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战争和建设的特殊时代背景，“民族主义”主题本身的空洞和错乱被暂时搁置一边了。1984年，根据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范围内上映。这本两年前出版的小说出色地描绘了1979年对越作战的艰难和“极左思潮”结束后民众对民族主义的全新渴求，并获得巨大成功，被接连改编为舞台剧、相声、舞蹈、电视剧等多种文艺形式。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分别获得1985年百花奖 最佳故事片、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奖，及金鸡奖 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辑 奖。民族主义情绪热烈高昂的战争歌曲，例如极度煽情的《血染的风采》 和《十五的月亮》（与毛泽东时代歌曲相比，此二者的主角都是感情丰富的职业军人，而非勇敢乐观的战斗集体），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商业电影导演陈凯歌与张艺谋也在1986年合作拍摄了另一部颇受好评的民族主义宣传片《大阅兵》。与此同时，以高度乐观主义精神热情宣扬后毛时代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的歌曲成批出现，其中一些描绘神州江山的大好美景 ，另一些则呼吁民众为实现“四化”而共同奋斗 。1980年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此类歌曲的代表作：
……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
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啊，亲爱的朋友们，
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
挺胸膛，笑扬眉，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倚仗着标准化与“入世”的浮夸言辞，这种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暂时地掩盖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冲突，并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前后达到了顶峰。在这届华约国家联合抵制的奥运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独舞获得了空前的成功。15枚光灿灿的金牌被作为“新”新中国彻底告别所谓“闭关锁国的极左年代”，并取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广泛认同的光辉业绩而大肆宣传。然而在“成功”的背后，是新政权对其左翼遗产釜底抽薪般的持续打击，和内部左派针锋相对的顽强抵抗。同为1984年通过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就是明证。虽然跟与其同生共死的越南同志战事正紧，虽然右翼党魁们主导的资本主义改革早已兵临城下，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核心力量，以“工农的子弟”、“人民的武装”闻名于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仍然坚壁清野，固守成规。当然喽，军队一直都是决定中共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动向的关键。人民解放军远非铁板一块；由于矛盾的发展，革命者的自掘坟墓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新中国成立（所谓“革命胜利完成”）后不久，即在开国将帅们强烈要求下实行的苏式标准化军衔制就是一例。诗云：二十八年，革命胜利，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军衔上肩，红旗落地 ，自毁长城，任由它去。但可惜得很，这批将帅生活在反潮流的毛泽东时代，一个冷眼向洋的时代，一个同此凉热的时代，一个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时代，一个大胆宣布“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的时代。到1984年， “文革”前夕由毛泽东倡议通过的取消军衔制度的决定已经履行了二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百万官兵仍旧一律穿戴“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三块红”制服。干部与战士服装式样的唯一区分是军装上衣的口袋数量：干部四个，战士两个。右翼决策者们早就对此忍无可忍了。他们虽然行动缓慢，但是步伐坚定。1979年11月邓小平掌权一周年之际，总政治部就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恢复军衔制度”的意见。1982年，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恢复军衔制”。1984年5月，《中国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这年年底，恢复将帅差别、官兵差别、军民差别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部队元老们“对恢复军衔制的解释是【它将】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士气，促进各兵种的协同作战，完成军队的正规化与现代化。” 然而，恢复军衔制的决定遭到了军内左派出人意料的猛烈攻击。由于他们的持续抗争，新军衔制在全军范围内的实施被拖延到四年后的1988年10月1日。如此激烈而持久的内部斗争为世界军事史所罕见。
当然，斗争还是导致了新的统一。1985年，全军官兵都换上了崭新的，职业化的制服。已成为中共军队象征的红星帽徽被内镶“八一”二字（象征1927年红军反潮流遗产）的红星徽章取而代之；六五式军装的红色软领章也摇身一变，化作内镶金星的红色硬领章。“三块红”时代悄然结束 。
