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社会主义

马悲鸣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欣喜若狂，以为顺势也可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推翻，可这结果至今仍未出现。这主要是因为六四搞早了。若是再过两年，等苏联八一九发生以后，没准真有戏。中国知识分子仍是一如既往的浮燥。方励之几十年的右派算是白当了。

尽管如此，经过十七八年，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还是看不到希望。这就不仅是策略问题，而是另有内在的原因了。

其实这原因并不难找，就是社会主义有两种，其中一种虽然证明并不灵光，但另一种即使不灵光，老百姓也欢喜，所以看在这后一种社会主义的份儿上，全民一起唾弃社会主义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这被证明并不灵光的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主义，主要关心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另一个老百姓无论如何都喜欢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保障主义。这后一种直到八十年代末中国才刚开始着手搞。

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活得太久，社会生产主义推行的时间太长，把那些被分了土地浮财的老地主和被公私合营的老资本家，还有小业主们都熬光了。一旦开放自主经营，没什么人有经验和资金出面组织有规模的生产，甚至连劳动力市场上也没几个训练有素的工人。

由于共产党一贯的急功近利，这步复辟资本主义经营的路走得太急，逼反了一大批当年的老右派，文革的造反派和大学生一起上街抗议。

当年打右派的错误根本就是把帽子戴反了。我所知道的右派里相当数量都是左派，而且是极左。八九年在海外跳出来扇风点火的刘宾雁临终时不但大呼“寻找共产党”，而且在和我的通话中数度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委内瑞拉左派总统查维斯上台后的国有化运动。

这些人所痛恨邓小平的，并非邓的极左，而是邓的“走资派还在走”。八九民运在经济学上是非常反动的。

社会生产主义行不通，可是在过去伟大领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号召和对自由主义者“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的批评之下，社会保障主义基本上没怎么搞。现在所能回忆起来的无非是城市职工的公费医疗和农村赤脚医生和一些五保户而已。

中国至少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保障，不知道社会保障系统应该如何建立。直到有访问学者回国后加以介绍，才开始起步。当然，这时候国家也有了点钱可以搞社会保障了。

市场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开放，私营业主在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段的贪婪与文革贯出来的无法无天，工人至今不愿意给民族资本家工作。而大型重工业，比如石油钢铁，又不是私人企业主能掌控得了的，还得由国家出面经营。

六四打出了中共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警觉，步伐不能太快，再加上社会保障主义的逐渐形成，使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又重新回到对社会主义的依赖上来。不过是从过去“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变成现在的“还是社会主义能够有保障”。

八九年时，最先进的经济代表是官倒的共产党。最反动的是割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

如今的共产党已经被六四整得不得不放慢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步伐，回头加紧补建社会保障系统去了。

如果中国今日民主，必定会在摧毁共产党的同时摧毁社会保障。八九年郑义就曾想到用号召挤兑银行的办法来搞垮中国金融。故，民主还是等社会保障系统完善之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