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以来的中国左翼复兴
中史俞
一看中国历史，就可以明白它的庞杂无序。一看过去卅年的中国历史，就可以明白它的盘根错节。除此之外，还可以明白些什么呢？理论无穷多，方法无穷多，“事实”无穷多，认识也无穷多。那么，从哪里开始呢？总要从最重要的一处开始。哪个是最重要的一处呢？不论哪个“最重要的一处”，不论谁的“最重要的一处”，都统统是要被拉到超高倍放大镜下固定、剖开、审视、分析的。哪个是本文理解的“最重要一处”呢？这就是转化，矛盾的转化，状态的转化：经济上，从类集体社会主义到市场独裁主义的转化；政治上，从“灭资兴无”到“灭无兴资”的转化；意识形态上，从全面平均主义到过度精英主义的转化，从以长远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到以短浅表象含义为中心的“逆向”民族主义的转化，从空想实验主义到绝对发展主义的转化，从单枪匹马逆水行舟的支流的左翼堡垒到与全球新自由主义同舟共济的主流的忠实保镖的转化。
每一种转化都是特殊矛盾关系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群体的具体反映。虽然把所有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关系罗列于此的主观意愿并不现实，但是依然可按上述重点对其进行尽量准确的评析。下文是评析的开头。
左翼是一元化的吗？
没有定义就无法评析。在中国谈“左翼”，谈中国的“左翼”，谈来谈去，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任何定义都必须决定事物的特性；不决定事物特性的定义是无用的。但是，定义左右翼，把“左”“右”完全对立起来，不是又要退到历史的错误循环里去了吗？是喽，夸大地讲，对任何事物的准确定义都是“扣帽子”，不扣帽子的定义在哪里呢？真空里或许是没有扣帽子的，但人类却早以扣帽子的形式发现并定义了真空。有人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犯了太多错误。” 不错。但是，难道今天就没有在以相反的形式犯同样的错误吗？左右难道不是确实对立的吗？它们的统一和斗争，难道是哪位神仙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吗？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对立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左右就不是普遍存在的呢？极左派对左右含义的错误理解闹出了大乱子，把多少人民内部矛盾视同敌我矛盾，这是明确的，不可回避的。可难道必须就此否定极右派更加错误的理解吗？难道极左派红卫兵的“反右扩大化”就是罪过，极右派还乡团的“反左扩大化”就是圣旨？天上地下都没有这个道理。两者的错误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层次分明的错误理解恰恰证明了矛盾的真实存在，对立斗争的真实存在，左右的确实存在，恰恰证明了重新出发，重新定义的必需。这个重新定义的关键，正是要承认历史与现实，承认创造历史与现实，互相作用并紧密相连的普遍和特殊条件，承认中国左翼这个不断发展的统一体中不可开交的矛盾，承认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则即便是这个新定义也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完全解释中国左翼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切内容，更不能完全解释每一个中国左派对左翼阵营历史遗产的全部看法。
左翼、右翼并非一成不变的顽石，而分别是复杂的、不断发展的社会矛盾关系的统一物。两个统一物在根本上格格不入，这是其对立性的体现；但是同时，它们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关联，这是其统一性的反映。绪论中在回顾两个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与瞿秋白的斗争时，对此已有所提及。无视农民革命潜能的陈独秀在离职后被中国共产党批评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如此看来，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斗争的瞿秋白就是左派了？错喽，瞿秋白的路线被认定为“左”倾盲动主义 。这样的历史回顾所阐明的并非是事物的不可知性，而是重视矛盾复杂性的必要。此外，要完全明白这种复杂性，还必须清楚，一切公开的官方文献及数据都业已经过精心筛选，而筛选的原则是“突出那些被指控对此前政策性错误负责的政敌们的失败” 。
在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广大左派正是这种政治指控的主要受害者 。此处所指的左派，并非近卅年主流媒体一直宣扬的所谓“党内左派”。主流媒体的逻辑是什么呢？它们的逻辑是：在中国共产党及一切共产党内，保守派（或保皇派）都是左的，改革派（或革新派）都是右的 。而改革派的形象是多么积极，保守派的堡垒又是多么坚固！在主流媒体的心目中，右派前赴后继，“舍身炸碉堡”的形象是多么可歌可泣！当然喽，“舍身炸碉堡”的本来意义在这里被翻了个底儿掉，共产党员董存瑞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摧毁国民党反动堡垒的舍生取义，被转化成右派精英为拯救百姓于中共专制堡垒的水火之中而杀身成仁。这样的故事我们已经麻木不仁地听了三十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这些大杀四方，逢人便扣极左高帽的右倾安徒生们终于不那么吃香了。他们对左右定义的混乱不堪也开始完全显现出来了。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新既得利益集团 － 尤其是志得意满地把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右派历史作为政治资本而公开宣扬的旧人们和“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高呼右派光荣的新人们 － 已经在过度的市场独裁制度（即国家强力监督下的市场极端主义）的选择性光辉下取得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与财富。领导这种转化的核心力量是欲借此解决其合法性危机的中国共产党，指导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由于这种情况，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权力结构已经完全变更了 。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与西方的右翼渊泉把大多数对抗其霸权的人们归于左派，不论他们是情愿的还是被迫的。因此，任何在中国的社会运动及民间 － 尤其是工人阶级 － 对新自由主义自觉不自觉的反抗都蕴含着强烈的左翼倾向。在这一点上，汪晖持相似看法。他区分了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与“在新的市场扩展中发生的以社会自保为目标的运动”。后者在他看来是自然趋向于追求社会平等与正义的，而由于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种追求本身就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更不消说在一个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秩序里的情况了 。