逆向“民族主义”的遍地开花提供了“文革走资派”们渴求的自信。在空前自信的鼓舞下，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旧”体制的最后堡垒 － 为国企员工提供终身职位与相关福利的“铁饭碗” － 即将被彻底砸烂。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砸烂工人阶级的铁饭碗 － 还乡团老爷太太的丑恶表演被《闪闪的红星》搬上荧幕后仅仅十年，赤裸裸的阶级复辟就真实展现在了中国大众的面前。由于“剧烈而艰苦”的左派抗争，政府最终做出让步，宣布保留所有在职国企员工的工作安全与福利，但将对全部新职工实施劳动合同制 。虽然其先期结果令人鼓舞，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基础是损害并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 。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背叛，正是整个九十年代中国都市化、消费主义与激进工人运动的共同温床。
城市改革与学生运动：1985-89
八十年代的改革对产业工人的影响仅在步履蹒跚的政策导向方面，而风行九十年代中国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则远不止此。在反“文革”和私有化的双重作用下，昔日“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最大受益者 － 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彻底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政治载体。一些工人仍在望眼欲穿地期盼着能从后续的改革中获利 。另一方面，经济改革诱人的数据成就与物质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促使那些仍热衷于日日谴责“文革”，夜夜欢呼“先富”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达成了又一个“激情澎湃的共识”：在政治领域内宣扬资本主义 。 在此期间，左翼声音几乎被打压殆尽。 “崽卖爷田心不痛”，所有中国左派均被鉴定为“先天不足”（解放军现役空军中将、成都军区空军政委刘亚洲正是如此评价解放军缔造者毛泽东的）；不仅他们的政治理想 “过时了”，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文化也同样“过时了”。
在这种背景下，由右翼知识分子领导的第二次五四运动开始发展壮大。同时，该运动本身的结构性矛盾也发展壮大了。到1985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大众俗语已经变为民生事实：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确实将中国经济（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发展模式稳步带回了民国时期。尽管如此，在铺天盖地的改革成果面前，发展模式的变更本身并不造成什么问题。但当1985年全国粮产量经历自大跃进以后最严重的一次减产时，情况改变了。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粮产量持续提高。可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广泛实施是1984年才开始的。换言之，“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灌溉、防洪和技术基建”，1978-84年的粮产增长是“不可能的”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新政权对封建农耕意识的政策鼓励（“致富光荣”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时代标语”均为拉大旗做虎皮的封建“遗毒”）使农民耕作土地的积极性不断下降。部分地区的部分农民停止了农耕；所有地区的一切民众皆受其害。中国农业生产的停滞与对进口粮食的依赖持续至今。
由于非集体化的作用，两种不同形式的两极分化开始提速：一是沿海与内陆农村地区的两极分化；二是各农村地区内部贫富农民的两极分化 。二者都是二十年代初期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虽然全国城市生活水平在同期取得显著提高，但这是统筹经济而非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它主要得利于此前几年与市场改革联系甚微的农业发展，而非城市工业效率的相对改善 。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由一批青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规划的 中国经济改革带来了无休止的通货膨胀。他们个个都要做指点江山的英雄，但可惜得很，这些英雄生就两条短腿，却不能直立行走；两只巨掌，却只会压迫人民；一个虎头，却没有长上眼睛。在失目英雄们史诗般的大手笔面前，不安全感，极度的不安全感压迫着所有不知所措的普通民众，也压迫着那些新兴的，尚无力保护自己法权的资产阶级。在迈斯纳眼中，一旦私产入宪，中国社会之基就将彻底变为资本主义了 － 当然，是为全球资本护航的独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激烈变化的内外环境不仅促进了多种并存的对抗性矛盾的相互作用，也导致了这些矛盾的接连爆发。1986年，中国开始出现大规模学潮。正如邓小平所希望的那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是什么普通大众，而是党内高干老人团的后代。老人团们拍着胸脯保证要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但多数中国民众却对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与其余各项使党政官僚游刃有余的改革措施怨声载道。