论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多次引用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讲的话：“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既然苏联是如此，那么中国也一定会是这样的。张春桥这样地想。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廿八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一九七一年八月到九月初，毛泽东多次这样讲：“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已经深深印在张春桥的脑海里，斧头也砍不掉了。他就是凭着这些东西作为支柱，拼命的挣扎着，挣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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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的审理进入了法庭辩论的阶段。由于张春桥拒绝对任何事情进行回答，同时也拒绝了任何形式的辩解。所以，使得这次法庭辩论完全成了公诉人在唱独角戏。旁听席上的人们对未能看到张春桥的精彩的表演而感到遗憾。
张春桥来到法庭的时候，嘴噘得高高的，竭力要显示出自己的凛然正气。但是他的模样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仿佛像一尊石雕，蜡黄的脸上毫无血色，坐在那里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僵尸。
这时的审判长曾汉周，已经坐到了主审官的席位上，他宣布了辩论的开始。
公诉人马纯一是在没有对手情况下发表他的辩论词的。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早在一九六七年初就在上海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导到中央，党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所有的权都要夺。’并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把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视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污蔑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主张‘一个也不留’。张春桥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他们正是在这个纲领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疯狂地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
一提到夺权，张春桥马上想起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四日，毛泽东把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对他讲的话：“从上海掀起的夺权风暴，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真正革命，比新民主义革命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红秀才可是要好好地作文章哪。现在最大的关键，是要把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上海要做这个工作的带头人。对于你们的夺权，我们的敌人肯定是要攻击和造谣的。我看，让他们骂上一个世纪他们就不骂了。那时我们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就会得到举世的公认。”
对上海的夺权斗争，毛泽东亲自指示，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进行了祝贺。张春桥至今记得里面的内容：“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的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那时的张春桥，面对全国各界的欢呼和学习，是何等的风光呀！
公诉人讲到这里时，特意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像是睡着了，身子稍微有点摇晃。其实，他是为他陷于回忆中的精彩而得意忘形呢。
马纯一继续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指使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第一次推向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多次诬陷人大常委委员长朱德是‘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污蔑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大量材料。一九七四年十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等人搞篡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张春桥又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诬陷邓小平是‘纳吉’，给再次打倒邓小平定了调子……”
张春桥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在闪光灯的照耀下，发出黄喇喇的明亮。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使人们很难猜测他的内心究竟是在想什么。他的两条腿在不停地交换姿势，支撑着他那瘦弱的身体。
他的耳旁，响起了毛泽东对他和江青的称赞：“江青、张春桥他们在反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作了决定性的贡献的。他们在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好的，有功劳。但是不能背上包袱。背上包袱就要骄傲。他们的问题主要是骄傲的问题。这不好，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他们所干的，离毛泽东的要求，相去何其远也！
“被告人张春桥出于篡党篡国的反革命野心。对于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地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指使、策划下，上海市有十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他直接操纵和指挥‘游雪涛小组’，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制造多起冤案，迫害干部、群众一百八十三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他指使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伤残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与姚文元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省革委大院的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
坐在那里，张春桥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纹丝儿不动。这种功夫，好像经过了多年的修炼，已经老道精熟了。专门对他进行摄影的记者，偶尔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不时地睁开注意观察着周围的反应。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可以觉察到他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随时窥测着方向，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会像猛虎一样地向着他的对象扑过来的。
张春桥当然记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粉碎了所谓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这篇经过了毛泽东审读的社论，表达了毛泽东对以王效禹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在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遭到了阶级敌人的包围和反对的时候，我张春桥给予坚决支持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听毛泽东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结果。他从心里这样想着，狠狠地骂了几句。只是没有任何人听见而已。
公诉人的声音继续在法庭里回荡着：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实现其篡党篡国的野心，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他多次布置上海，要武装所谓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提出‘要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的口号，妄图利用这支武装力量，来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他给徐景贤等人出谋划策，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样的赤裸裸的反革命罪行，难道不是你张春桥经过多年经营的结果吗？”
张春桥的嘴角咧了一下，随即鼻子哼了一声。
马纯一继续说：“上述的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被告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一条、一○二条、一三八条，犯有阴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讯过程中，张春桥态度顽抗，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终于讲完了没有人和他辩论的辩论词，嘈杂的旁听席上逐渐地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张春桥。他们希望能听到这位被郭沫若称为‘狗头军师’的声音，那怕是几句怒骂也可以呀。只见张春桥充满血丝的眼睛睁开了，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后，又闭上了眼睛。
审判长曾汉周拖着长腔道：“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一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力，你有什么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的脸色没有丝毫的反应。整个大厅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的声音。和刚才公诉人发言时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曾汉周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对张春桥说：“现在我们再等你两分钟。”
张春桥脸部的肌肉微微地抖动着，法庭里几乎可以听见他轻微的呼吸声。他额头上的汗珠在往下滚动，但是他连擦都不擦一下，只把他大腿的重心移了一下，以便继续坚持他那对抗者的姿态。
两分钟的时问，对张春桥来说，是那样的漫长。但是，对审判长来说，只是短暂的一刹。曾汉周终于拍板了：“被告人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终结。”紧接着，他又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春桥，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听见了没有？”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瞪了审判台一眼，对他的等待不予理睬。
“好，被告人张春桥不作最后陈述，记录在案。”曾汉周已经完成了他今天的开庭审讯。于是宣布：“现在闭庭，被告人张春桥等候对你的宣判。”
张春桥在法警的押解下，挺胸快步地走出了法庭。在他的眼里，这只是一场战斗的结束，他面前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呢……
张春桥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天空。啊，万里无云，红日当空，本来是晴朗的季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历史的老人，你该怎样地来写这段叫人伤心落泪和悲痛万分的岁月呢？他想放声地大哭一场，又放不下他那张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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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他翻开了《毛泽东选集》……
张春桥和江青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薄一波拍着桌子说：“我看不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刑，实在不足以平民愤。全国到处是一片杀声，我们一个不杀怎能说服了群众？特别是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实在是坏得出奇了，这个家伙一定要杀。江青如果考虑到影响不杀可以，张春桥有什么功劳？半点功劳也没有！有的只是罪恶！小平同志，这个板可是靠你来拍呢。”
“别着急嘛，看看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再说。”邓小平这时候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足可以定下了他们的死刑，但是这几个人毕竟是在全国全世界，甚至在历史上都是最有影响的人，搞得不好，将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形象和政权的稳固。稍微的过失，就会给将来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他不得不慎重。另外，他也知道，不管听了谁的意见，最后的帐，始终是要记在他自己的头上的。