若将汪晖文中的“社会主义”一词直接改为“左翼”，则一个更大的团结，一个更广泛的知识分子和民间对（集经济正义与政治平等于一身的 ）社会安全 的共同追求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这种对社会安全追求的不同理解，正是区分今日中国左右翼的核心标准 。这个定义绝非一纸空文；它的本质是相当实际的。今日的中国右翼要三样东西：一曰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二曰国家的最小化干预（minimal state interference），三曰全面私有化（full-scale privatization）。三样都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而凡是能在实际中抵抗这“右三样”的，都是今日中国左翼的武器。
虽然这些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武器在根本上是左翼的，但它们并非就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而中国左翼遗产之丰富，在国内外一切右派意料之外。让我们先从最直接、最透明的地方开始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一场势如水火的学术辩论悄然兴起。辩论的主角是自称“自由主义”传人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与一群他们口中的所谓“新左派”。自世纪之交而始，尤其是2003年以来，这场论战逐渐升级，从学术界的二亩三分自留地渗入了大众文化，它先是大张旗鼓地在主流媒体中出现，随即势不可挡地在互联网上发展壮大。左右论战在网络上的急速扩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网络技术在城市地区的普及化，二是阶级矛盾在广大农村的尖锐化。由于这些条件，普通的中国工农就不仅是右派统治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也成为与其斗争的天然同盟军了。与此同时，在转化的同一性的作用下，由于新自由主义“帽子工厂”的空前强势，一个知识分子的左翼联盟也被迫 诞生了。这个联盟既包括那些自觉从属于各左翼支流的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虽苦于引“左”上身，但由于他们对特定领域内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坚决斗争，而被中国右派结实刻上“左派”铭牌的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由各阶级的暂时团结七拼八凑而成的左翼大联合，这样一个扎根于转型社会秩序中的矛盾集合体，能有什么意义，能有什么作为呢？一看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不过是“春去春又来”的自然现象，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已。中国左翼的历史根基正是这样一个七拼八凑的统一战线。在五四运动中反帝反封建的正是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在新文化运动中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正是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激发并鼓舞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正是在这样一个统一战线中，同时弥漫着决定论与意志论，空想唯心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今天的中国左翼也是如此。没有这样的辩证理解，就不能够明白中国左翼的甲乙丙丁 。中国左翼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严丝合缝的统一体（即便是，也只不过是矛盾的统一体）。在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和三十年市场独裁制度的实践后，它的范畴空前扩大了，矛盾也空前突出了。但是，只看内部矛盾而不看统一战线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一旦这样，就无从看到新自由主义“把人变成鬼“的全球化时代里中国左翼主次矛盾的确实转化。他们的反对目标是明确的，主要矛盾也是明确的。其余一切矛盾，都被暂时抛到一边，搁而不论了 。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把马克思主义看作阿尔都塞笔下一种“问题意识”（problematic）的看法或可借鉴：“【马克思主义】可被如是鉴别：并非依靠特定的立场（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哲学意义上的），而是依靠对一系列特定问题的聚集之归附 － 与其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自身）一样，该聚集的组成是动态的、不断重组和重建的。”
“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 － 这是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反复论证过的道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的最根本主题。这个过程以新领导层“针对激进社会分析的运动” 开始，与自己的左翼遗产与革命历史一路高唱反调：在国内以“标准化的”（即一切向“标准”、“规范”、“职业”看齐的）新自由主义教条推动全面商业化和所谓“去政治化的”话语（“depoliticized” discourse），在国际上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以“成为国际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一员” 而韬光养晦地奋斗。左翼思潮是新共产党的领导层避之不及的，但新政权的反调本身就已经创造了左翼思潮复苏的基本条件。最令右翼领导人们叫苦不迭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正是在“文革”中公开镇压右派，公开支持左派，公开提拔基层代表，公开鼓励群众首创精神的“灯塔” 。于是，这些“文革”的口号和实践就变成了隐隐作痛的智齿，难以消除的魔咒，无可名状的顽疾；它们“形成了中国意识形态新动向下不为人知的支流，【并】以其此前的经验” 继续对现政权施加着持久而强大的压力。在“造反有理”的广泛流传下，在共产党自己鼓励“公民通过大字报、批斗会、揭发会等公开形式表达其私人批评” 的历史传统内，在中南海新华门左侧影壁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标语的对立面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 － 边，在门内影壁上周恩来手书的“为人民服务”的题字外，在天安门广场四周唯一免费向群众开放的毛主席纪念堂前，要将一切对现政权不利的革命印迹痛快淋漓地付之一炬，是不可能的了。与此相对应的，是同样被缚住手脚的中国新富阶层。当他们终于可以开始“利用外部力量达到特定的国内政策议程”时，这些托“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之福陡然而富的年轻后生们的“愿望及宣传他们议程的自由，”却被“外部力量和内部的政治论争” 牢牢钳制住了。换句话说，党解决不了自己的固有矛盾，新自由主义霸权也无法全面控制整个中国。