由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滞后，在“新”新中国获得新生的城市中产消费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于是，那些本应由他们共享的改革利益，被不同职位、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党政官僚神定气闲、从容不迫地分食了。作为一个整体，庞大的中国官僚体系从党国的传统政治控制与市场的新兴经济力量中取得了双重收益：在修正主义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许多官僚机构“必然地履行了资本主义企业的角色” 。自然而然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一跃转化为规模空前的武器制造与出口商，并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与金融中的重要力量。军队各级官僚的远近、大小、老少亲属，充斥了两万余家陆续建成的军工企业事业单位及更为庞大的军转民企业 。
因此，1984年后中国政府依靠右翼独裁制度建设市场体制 的努力，与“资产”风催生的体制性腐败，必然唤醒了一个在理论上占有特权，却在实际上自认为“一无所有”的不稳定的政治群体，一个扯起大旗代表“人民”的政治群体，一个内部利益矛盾重重的政治群体：知识分子与学生。这个群体的政治觉醒始于1986年。当年12月的安徽合肥，约三千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由于对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的不满，进行抗议示威 。在校方与右翼知识界的支持下，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其它城市。12月20日，五万学生占领上海人民广场，全国性的学潮达到顶峰 。为求自保，北京立即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强制性地结束了各地学潮。在这场运动中，党内剩余的左派势力回光返照般地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 “去政治化”时代的第三次大规模镇压 。而十年前“华主席登上天安门”时，让诸多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上纵情欢庆模切率贝灾兄挂磺姓卧硕某信怠Ｐ率贝牡谑辏谝慌拔母铩背跗诔錾难媲埃信灯泼鹆恕ＶС盅С钡娜舾纱笾斗肿樱ù蠖嗍枪挠乙硌д撸┍皇⑴碌牡彻⑴洹⒘鞣拧⑶稹Ｈ欢氤ご镂迥甑娜妗扒遄蟆痹硕ń遗樵硕侥辏叭秩恕痹硕辏┫啾龋熬褪侣凼隆钡姆醋什准蹲杂苫硕还且淮挝薰赝囱鞯南晕⑹质酢Ｕ獯蜗晕⑹质趵币桓鲈拢哉宰涎艚犹婧畛晌泄沧苁榧嵌娼崾?。
这场运动的对象只不过是政治层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上层建筑自由化倾向的镇压是必需的：其原因并非是右翼知识分子的所谓“民主理想”（八九以来，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与自己先前的“民主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而仅仅是由于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复兴中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未被党国改革所形成的寡头利益集团所完全吸收。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非但没有受到运动的任何冲击，反而随即成为赵紫阳短期执政内一项大张旗鼓的国家政策。
挂羊头卖狗肉，卖不出去名声臭。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国民经济中，高调宣传新政权的合法性，高调宣传革命与发展的同一性，高调宣传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已经接过濒死的马列主义老太婆（这就是右派畅想中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形象）手中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双枪，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建设“四化”的康庄大道：这些是右翼党魁的笔杆子、吹鼓手与传教士面临的“重大课题”。他们的重大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迅速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走资行为的天然借口 。在此前几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崇高理想与壮丽事业被彻底抛弃后（它们所有残留的印象被总结为六个字：“那过去的故事”），几代中国人为社会主义实践而做出的惊人牺牲也被束之高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根本任务成了“留给后人去解决”（这多像是党魁们撒手西归前撇下的遗言）的问题。可口号毕竟只是口号，普通的中国民众，尤其是普通的中国工人，究竟怎样才能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切实存在呢？1988年，赵紫阳再次推动商品价格改革。由此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与金融混乱很快导致了生产资料的全面紧缺。在八十年代晚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民众终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已经不知去向。乱世从此开始。
1988年秋，各主要城市的当年通货膨胀率突破百分之三十，“抢购风”席卷全国。为避免“完全乱了”，中央政府立即颁布严厉措施：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及信贷规模、实行价格管制、 提高利率、集中财力。然而措施失败，大小工厂倒闭，乡镇企业关张，产量缩减，失业剧增（1989年春，全国失业人口达五千万） 。人民的不满情绪在各地高涨，学生要游行，工人要罢工，农民要反抗。不仅如此，封建恶习、反动迷信、青少年犯罪也重现江湖，层出不穷，推波助澜。随着中国社会主次矛盾的急速转化，党内所谓“保守左派”与“革新右派”间的争辩达到白热化。