邓小平的案头，就在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那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献了。就是几千年后，这篇东西也是要说话的。与其将来让人们说三道四，不如现在就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于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这样说：“你们给张春桥定的罪行可以少几条，不要搞那么一百多条。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罪行就是只有一条，也可以判他死罪。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的多少。江青、张春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的反动统治，这一条还不够杀他们吗？够了！完全够了！”
在场的人注视着这个国家和正常的总指挥，连华国锋也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着他的话。
“可是，我看了张春桥的许多材料，包括他的讲话。”邓小平说，“我对他的一些情况就更加了解了……”
是的，张春桥的一些话，特别是在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是在他的耳边轰响：“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一条是靠群众。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邓小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张春桥的这些话不是假话。在当时，他不需要说假话。这些表功的事情，他不敢强争。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教育，多次提出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安亭事件。”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份，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所以工人们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们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对这件事，实际上有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和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向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呀，铁路不能断呀，等等。这些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气和地听，听他们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开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好多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他们不参加。开完大会，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他们也不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以后，又把他们甩在了这个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的那个方针去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交通’，实行白色恐怖，进行镇压岂不是理由很充分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的关头没有犯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他们回到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问题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我决定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中断火车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
“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即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准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几个为什么。陶铸、陈丕显和曹荻秋的方针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工人群众。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造反派连几万人都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是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比较稳定，与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稳妥，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谈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保市委的‘赤卫队’的头头呼喊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呀，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四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只，拥挤到一百二十几只。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企业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重新调到要害部门去，像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上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火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个方面把造反派的队伍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作装卸工人。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的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局长找不见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点主意。比如像《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风暴’的说法才出来……”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不少。一月中旬，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突然发出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指名攻击我是陶铸和王任重似的人物，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去吧，不要管他。闹了几天，越来越不像话。我和姚文元是参加他们的会的，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顾全大局。他们不听，要开‘打倒张春桥大会’。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覆考虑了两天，到底发不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工人和学生要求把红革会的头头抓了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有抓。‘红革全’的战士们造了头头们的反，要开万人的批判大会，我们明确地表示不要开。就是对‘赤卫队’这样的组织，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宣布它非法，也没有把它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它打垮的。革委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
“你们提到了陈丕显，对他的争取实在是难呀。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会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辟谣的时候，陈伯达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很大的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我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同志主持的，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那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铙漱石。我一月份到上海，和他谈话，而且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你经受得住考验。’但是不行。这个人，过去我们了解一些，但是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以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也发出来了，但是他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到十六日还给‘红革会’签发了一万元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不多吧？陈丕显却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等，转移到毛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给他打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但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每个人的花样也不能相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家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过去总觉得他是红小鬼出身，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但是毫无结果……”
“我和上海警备区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的意见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以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我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传单不敢看，这是上级规定。红卫兵给我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现在转变了，因为今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都支持了造反派，那我们也要支持，感情就变了。’同志们，只要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就觉得他们可爱了……”
邓小平仔细地看了这个讲话，对张春桥这个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危险分子。如果把他放出来，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工人和其他群众煽动起来。他自称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造反派是穿着一条裤子的人。对这样的人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他永远地镇压在雷锋塔下，一旦他们再出世，那可真要造成天下大乱了。
邓小平的思路通过这次审判，竟想到这里来了。
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张春桥也想到他的这个讲话。他想点点这个讲话，提醒当局注意一下基本事实，但是他忍住了。他相信他的这个讲话迟早会被历史家们所公开的。就在这时，他打开了《毛泽东选集》，翻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这一篇上，认真地研究起毛泽东关于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基本观点起来了……
他认为，今天当局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广大造反派头头的镇压，决不是偶然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反动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就说过：“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从运动一开始，刘邓就把成千上万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判；现在，他们在“揭批清查”的旗号下，以清理三种人为名，实际上继续迫害和打击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以及广大群众。如果那时人们还不理解什么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话，那么通过这次反覆，应该是看得更清楚了。
张春桥始终不甘心这样的结局，他多么希望在一个早晨或一个晚上，神州大地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呀！
看到这里，浮想联翩，张春桥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估计着马上到来的宣判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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