自然，所有这些矛盾的发展都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同其复兴一理，自1976年以来对左翼的镇反及以之为必要条件的资本主义复辟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对镇反及复辟的自发斗争从未停止。按毛泽东的理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而“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后毛时代中国所经历的，正是一条对党内左翼鸟尽弓藏、持续镇反的道路。最“左”的“文革极左派”在毛泽东去世后立即被捕，从此永不得见天日；其后被勒令结束政治生命的，正是在逮捕“文革极左派”中功勋卓著，一度风光无限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及全部剩余的“文革左派”；这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的那些更加“不左”的左派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存在了；待到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党内左派全部无影无踪之后，最后的，也是最无着无落、软帮软底的高层“左派”（全新领导层中相对左的）还闹个什么劲？1992年，他们悲壮而无效的华彩被正式扼杀。直到这一年，即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十六年，中国共产党对体制内左派的多年镇反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是，体制内左派的没落，反而给既受“改革开放春风”哺育，又蒙“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教育”教诲的新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在他们之后，是改革开放“春风吹又生”的民间左派。这种屡试不爽的矛盾的同一性是党内右派们始料未及的。
转型与转型时期的战争: 1976-79
如汪晖所言，“转型”是当代中国讨论里最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转型】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完全不得要领的。” 这里提到的既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从所谓的“十年文革”到“改革开放” － 一个并非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被那些把邓小平的加冕等同于改革的经济成就，又把改革的经济成就等同于自己的飞黄腾达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肆意宣扬的正在进行时 － 的“转型”。然而，“转型”并非邓小平的发明。自1958年以降，毛泽东全部努力的最终意图都是探寻一条以独立自主为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这条路线下的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独特的“转型”状态中。这种独特的“转型”状态持续到毛泽东的逝世。此时，中国的社会制度“既非明显的资本主义，也非正统的社会主义。”
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在1976年秋天驾鹤而去的，是此前一直主导社会主义中国的以长远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主义思想。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的两侧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幅标语。但它们的全部剩余意义，不过是提供“一个可见的过去，一个可见的延续，一个可见的最初的神话” ，以打消党内左派与普通国人对中国是否仍在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疑虑。
毛泽东生前曾经明确表示希望火化 ；然而在他去世后不久，华国锋 － 传言中毛的继任者 － 就在10月8日宣布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毛泽东的遗体将被永久安放在纪念堂正中的水晶棺里。正如十九世纪法国路易·波拿巴假借拿破仑·波拿巴名义而成的雾月政变一样，中国的新领导层不仅有对毛泽东的“歪曲模仿”，在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时期的开端，在一个左翼的斗篷下，他们还有毛泽东本人，“以他必须出现的形象被模仿着” 。在宣布决定的前三天，“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华国锋与叶剑英借政治局常委会而发动的突然政变背叛了 － 当然，也可以说是辩证地继承了 － 毛泽东造反的一面。在四个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这两个人逮捕了那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功劳真正大”的“英明领袖”与“叶帅”；那两个人是“四人帮”中的张春桥与王洪文 。此后，江青、姚文元等一干人众被依次逮捕。次日，除华国锋以外的唯一政治局常委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叶剑英看来，把毛泽东的妻子、侄子、女儿及“四人帮”的其余三人逮捕并隔离审查只不过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而已 。10月15日的《人民日报》更是夸张地高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世人皆知的是，随着“胜利的十月”政变，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毛泽东时代正式结束了。十几名最重要的“文革左派”被从此清除出正面舞台。“反潮流”先是在华国锋领导下摇身变为一个短命而病态的主流工程，而后又被邓小平“顺（全球资本主义之）流而进”的思想代替。