局势的持续动荡与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相反，也与绝大多数党魁的意愿相反。在一派喧嚣中，事物再次走向反面：右翼党魁们求稳定、图发展的血盆大愿被他们亲手发动的改革冲击得片瓦无存。由此，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悄然成为全国意志最坚定，目标也最明确的社会群体。这些人或引导、或诱发了各地始于八六而终于八九的学潮。在他们的眼前，两个幻影摇曳着，虚华缥缈，挥之不去。一个是西方的幻影：幸福的洋人，浪漫的远方。一个是自己的幻影：帮助中国实现西式幸福浪漫的天生领袖。八九年春夏之交，两个幻影重合了。重合的结果，按次年公开纪念“六·四”而坐监两载的李民骐的说法就是：
……民众的不满以民主运动的形式得到了表达。运动的领袖并非普通工人，而是迷恋舶来制度的知识分子与学生。自然地，这使任何针对都市工人的积极有效的大规模组织动员都成为不可能。而没有他们的参与，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 。
迄今为止，对“六·四”的不同论述是如此之多，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将其逐一剖开，逐一解析。更加重要的，是认识该事件对九十年代中国变革的深刻影响。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全面市场化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 “搅得周天寒彻”的市场化主角正是此前的学潮大军。这样的荒诞剧说稀奇也不稀奇。毕竟，让八九学生废寝忘食、挑灯夜战的只是高不可攀的官僚系统，而非不断深入的经济自由化进程。在资本化的汹涌浪潮中，学生间的两级迅速分化。几年后，一部分学生悲哀地发现，工农群众生死有命，学生领袖富贵在天。而他们自己，则是十三不靠，上下难料。
请跟我来：九十年代
在汪晖看来，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五项无能”：一不能提供实际的社会目标；二不能理解社会动员的全部潜力；三不能认识时代特有的社会矛盾；四不能发现基层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倾向；五不能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思维 。说到底，虽然对“市场增长导致的不平等” 的无意识反抗确为八九运动的内容之一，但是，与国家机器受到的冲击相比，该运动从未对引导八十年代中国发展的似是而非的市场逻辑（与逆向民族主义）构成本质上的挑战。其结果是，运动的主力军，是 “在以政治与经济权力的转移为特点的改革进程中颇有所得” 的群体之大联合。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工农或不理解、或不支持、或不参与，学生运动最终沦为特定知识分子籍以影响体制内权力关系的重要把柄 。这些知识分子正是今日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
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者的愿望是此前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化。此后不久，愿望实现：“深化改革”通过法律程序，成为整个九十年代政府工作的重点。该工作的重点成果之一是历史罕见的两极分化。在两极分化所孕育的各级执政精英中，右派扶摇直上，成为主角。他们的不世气魄，让党魁们也不禁为之倾倒。“时代强者”们翩翩共舞，觥筹交错。最终，二者共同催生了葛兰西笔下的所谓“霸权联合体”（hegemonic bloc），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联盟的内部关系时刻处于转化之中，但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互惠的：右翼知识分子对深化改革的呼吁，既排除了九十年代中国民众对安全保障的社会追求，也迎合了新政权除左出局后的政治需要。于是乎，新自由主义作为“抵抗者”的高大形象从未出现。相反地，中国各级的执政精英与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亲密接触，发展“一种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 。
随着九十年代的深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在政治追求上的大逆转和经济地位上的大跃进逐渐明朗。当国家官僚体系供知识分子进出的铁门轰然大开之时，各类学者蜂拥而入。此前十年被党内“保守”、“革新”两派论战所牢牢禁锢的左右之争顿时得到解放，成为知识精英的热门话题。然而，中共党内与知识界的左右论争均忽略了两点：一是中国民众两千年来封建压迫形成的“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传统，与两百年来革命实践形成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左翼倾向；二是二十年来“外国月亮就是圆，中国月亮难过年”的中国教育制度造就的资本主义新人，和他们从中形成的右翼理想。换言之，在城乡民众普遍反对私有化并重新关注安全保障、社会正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左右阵营（尤其是右派）均未能真正与人民“接轨”。
在新自由主义者一马平川，顺利占领各级行政机关的同时，左翼知识界也深陷史无前例的重组之中。左翼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战线上，也在组织战线上被迫退出了物是人非的国家机器。正因为如此，今日的中国左翼在本质上就是反精英的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那些被标为“党内左派”的“顽固分子”已经不是邓记改革初期的正统“老左派”了。是的，这些前朝遗老的确是党内的残余左翼势力，但他们与所谓“文革极左派”毫无关系 － 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们却正承担了这样的罪责。与党内左派相比，左翼知识分子更加游离于体制之外。九十年代至今，在“八九怎么看”与“中国怎么办”两大问题的认识上，该群体的多数成员仍举步为艰。可无论如何，从那时到现在，左翼思潮的日趋深入都是天经地义的：其根本原因正是全体精英对所有“不稳定因素”的天然恐惧，正是党国上下对私有化与市场改革的讳疾忌医，也正是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对另一条发展道路，尤其是对以“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目的，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发展道路的深仇大恨。
