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中对文革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由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而发动的一场运动，在实践中，文革成了一场浩劫。这就涉及对关于文革发生的背景的考察。这些年来对文革发生的背景的解释以不仅是毛刘俩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那种浅薄的理解了，越来越多人更注意到毛刘俩人的思想和政见的分歧。这无疑是对文革研究的一个进步。但这还不够，实际上，文革之所以发生，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沉思。

早在延安时期，远道来访的黄炎培先生在和毛泽东的一席长谈中问道：中国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在取得政权后，都无一例外的走向反面，成为压迫人民的腐败政权。你们中国共产党如果将来取得政权，有什么办法防止这一点呢？毛泽东对此答道：办法我们已经有了。这就是搞民主。

的确，怎样防止包括自己的政党所执政的政权演变成一个腐败的压迫人民的政权，一直是毛泽东所忧心忡忡的问题。所以，还在延安整风时，毛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牢记李自成起义军由腐而败的历史教训。这对于一般只作升官发财的美梦的人之常情来讲，无疑是一种超前的忧患意识。实际上，随着中共的战争胜利的接近，毛的这种忧患意识也越加明显；这就是人们在公开发表的毛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毛对党的官员发出越来越多的防腐败警告的原因所在。毛泽东在执政以后，所发动的最有争议的所有运动，大都与此有关。到了五十年代下半期，毛在其主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中，一开始就以提出“敢不敢承认人民内部存有矛盾”的问题方式揭开了中共官员和人民群众之间可以存在矛盾！而且是主要矛盾！顺便说一句，在发表以上文章时，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只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文革后期，毛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并且公开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作中，毛之所以有“敢不敢”的文字提出了中国社会存在有领导官员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因为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士中与毛有此共识的人几乎没有。实际上，毛此文的发表在中共高层受到抵制。所以，毛只好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讲此文。虽然毛的这一文章在中共领导阶层不受欢迎，但却在中国民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和反响。据后来成为全国著名“右派”之一的林希翎女士回忆：当我们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录音报告，我们全都兴奋地感到好象春天来了一样。为什么毛的这一文章受到林女士们这般欢迎呢？因为毛在自己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要解放思想，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要共产党开门整风，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批评等等。这些提法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官本位制的文化传统的社会所引起的震动和轰动是可以想见的。这里顺便提一下，当毛的这一文章以文字形式发表时，许多地方已经不象人们所听到的录音报告那样激进了。国际间所有观察家们都意识到毛的这一提倡解放思想的文章引起中国官僚阶层的不悦，所以发表时不得不作出许多修改以迁就中国官僚阶层的情绪。

然而，无论如何，在毛的号召下，一场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而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因为毛要共产党“开门整风”要各级领导官员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所以，这场毛亲自发动的“双百”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群众以大字报形式批评和揭发领导官员们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这样的运动当然使高高在上惯了的大大小小中国官员极为不安。中国领导层利用“大鸣，大放”中有人发出的让共产党下台的声音等等，向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即毛本人施加了极大压力。他们说，毛再不停止这场运动，中国就要发生匈亚利 ;事件，他们要请苏联出兵来华镇压等等。据我十年前在澳洲国立大学MENZ图书馆所看到的史料证明，在当时中国官方高层官员们的压力下,毛彻夜不眠，他反复问自己的一位林姓秘书：你看中国真会发生匈亚利事件？香港一份研究资料显示，毛在中国领导层内的巨大压力下，同意停止了自己所发动的开门整风运动和“双百”运动，同意反“右”。据毛的身边人士透露，毛后来所讲的诸如“引蛇出动”之类话，全是应付党内批评的遁辞。我所看到的资料显示，毛在中共领导层的压力下同意反“右”后，又一再向以邓小平为首的“反右”办公室告诫说，在“双百”运动中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是右派；全国500名都不到；即使对于右派也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总之，五十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双百”运动就这样以“反右”运动而结束。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林希翎后来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是左派！我们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的。的确如此，一位中共高层人士在六十年代文革结束后在回顾五十年代这场运动时，曾心有余悸地讲到：如果当时没有反右运动，那么文化革命早在五十年代就发生了。

实际上，六十年代所发生的文革一开始也几乎遭到与五十年代的“双百”运动一样的命运。因为文革刚起，XXX和XXX就派出了工作组到各地灭火。工作组所到之地，凡是向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的人士即后来的“造反份子”，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一时间这些最初的反上份子自杀的自杀杀，被斗的被斗。是毛本人下令撤回了工作组，于是才有了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依然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自由”的形式。

毛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许多国家都有了毛主义红卫兵，连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儿一时也成为毛主义者。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呢？因为这是人们破天荒第一次看到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竟然要民众起来把自己的统治机器砸烂。本来，正如中国的管子很早所指出的那样：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古今中外所有统治者都深黯这一点，都知道一套完整的官僚机器是自己统治民众的法宝。而中国的毛却要老百姓起来造反，这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第一次。而中国的文化革命也的确揭开了中国社会已经发展起来的新的阶级对立；用毛本人的话来讲，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实际上，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本身都有一种变成一种压迫性力量的趋势，国家政权更是如此；只有民主才能使得这一趋势得到遏制。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种民主试验。毛说，我们一直寻找一种方式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毛还说，这样的革命以后每隔七八年就搞一次。

顺便讲一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并非唯一警惕国家政权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人。卢森堡，李仆克内西，托洛茨基，卢卡奇等人都非常强调要防止工人政权本身的官僚化；甚至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连名字都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毛因有大权在握，所以可以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试验来实践其理论。