何希诚所言不谬，温庭筠名句“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正中后毛时期中国的靶心。华国锋政权的邯郸学步，是对毛泽东时代逆水行舟般独特转型的绝妙讽刺。1977年2月，华国锋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的所谓左，比“四人帮”要弱得多了。其所作所为，无不令人想起马克思分析路易·波拿巴的切入点：“【国内的】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虽然其改革方案在根本上与1975年邓小平的政策殊无二致，但华国锋从未将发明权赋予1977年7月21日正式复出的邓小平 ，而是如履薄冰地将宣传重点押在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上 。8月，华国锋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97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了该主张的合法性。宪法序言加入了如下表述：“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实现四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根本任务。然而，这个根本任务并不属于已经风雨飘摇的华国锋及其所代表的所谓“凡是派”。到1978年11月为止，通过批准有关部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及《贯彻中央关于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党中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摘掉了所有毛泽东时代右派分子的帽子。次年一月，一切“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即旧剥削阶级及其帮凶） － 也被“拨乱反正”的党中央当作“正”的代表，慷慨绝伦地“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而与此同时，多少人以所谓“极左”获罪、被整、被杀，并永世不得翻身！毛泽东的文字仍然发人深省：“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
党内盲目的自由主义者们似乎应该雀跃了：你瞧，“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高瞻远瞩的党中央终于落实了政策，右翼“革新派”高头大马地“又回来了”，左翼革命派统统被赶回二姥姥三舅舅家了，“锦绣前程党指引，万里山河尽朝晖”，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对一些人而言，全国形势当然“就是好”：在政治重组工作基本结束的1978年底，“碰巧”出现了多人狂贴大字报、矛头直指党中央（这些大字报笔下的“党中央”是毛泽东的“党中央”，是华国锋、汪东兴与所谓“凡是派”的“党中央”，并不指向身处“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邓小平）的所谓“西单民主墙”事件 。在很短时间内，对大字报的集中讨论就转化成为在北京中心地带的政治示威活动 。
外头哇哇地叫，里面哗哗地闹。在拥邓、批华、反毛的（向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示威声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中在北京召开。此时，邓小平业已巧借毛泽东之口将其“钦定”接班人及所谓“凡是派”牢牢按在了自己的五指山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月10日，由邓小平的“好学生”胡耀邦审定的同名文章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这篇“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的文章在第二天被《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亦予转载。而《光明日报》发表该文之际，恰逢中国“朝内无君”之时，“那知自己归来丧”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待到他13日返回北京并被告知此事时，惜哉，大势去矣。感到该文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倾向的华国锋与汪东兴 －五人政治局常委会中仅存的两名“文革左派” － 匆忙陆续召集高层宣传工作者开小会了解情况。然而，时不利兮 － 形势已无可挽回了。此年8月至11月间，中国32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35名主要负责人分别表态支持邓小平对“凡是派”的批判 。这场关于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从不是什么学术讨论，更不是什么哲学讨论，而是一场上屋抽梯、决胜千里的政治斗争，一场始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的口号，而终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两岁”的事实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建立了新的统一。党中央的主导意识形态由温和的文革左翼思想彻底转化为“标准化的” 自由主义右翼思想了。这样的主导思想确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一直延续至今。
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首次强调，不论其目的如何 －《公报》义正辞严地声明，“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 “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此外，全会高度赞扬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成就；撤销了“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借毛泽东之口，确认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借华国锋之口，通告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即以经济发展为全部目标的事业）；按功排定了在邓小平出山后各路人马的座次；成立了以清查“四人帮”、其“余党”及文革中“极左派”错误为纲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终于成为了“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三中全会迅速取得了右翼势力渴望的国际影响。1978年12月，美国《时代》杂志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Person of the Year”）。而邓小平也将恢复中美关系作为了他的首要考虑。“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毛泽东的面具装作真正的毛泽东以后，这位右派领导人又一次把自己“平凡而令人生厌的特征” － 它们在短短两个月后就完全暴露了 － 隐藏在了毛泽东的“没有生命的铁面具之下” 。这是一个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的矛盾角色：为了展示对毛泽东外交政策 － 尤其是对美政策 － 的完全继承，邓早就跃跃欲试了。但他所继承的既非“表”也非“里”，而仅仅是空无一物的“外交”两个字本身。于是，一个集蒋介石之拘谨与宋美龄之风度（当然还有二者共同的犬儒主义）于一体的新时期复古外交家在1979年初的中国出场了。