这种骨肉相连的深仇大恨，正是1992年邓小平所谓“南巡” 期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等一系列讲话的社会基础。通过这些讲话，退而不息的右翼元首“凭借南方记者的笔杆子” ，在“北京的官方媒体正由党内左翼理论家把持的时刻”，发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二次政变。政变的头号功臣是奇名怪姓有影无踪的“皇甫平”，即上海《解放日报》头目周瑞金。周君“将邓小平推进市场改革的观点通过一系列令【其余】中国媒体望洋兴叹的社论而和盘托出” 。次年，此人高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此时，在广场坦克的隆隆余音中，一场始于1978年，并由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特殊背景（一是国际封锁的确立，二是国家修正主义的倒台，二者都导致了执政党的政治危机）而日渐激烈的路线斗争，正在马克思主义的老兵头（所谓“老左派”）与邓小平改革的辩护士之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1992年的二次政变，随着由暴力确立的邓记改革不可质疑的 “进步”形象，随着“市场的胜利”（其实是政变的胜利） ，公开的路线斗争结束了。1992年，随着党内最后一批左派老兵的失势，中国完全而彻底地走上了市场改革的大路。在这条大路上，地方利益集团和多属右派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情难自已、欢欣雀跃，而最大的路障 － 使八九运动席卷全国的基本矛盾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换句话说，造成整个九十年代过度发展与分化危机的社会条件在八九之前早已形成。但是，只有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震慑下，在大势陡转，羊头纷落，修正主义缴枪转舵的情况下，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急速发展及其普遍影响，人们才真正感受到这些社会条件的切实力量。在其作用下，对加速市场化的公开质疑和批判成为不可能 － 哪怕最谨小慎微的质疑和反对分子（尤其是宣传机关中的各类人士）都可能被“视为阻碍市场至上的议程，兼为左派谋方便” 的“坏人”。于是，反思“现代性”（revisiting modernity）这个“新时代”头十年（即1979至1989年）间知识界未曾染指的沉重担子，就被彻底丢给了顶风而上、势单力薄的左翼学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市场极端主义（market extremism）、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和新威权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的离奇组合，其目标是“以稳定的形式激进化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演变，用权力保证动荡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并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国家的完全退出” 。在明哲保身的“稳定”观下，激进主义（radicalism）的一切表现形式（包括同被定为极左暴力的中国革命与学生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持续批判，而对一切“过激行为”的本能恐惧，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们对系统性的腐败、市场化的社会代价、无组织的抵抗与有组织的对立等问题安之若素的思想基础。白衣仙人在高堂，醉玉醅，赏琼浆，这个将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改革最大受惠者的群体，即便是对最关乎其利益的改革前景也未尝提出多少建设性的批判，世事茫茫难自料，况亿万升斗草民乎！对历代中国民众为之出生入死以命相求的社会安全（而非令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魂牵梦系的“民主”幻象），新自由主义者们既不能理解，更不予理会。
邓小平九二南巡的直接成果，是沿海各“经济开发区”与商品期货、股票证券、房地产等市场的兴起。这不仅为“新富阶层”的产生奠定了市场与政策基础，也为政治、经济精英的同流创造了完备的条件 。南巡后的十年间，着眼于长期生产力（long-term productivity）而非即时利润率（immediate profitability）的所谓制度性创新（systematic innovations）从未真正出现。而即便如此，直到结构性腐败、农业大减产、贫富差距甚嚣尘上的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学界讨论也未曾质疑继续改革的合法性。原因之一是邓小平南巡其时，八九后的国际封锁已使中国门衰祚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形下，知识界的整体形象是灰头土脸，见不得人的。学界骄子多求金玉其外，若衣衫破败，颜面无光，怎么好思考、调查、写作、讨论呢？况且，那些霸据中国学界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本来也就没有反对市场化的道理。而此时的学界左派分化现象严重（九二之后，更遭降格“消音”），众人各谋其政，无力回天。这一阶段，何新 及其“国家主义”理论（即“强调一国【之整体】利益而非其辖区、别国或超国家群体之利益”；有别于“民族主义” －“强调人们对国家及其流传之荣耀、文化与利益的效忠”） 对左派的重组产生了尤其积极而持久的影响。