我们知道，这场社会试验中尽管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如终止了高薪制(例如，身为副总理的吴贵贤月薪仅60圆人民币，使她连接待外宾时的招待糖果都不敢吃。

这场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其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当然是其指导理论的有限性所致。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后来在中国被轻而易举地否定掉，最直接因素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太多的人遭受冲击。笔者的家庭也因笔者的外祖父是学术权威一类而在文革初期遭到冲击。中国后来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伤痕文学”，主要就是讲文革中被冲击的家庭的苦难的。但是，这里有一件事被人们有意还是无意忽略了：文革中，冲击一般人家庭，包括“黑五类”家庭的红卫兵，其实都是干部子弟们为主的“保皇派”红卫兵！

实际上，文革初起时，大多数红卫兵组织，包括毛在天安门广场所接见的红卫兵，大都是党员和干部的子弟兵，即“保皇派”红卫兵。正是这些干部子弟红卫兵们提出了“红五类”和“黑七类”的划分。在这划分下，这些臂戴红袖章，手持皮带的红卫兵冲进了被他们划分为“黑七类”的人家，疯狂地打，砸，抢，烧！
这显然是和文化革命的初衷不符的。因为，在文革一开始就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已经清楚地界定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么，为什么这些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们要把火烧向并非当权的普通人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即将成为被整的对象的当权派们要自保！

在刘邓派出四处镇压的工作组被毛严令取消后，再使用“反革命”，“右派”之类帽子来镇压敢于站出来向官员们提出批评的造反分子，显然是不行了。于是当权派们纷纷接过红旗，让自己的子弟组成所谓的红卫兵，去把运动的矛盾转向所谓的“黑七类”。这就是西方政治学中所谓的“打不过你;就加入你”。其实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当时的‘两报一刊’不停地发表社论说：“要警惕有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难怪文革被中共官方否定后，当年的保皇派红卫兵代表人物纷纷被重用，比如，文革结束后，当年赫赫有名的红卫兵谭立夫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显赫位置。而文革中正是这个高干子弟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的血统论口号；这一口号在文革中一时成为各地干部子弟所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所谓的“黑七类”等人士进行疯狂迫害的根据。

总之，正如历史上任何一场大革命一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鱼龙混杂。文革初期那些由干部子弟们所组织起来的“老保”红卫兵，对包括“黑七类”，文化人士在内的广大社会阶层的冲击和迫害是如此之广，这就为后来的中共当权者们轻易否定文革埋下了伏笔。

毛本人曾设想使文化革命这种形式的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现行政权的阴暗面的全民运动变成一种每隔七八年就搞一次的常例。实际上，让官方发动群众起来造自己的反，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方生，全靠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即毛本人还保持了平民的思想和立场。然而，即便毛本人大权在握，他发动文化革命时也仍然困难重重，遭到了中国官僚们的激烈地反抗。在毛以后，再有文化革命就更难乎其难了。果然，在毛身后，文化革命遭到了中国官方的彻底否定，当年的造反派份子受到了清洗。文化大革命虽然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等权利作为公民权写入了当时的中国宪法，但是这些权利都是官方给予的，所以后来就很容易被官方收回。文化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官员们的产生方式，没有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制度，这不能不是文化革命的一大遗憾。因为只有实行了普遍而直接的选举制度，那么，公民的权利才不再靠官方赋予，反而，官员的权力要通过老百姓的同意才能得到。
至于文化革命为什么没给中国带来普选制，这不能不归结到文化革命在理论上的贫困。但是毛是一个善于在实践中学习的人，如果五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双百’运动有机会成为中国第一次文革的话，那么六十年代的第二次文革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普选制度。因为毛会看到：不管革命把权力带给谁，谁都有可能以权谋私并以权力来镇压人民。只有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才能使人民在更大程度上防止这种情况的普遍发生。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民主在西方许多国家都是下层普通民众通过 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而实现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比如被恩格斯赞为“伟大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十九世纪英国‘宪章运动’，正是英国普选制度之母，而毛本人所推崇的法国工人的巴黎公社更是一开始就实行了普选制度。所以，仅从保民的观点来看，毛在中国实行普选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只有普选制度才能防止毛泽东所关注的中国的官僚成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毛本人没有实行普选制度呢？

我的理解是毛除了关注政权的‘蜕化变质’问题外，他还希望中国在经济制度上保持社会主义经济。他担心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获得稳固以前，实行普选制度有可能使主张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政党下台。实际上，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又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实行‘人的革命化’，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问题上，毛显然对人性的理解过于乐观化了。实际上，人是讲究实惠的；中国人更是如此。毛要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大可不必搞人的‘革命化’，而只要把他所钟爱的人民公社都搞的像今天仍在坚持公社制度的华西村那样富裕就行了。那样，再有什么走资派上台，都难以成功。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连续执政四十五年，把瑞典建设成全球一流的福利社会，九十年代，瑞典右翼党上台仅一年，就被瑞典选民赶下台去。可惜这些都是毛身后的事，毛当然无法看到。但是有一点毛生前是深深地感觉到了：即他所搞的社会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九九六年初，已经来日无多的毛泽东被抬去和工作人员一起看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电影中出现四九年毛的红色军队进城时，人民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夹道欢迎的镜头，年迈体衰的毛泽＊＊然失声痛哭。这哭声清楚地显露出了毛泽东内心的凄凉：尽管搞了包括文化革命在内的一系列运动，也未能阻止他的革命政权变质的趋势。现在看到当初人民如此高的期望，怎能不使毛内心感触万分，痛哭流涕呢？

毛泽东死了，革命也死了，革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