这个外交家所代表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封锁下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被美国老爷们承认合法的中国，是一个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眼中贫穷、野蛮、专制、极权的中国。至于她受到西方封锁的缘故，新自由主义者们抹着眼泪说，那是毛泽东落后、自闭、顽固、无知的性格的必然结果。这个逻辑的错误是本末倒置。必然结果是有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自力更生”就是一个 。正是旧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创造了新中国，正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新中国导致了帝国主义的疯狂封锁，正是帝国主义的疯狂封锁激励了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是喽，没有革命就没有这一切，但没有革命，大多数中国人早就没有命了。在这样一种腹背受敌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外交策略只可能是与同仇敌忾的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联合起来。这样的策略不仅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的根源，也正是在1970年毛泽东“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 的“五·二零声明”后两年内就使美国总统尼克松飞抵北京，在 “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巨幅标语下走过的根源。七年后，复古外交家邓小平仅仅继承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尤其是美国 － 发展外交关系的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却被作为“改革开放新纪元”的成就而大加宣扬。同时抛弃的是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自力更生，“把这深情厚意送往那四面八方”的“国际主义义务”。
而美国政府更没有什么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她的合作是有条件的。1979年1月底邓小平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的访美活动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的外交魅力不逊于几十年前的宋美龄），但更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后立即发生（邓的政治魄力也不逊于几十年前的蒋中正）。这个事件的主人公身上聚集了外交魅力与政治魄力；然而在一个西方世界最浪漫的日子里，他的魅力与魄力却以最不浪漫的方式打破了东方社会的含蓄与羞涩。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 。越南一直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传统盟友：且不消说越南劳动党最杰出的两名领袖长征与胡志明同中国的深厚渊源（长征之名的由来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在前十几年，中国政府还调遣了三十万解放军战士赴越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道进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但在1977年底与苏联政府签订《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后，越南立即入侵了北京明确支持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国，并占领大片领土。次年12月，越南又正式发动对柬的全面侵略。可是，这并不完全构成向一个与中国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邻邦悍然宣战的正当理由。真正的理由在哪里呢？在越苏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并肩发展上。美国政府对复古犬儒外交家的盛情款待是控制全球市场的国际右翼势力发给中国的通行证；中国的对越战争是中国右翼势力还赠美式资本主义的感谢函。在持续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退出“反帝反修”的独立道路，正式加入了美帝国主义的所谓“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各个领域内针锋相对。在这个联盟中，中国政府是美国政府的先锋队，美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后援团。用汪晖的话讲就是：“【中国的对越】战争本身成为中国融入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的真正开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揭示了市场化与暴力之间、开放与全球权力结构之间的历史联系。”
在仅一个月的越南境内作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结束了主要战斗。在修正主义“光荣复辟”与右翼全面复兴的大势下，中国政府意在“教训越南”（并警示苏联）的战争的“胜利”不过是符号性的。为了这个符号性的“胜利”，解放军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不仅如此，两国间的边境争执与小型战斗一直持续到1990年。
过渡时期的斗争与镇压：1979-8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新中国政权成立三十年后，枪杆子里面又打出了一个新政权。这个新政权在过渡时期的新任务是对现存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首先清除一切政权内的“旧人物”。这些其眼中的“旧人物”正是十年前的“新人物” － “文革”中“勇敢的闯将”们 － 所有残存的 “文革左派”。为了清除“文革左派”，必须首先重新定义“文革”。直到此时，“文革”仍被认定为一场虽有“缺点、错误”，却终以“粉碎极左派四人帮”而胜利结束的历时11年的大革命（1966-1977年）。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公报对“文革”的客观评价弦犹在耳：“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但是四个月以后的1979年3月，邓小平就匆忙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他的个人认识：“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如此简单而唯心的类分法是对1976年以降中国官方一切对“文革”认识的公然逆反。