如祝东力 所言：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何新以国家主义为诉求，刷新了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他是九十年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早期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设计者。……何新是中国思想界从八十年代过渡到九十年代的重要枢纽……1992年春，邓小平通过南巡谈话的方式强力推进中国改革。从此，中国九十年代的社会特征才真正开始呈现出来，即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之下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在许多方面，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资本结成联盟，广大社会阶层默默承担着经济转型的沉重代价。在国内环境迅速变貌的同时，国际上，由于冷战结束，国际战略形势发生逆转，中国重新成为美国围堵打压的对象。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变，我们早年关于红色中国的记忆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长期压抑之后，开始苏醒，成为一种批判的资源。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曾经被看作教条的概念和命题许多都表达着真理，原来曾经被嘲讽讥笑的人物和故事许多都充满了魅力。我们甚至触目惊心地发现，实际上，我们今天面临的种种困境，许多都只是应验了毛主席当年的政治预言。
在这些条件的交互作用下，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转而开始研究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以反思中国的当代问题。此类学者（汪晖、崔之元尤甚）虽被诬为“新左派”，却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先入为主的“左”、“右”划分，认为这是一刀两半的“冷战意识” 。与之相反，当代中国的特殊情形使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对其“右派”身份颇为骄傲，不少人或以“自由主义者” － 一个“不可亵渎的、甚至是神化了的光环 ” － 而昂然自居。“九·一一”后的今日世界，贫富两极剧烈分化、全面对立的今日中国，处于不断转化之中的左右之分空前突出，显而易见。此外，这样的划分也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中国的几亿工农阶级并未也无可能完全接受资产阶级主流对左翼哲学的全面打压和诋毁（在这种条件下，所谓的中国“新左派”从一开始就富含各种贬义）。一方面，没有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对工农阶级的全面渗透，就没有底层民众的所谓“信仰危机”，及随之复来的对神佛仙妖精灵鬼怪的原始崇拜；另一方面，没有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和批左浪潮的无意识抵抗，就没有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冲击神州各地的激进怀旧情绪。十几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形象在底层的彻底神化、中国共产党军队（尤其是红军、八路军、志愿军）精神半宗教式的传说和解放军庙的绵绵香火，正是工农群众这种矛盾心理最真实的反映。
经过各种矛盾的激烈转化，令中国修正主义者们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随西式全面私有化的面目（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眼中的“光辉道路”－Shining Path）终于大白于天下之时，一批曾留学美国的学界左派却自觉地在中国知识界展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的批判性反省（critical self-reflection），并纷纷质疑中国应否或能否将西式资本主义树立为社会样板。不久，在美国政府对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干涉导致后者以两票之差败北后，左翼学人的质疑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从北京到广州，难以抑制的民族主义浪潮一时波及全国各个城市 。激烈回应的背后，是辩证的心理矛盾：在城市民众看来，六·四后中国上下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被美帝国主义断了前程。连那些四年前还热情洋溢地高高举起所谓“民主女神”像（美国自由女神像的简单复制）的示威者们，也纷纷宣布与自己的前任偶像为敌，号召“重新出发”，踏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来 － 而在被邓记改革掏空之前，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一直都是与众不同的。这样的怪诞情景，只能用《贵族之家》中米哈列维奇的诗作来加以描述：
我把过去崇拜的一切，统统付之一炬；
而对焚毁的一切，我又开始虔诚崇拜。
北洋时代结束七十年后，为寻求独一无二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学界左翼与民族主义再次挽手共进。从1993年到1996年，一系列反对私有化及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之反民主（antidemocratic）性质的学界讨论开场了 。