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将“文革”定义为1966年至1976年间的全国大混乱、大崩溃、大暴力、大黑暗（即右派畅想中的“文革四大”）时期的类分法，从此统治了神州大地 。永远高举邓小平的“文革混乱”法则，用“文革混乱”法则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文革混乱”法则挂帅，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而这种将稳定放在动荡对立面，秩序放在无序对立面，和谐放在混乱对立面的两分法 － 其实质并不比几千年前芝诺（Zeno）的阿喀琉斯（Achilles）悖论高明多少 － 恰是中国新领导层向“标准化的”新自由主义大厦的转化之经典表现。不久后，这种转化就全面深化了。深化的表现之一即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末的“社会动荡”及1992年左翼激烈论争期间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不搞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等等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亲手缔造了当前中共意识形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到1980年，毛泽东提议加入的“文革四大” －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 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安居了五年 。而当民主墙们终于开始对他领导下的新政权发表异议的时候，邓小平恼火了。1980年8月，根据邓的建议，两年后颁布实施的1982年宪法废除了“文革四大”与工人罢工权（即“罢工自由”条款）两个条款 。在这两条的废墟上，邓于1979年树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此时的中国改革与对“文革”天翻地覆的重新评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文革”确实创造了对其重新定义的客观条件，使“不管黑猫白猫”的右翼改革在中国成为可能。但是，自1979年3月至今，对所谓“十年文革”时期的暴力是不是被渲染过头了（似乎革命就应该是请客吃饭，是做文章，是绘画绣花，如同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然，不过分渲染是不行的，因为积极渲染它的正是当下“普遍的话语框架” ，而这个框架的根本前提正是对“文革”时期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全面谴责与否定；一旦脱离了这些，当前框架内极度右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难以实行了。在民主墙们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之名被源源不断地押抵那些重新开张的劳教所的时候 ，谁还记得在短短十几年前的“文革”初期，在“砍监放犯”、“不要强迫改造”、 “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采取镇压、压迫的办法，他们宁肯死”等一系列最高指示下，中国各地有多少劳改单位被拆除，又有多少在押犯被清理回原籍 ？谁还记得1968年12月批准执行的《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求报告》？谁还记得由此精简了多少公检法干部 ？谁还记得湖北省在1968年全年“将原公、检、法干部精简90％” ？谁还记得那些今天被广泛批评的劳教、少年管教和强制劳动制度曾在1966－1970年间被彻底废除 ？俱往矣，俱往矣！“文革”后不久，右翼领袖们“一朝权在手”，立即重走修正路，再不想回（革命的）头。这条修正主义回头路全面恢复了“文革”前新中国的司法体制，并按“标准化”的方针政策继续大规模扩编、扩监：1978年末，高检院被重建；此后被重建的是同于1959年撤销的司法部与监察部；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与此同时，新政权下警察队伍、劳改场所、监管单位及各地监狱的数量开始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
所有这一切 － 邓小平的先期改革、“文革”前司法体制的恢复与扩张、对“文革”的重新评价、对宪法“文革四大”及“罢工自由”条款的废除 － 的根本前提，是新政权以“粉碎四人帮”为名，却以合法化1976年十月政变为实的两手攻势。十月政变后，一场“揭发、批判、清查”（即“揭批查”）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待到1981年判决两个“反革命集团”期间，已有百余名全国闻名的造反派领袖及数万名各地方上的造反派被审判；他们的罪责是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为”，以及“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可是苍天在上，“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只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号召‘造反’。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都是这个党中央的一员，都是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投了赞成票”，也公开支持并鼓励群众造反的 ！这场由党内右翼官僚集团一手主导的历时两年的运动“在不少两派斗争本来就严重存在的省市迅速地演变为一场专门针对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阶级队伍’。成千上万参加过造反的群众又一次被关被斗、致伤致残。”
在所谓‘去政治化’的面具下，镇压民主墙们的名义正是令多少“文革”受害者心向往之的“法律” 。此后的十年，即今日中西史学家眼中的市场改革的十年，也恰恰正是“法制建设”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对“法制建设”和“市场改革”的公开异议在中国境内几乎闻所未闻，彷佛任何形式的政治激进主义都已经和对“十年动乱”负全责的“四人帮”及“极左思潮”一起“告别中国”，被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样。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正式拉开序幕。这场规模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做出了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保证，而为其打头阵的，正是据称个人利益与管理权力在此前三十年内被尽数剥夺的几亿中国农民。四月，中央政府引入实验性质的责任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奖励系统取代了在此后四年内被逐渐取缔的人民公社制度 。五月，八个国企改革试点同时开工。两个月后，广东与福建两省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及相关政策的一揽子提议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 。再加上对物价平衡体系翻天覆地的调整，这一年内全国接二连三的改革新动向证实了汪晖的观点：“1979年标志着改革的真正开始” 。