这几年里，民族主义的复兴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恢复着执政党八九后所剩无几的合法性。因此，对这场宾客满堂的学界讨论，政府虽有所觉察，却并未制止。但出乎统治阶级意料之外的是，形势正在起根本性的变化。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不再是纯粹的伪民族主义了。这并非笑谈：修正主义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民族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那些被砸烂铁饭碗的，那些刚找到瓷饭碗的，那些在社会主义教育下向往资本主义的，那些在资本主义教育下向往民族主义的，那些在修正主义教育下向往社会主义的，与真假洋鬼子彻底对立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真正出现了，敢于向西化（而非向资本主义借鉴）说不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真正出现了。走在大路上的，并不仅仅是唯我独尊的大汉民族主义者，统治阶级既无从“代表”，也避之不及的空想民族主义者和毛泽东派民族主义者也在其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基本形象缓缓重现人间：在一个假“为民”、真买办的右翼政权里，观念各异的民族主义积极分子破茧而出。他们中既有圣徒般虔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夫子般飘逸的孔教民族主义者，而紫禁城内的“民族主义”政权却哪个也代表不了。
自然，在不顾爹娘也要“保洋”的当权派们眼中，民族主义的复兴创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异常危险的 － 在对全盘西化和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学术批判逐渐深入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关键时期，尤其是这样。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的出版，宣告了这一时期的来临。在形式上，此等书籍均系本土自由撰稿人与海归知识分子的文章集合。两个作者群体都宣称，他们已从八十年代时刻受美国影响的浑噩中幡然醒悟 。这类书籍鲜明的（反美）立场和空前的畅销，使政权无法及时使其与之合流。而《中国可以说不》中洋溢的反政府情绪 ，正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激进青年们理想 － 那些呼吁并致使清王朝垮台，直接激励了第一代中国左派的理想 － 的再现。
这类书籍的广泛畅销，与以下条件密不可分：中美冲突；八九至九二年间严重受损的国内市场；杂乱无序的国民经济；将经济发展与政治团结（political unity）、军事实力（military strength）和社会稳定（social stability）日趋统一看待的民间倾向；学界从无视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抽象的现代性叙事（abstract narratives of modernity）到对实际变化的理论分析的焦点易位。1997年的所谓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全面深化了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展开系统批判的社会条件。
尽管如此，正像邓记吹鼓手们时常嘶叫的那样，“改革是不可动摇的”。新千年日益迫近，而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开批判仍旧仅是极少数学界知识分子的权利。九二年后中国实现修正主义“四化” － 商业化、都市化、私有化和两极化（这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现代化”的全部含义） － 的速度之快，令两百年来世界各国的一切资本家、殖民者和军火商都望尘莫及。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资本骏马一日千里，“去去不可追”，而铁蹄过处各地学界的零星谴责，只能是“不革命阶级”事后诸葛的无助悲鸣。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中国社会再一次以远比九六年更为激烈的民族主义浪潮回应了左翼学人的理论批判。1999年5月8日，由美国政府操控的北约侵略军突然空袭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记者遇难。消息传来，全国大哗。亿万中国民众，尤其是新一代沉迷于美国梦中的青年学生，被迫睁开了双眼。此前，北约部队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悍然轰炸已经使无数人到中年的“八十年代新一辈”惟余愕然：在他们的印象中，这是独辟蹊径、以一己之力对抗“邪恶帝国”的社会主义堡垒，是“改革”之初舶来文化产品的源头，是铁托的国度，是瓦尔特的故乡。侵略者的连日空袭唤起了他们的记忆，让他们想起了纳粹的行径，想起英雄的传说，想起保卫萨拉热窝的游击战士，想起“啊朋友再见”的嘹亮歌声。当他们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国已不国，而中国总理朱镕基却择此良时，心潮澎湃地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在那里，他留下了万古流传的名句：
“我的任务就是到美国来，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的情况，使他们消消气。”
如此感人肺腑的思想汇报，使朱镕基“消气总理”的美名远扬八方。而青年学生虽将五八恐怖袭击视为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公然挑战，却找不到任何能与之抗衡的表达方式。于是学生暴起，民众忿懑，示威活动在各大城市蜂起，美国驻华大使馆及各领事馆风雨飘摇。
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而各界右翼却从此被完全孤立于民众自发运动之外。在愤怒的学生面前，中国右翼亲西、媚美的立场不仅不受欢迎，而且也毫不可信了 。当各地民族主义情绪空前爆发之时，自由主义祥林嫂们惊恐万状地猫在松软的沙发里，一个劲地叨咕：冤孽啊，罪过啊，民族的悲剧啊，历史的轮回啊，1900年的义和团“暴乱” 卷土重来了啊，这都是“新左派”们煽动起来的“原始民族主义”（primitive nationalism）啊，啊啊啊啊。而他们越是啊啊，民众的逆反心理就表现得越突出，也越有人认为“新左派”的意见值得借鉴。用李民骐的话来讲：