在高歌猛进的经济改革的表皮下，与其血肉相连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1980年，中共高层内所有残存的“文革”左派均被彻底清除。这些远比“四人帮”温和妥协，却已成为新领导集体中最“左”（即最不妥协）的牺牲品的代表，是汪东兴和陈永贵 。在十月政变中功勋卓著的汪东兴，从政权更替之日起便逐渐失宠。而大寨 领袖陈永贵 － 这位在“卑贱者最聪明”的大旗下由毛泽东一举提拔为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的农民代表 － 也在当年8月被解职。一场系统的反陈永贵运动由此开始。运动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对“农业私有化的政策批准” ，运动的目标是陈永贵及其大寨模式所代表的集体农业。突然之间，成就卓越的大寨被批判、诋毁为阻碍农业发展的“极左”典型 。同时应运而生的是对“十年动乱”期间（这就是背景）学大寨运动中“极左路线”导致的141例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报道。当然喽，“天亮了，解放了” （这就是背景），这141例案件中已被新政权平反了140例 。
在这场令人目瞪口呆的高层政治斗争中，八亿人民飘摇其间，却又逍遥其外。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这一年最难以忘怀的戏剧化事件只有两个：一是刘少奇的平反 － “叛徒、内奸、工贼” 刘少奇之死 被邓小平转而定性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二是“新”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莫斯科奥运会的联合抵制 － 抵制的原因是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侵略。而此时，中国右翼政权为讨好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发动的对越战争仍在继续。
农业改革、反抗与民族主义：1981-84
到1981年，“左”在中国的定义已经转化成了“任何对新政权改革主义的经济政策缺乏热情的” 人、事、形式和机制。邓小平对“文革”期间国民经济的总结则转化成了短短四个字：“完全乱了” 。一切过去和当下问题的症结都被公开归于“文革”。问题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为什么呢？ －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吐沫横飞，不遗余力地宣称：“相当多的干部仍然受着左的意识形态影响” 。也就是说，“左”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对改革负面而保守的态度（右派们说，改革就是大众物质生活的根本保障，反对改革就是反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一条反现代、反进步、反发展、反革命的“思想黑线”。
这条“思想黑线”的持续影响使更大规模的改革成为不可能。因而，新政权必须立即在中共基层展开一场全面而彻底的“清左” 运动 － 其对象将被刻上“四人帮遗毒”的死咒。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将毛泽东谨慎保存为民族主义合法性之象征的同时，《决议》把毛泽东1957-1976年间的执政概括为左倾错误、个人崇拜、经济灾难、政治内乱、混淆敌我（ 党内“走资派”是我非敌）与自相矛盾（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结合 。左翼造反者毛泽东被扣上偏离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双重罪名 ，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中共官方香火不断的仅仅是作为标准化权威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 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合法性，而“非虎非猴”、去左无害的毛泽东。自此，毛泽东被中国官方胆战心惊地奉为封建社会中一脉相承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中共的最高领导也无一不正襟危坐，以“奉天承运”的“天子”自居。新政权的市场改革藉此保持了中国革命的连贯性：改革的公开目的是完成毛、周、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未竟之业，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伟大梦想；改革的公开方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点上，中央的确言出必行。在经济领域（至少是在数字上），改革的成果极其可观。然而，即便是同样的数字统计也可以导致多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衡量改革成败的政治指标从来都是多方面的，充满争议的 。一方面，改革初期关于增加收入及鼓励（包括强制性“鼓励”）私营企业的一系列政策带来了农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并得到广泛欢迎。而在稳定增长的另一面，资产阶级法制机器（这就是标准化发展的右翼逻辑在国家政权中的具体反映）死灰复燃，并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对其政敌势如潮水般的镇压。在大规模的非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与私有化浪潮中，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开展全国性“严打”的通知影响深远 。而军队系统也同时见证了三项重大变化：一是民兵体系的瓦解；二是常规部队的大规模裁员；三是1982年武装警察部队的成立 。与毛泽东时代“军队革命化”的根基完全相反，这些变化的目标是国家官僚系统的职业化。然而遗憾得很，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职业化”的结果与其目标也是完全相反的。“职业化”中国的管理费用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而其效果却远远不及。今日的中国政法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经历了四次（一些人认为是五次）犯罪高峰期：“头三次产生于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犯罪率保持在万分之五左右” 。而相比之下，仅八十年代第四次犯罪高峰期内的刑事大案总数就达到了前三次高峰期刑事大案总数的两倍 。
1983年党的十二大后，一场为期三年的党内整风运动使“揭批查运动”对“文革”后“阶级队伍”的“清理工作”得以延续。“三种人” － 即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 被中共中央认定为“还没有完全清理”。中央同时宣布，这三种人“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 。一场始于党内的整风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在鉴别与“清理”所谓“三种人”过程中，双重标准无处不在，令人触目惊心：所有仅存的1966年至1976年间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被提拔至各中、基层党政机关的中共干部几乎全部被划为“三种人”。而与此同时，党内右翼领袖们自己在“十年动乱”期间骇人听闻的宗派主义暴力却只消他们吐出“违心的”三个字（或者“时代的悲剧”五个字）就被彻底宽恕，既往不咎了 。
在农村地区，毛泽东时代深厚的基层左派遗产也同样被付之一炬。到1982年，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虽然少数地区依旧坚持反对非集体化的潮流，但是作为毛泽东时代农村主要组织形式的集体公社已在全国范围内解体。同时，中共中央在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纪要》的批语中指出：“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增长蔓延” 。这是非集体化在基层带来的必然结果。为避免以“左”获罪，无数基层党政干部几乎是狂热地向农民宣传并强制推行新政策。而直到天灾降临时，清左运动和对个体承包成就的过度强调才在农村真正显露出它的弊病：以群众路线起家的党再也不能将那些被不断分化的农村大众组织起来了，因为基层政治动员已经成为“极左往事”。在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被强行拆散后，“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封建意识卷土重来，再度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 。
非集体化浪潮四处蔓延。1982年宪法规定，人民公社需向乡、县政府移交管理职能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随后展开的，是公社集体经济与福利职能的私有化，和以1984年中央批准农产田恢复契约制为标志的土地使用的私有化。1985年，此前一直由国家垄断的农购计划也终被契约制代替 。
以农业为重点的改革结束于1984年，为旷日持久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揭开了序幕。党内精英认为，由于后毛时代改革的“势头业已涵盖了整个经济体系” ，此后改革的重点应是大规模的都市化（massive urbanization）。此前一年的“严打”和反精神污染运动已经通过全国性的扩警、扩法、扩监、扩捕为进一步的改革与镇反党内左派奠定了基础 。左派在两场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并不意味着右派就是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因为“严打”和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对象并非哪个特定的意识形态群体。按照官方逻辑，“严打”的背景是不久前才在无法无天的“文革”基础上重建法制，从而焕然一新的中国社会，其目标是打击法外分子。而反精神污染运动更不过是党内“老革命们”对新兴的消费主义与享乐生活在大众（而非政治）层面的一次（缓慢而无效的）反击而已。
“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推动经济改革的是政治暴力，维持经济改革的是上层建筑，全新的，以新政权的右倾市场导向为纲的上层建筑。通过把中国革命的遗产解释为与民族主义相符，与市场独裁主义相符，与团结在二者旗帜下的中共新政权相符，与新政权“建设四化”的“历史使命”相符的1981年《决议》和1982年宪法，这个全新的，“与时代接轨”的上层建筑在中国正式登台了。从此开始了“造反有理”的革命遗产向“致富光荣”的“民族主义”的加速度转化。然而，由于革命遗产依旧重如泰山，革命意识仍然深入人心，矛盾不可避免地贯穿了转化的全过程。“今天的民族主义和前天的共产党革命有关？”在“文革”中吃了苦头的知识分子们忿忿地抱怨：“跟昨天的‘文革’才有关呢 ！什么破民族，不过酱缸二字，还配谈民族主义！封建迷信，野蛮愚昧，幼稚落后！” 诸如此类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批判是整个八十年代大众文艺的基调。其中声名最盛的是所谓“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家们”说，“文革”和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不过是历史的延续；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反现代的，我们应当另寻高明，取而代之。可叹他们整日“文学”来“文学”去，原来也只是嘴硬脚软鼻头长的“闻靴” － 闻别个的臭脚。把台湾、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发展奉为亚洲典范的“伤痕闻靴家们”，却不知两地发展的基石恰恰正是他们眼中“无能”的中国文化 ，比之新文化运动中欲与封建中国文化决裂的陈独秀，此辈真是不如远矣！
自毁长城者失去的只是人格。他们获得的将是万世恶名。对中国传统价值的自惭形秽，很快转化为对中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八十年代中后期，否定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最终招致了政府的大规模镇压，因为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是新政权宣扬民族主义的底线。令中南海为难的是，同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八十年代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一味指责蕴含着强烈的媚外倾向 。在一个刚刚通过数十年的暴力革命战胜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使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一条艰难而错误的媚外民族主义之路 － 这正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大矛盾和弱点。伪民族主义（包括今日中国盛行的伪沙文主义）的特点有二：一是没主见，只会拱、不会看；二是没福气，活不长、玩不转。这叫“从来只见????拱，一窝倒比一窝熊”。中国的民族主义学者王小东称此种现象为“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 ；阿里弗·德里克（Arif Dirlik）将之视作“早先东方主义的逆转”（reversals of an earlier Orientalism） ；保罗·匹克威茨（Paul Pickowicz）则把中国“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大众文化中的衍生物命名为“逆向东方主义”（reverse Orient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