中国各大都市的反帝示威活动标志了一个观念上的突变。新的一代学生和知识分子逐渐理解到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 － 这是由于他们看到了西方媒体作为战争的宣传工具，压制不同声音的表现 － 并开始质疑打其旗号作战的政治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的词语在多年以来首次浮出水面……与此同时，惯于为西方的点滴草木高唱赞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却陷入了严重的混乱。那些选择附和西方主流媒体的人，已经表明了对普通中国民众的情绪与愿望的完全漠视。他们对最新一代学生的影响也从而遭到急剧削弱 － 如果不是被彻底排除了的话 。
这样，到了新千年，以右开始的改革转而向左：中国的文化环境变更了。由于各级党政机关内左派力量的凋零，在大众传媒（mass media）中占据主流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及其对任何异见均标为“左”的疯狂指责，已经赋予了“左派”身份一个全新的含义。此时，中国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正在稳步跨入政治领域，将市场独裁制度的所有不公以立法手段逐一合法化。尽管在经济立场与政治主张上均有明显不同， 但在共同的怪兽强敌面前，新时期的“三种人” － 即受到良好教育，却远未被充分代表（underrepresented），反被诬为所谓“新左派”的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积极呼应下岗工人与底层民众对社会安全的强烈要求，并以此重奉中国革命大旗的党内所谓“老左派”；由于反思“改革”而以“左”遭陷的一群无组织的所谓“草根经济学家” － 逐渐走到一起，和转入地下的民众左翼并肩而进，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当“年轻的朋友们”在二十年后重新相会时，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美妙的春光”、城乡的“奇迹”和“四化”的“光荣”，只属于他们中的极少数人。更多人已无辜沦为“时代的”、“阵痛的”、 “转型时期的”、 “前进路上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牺牲品。而“时代”恩赐他们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从头再来”四个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帕特·霍华德（Pat Howard）就曾担心“超越乌托邦主义将意味着向一种多少丧失社会理想的实用主义的倒退”，担心对“文革”道义的遗弃将“招致对道德规范的完全遗弃”，担心对“大规模阶级斗争”的遗弃“将促使消灭在平等与正义问题上的斗争” 。像一场血雨，洒落人间去，短短二十年间，所有的顾虑就以“史无前例”的广度、烈度、深度和速度成为了可怖的现实。好在黑夜的尽头总是黎明，当多数西方分析家仍寄未来于中共党内“保守派”与“改革派”间的精英斗争之时，中国已然进入反思市场改革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推动者，不仅是亮剑出鞘的新一届政府，更是影响日深的上层和民间左派。
注释
这恐怕是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最广为引述的观点，而其出处的描述却非如此简单：“作为每一历史判断的基础的实际要求，赋予一切历史‘当代史’的性质。这是因为，不管这样详加记述的事件的年代看来有多么久远，历史实际上涉及的是当前的需要以及那些事件活动于其中的当前的局势。”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trans. Sylvia Sprigg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1: 19.
1928年的中共六大“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并明确指出：“党的内部宣传工作基本任务乃为肃清机会主义残余、消沉倾向和左派盲动倾向（先锋主义、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 自《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中国网（无日期）。2007年2月26日摘于http://www.china.com.cn/ch-80years/lici/6/0.htm；《政治决议案》。中国网（无日期）。2007年2月26日摘于http://www.china.com.cn/ch-80years/ lici/6/13.htm。
Mark Seldon and Victor Lippit.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Mark Seldon and Victor Lippit.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82: 3.
中国与海外的许多新自由主义学者持相反观点，而这些反对意见的传播之广、气焰之盛，不过是中国政府对知识界当权派进行招安的忠实反映。自然地，招安政策的学界赢家，多是鼓吹市场化的右翼先锋，而非有口难言的左翼学人。
James Ethridge就是这样想当然地进行划分的，而他只是诸多懒学究中的一个。见James M. Ethridge. Chin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ince Mao.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 1990: 267-268.
Wang Hui (2003a): 44.
同上, 第46-47页；第193页。
赵月枝亦曾做出相似判断：“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角们……并不单调而有节奏地叫喊着粗译而得的自由、民主的口号。相反地，他们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