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民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成都平原相继发掘出一批史前城址，主要是新津县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遗址，这时古蜀人已经开始筑城定居。距今约4500～2900年的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古居民的生活区和大量密集的房屋遗址，其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密集定居生活。古蜀人的居住方式，按其建筑结构来看，主要有干栏式和石碉建筑。干栏式的主要特征是在密集的木桩上建立建筑基础，以抬高居住面，下面架空，避免潮气侵袭，墙体和屋顶用竹木绑扎与榫卯相结合的结构。石碉主要是用大石垒砌起来的碉房、碉楼，是川西北高原少数民族普遍采用的建筑形式，大多独户使用。一般三层，底层为牲畜房及储藏草料，中层住人，顶层为储藏室。也有的高达十几层。碉房平面方正，多用石块砌墙，逐层上收，形似碉楼。帐房则是川西北高原畜牧业部落的主要住房形式。

秦汉是巴蜀建筑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秦入巴蜀后，巴蜀内地的建筑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移万户居民实川，这些外来统治者及移民带入各地的城邑建筑思想和筑房技术，尤其是张仪经营西蜀，大规模修建成都城，在把城郭的中原制度带来的同时，也必然把中原的宫室制度引进来。这一时期，随着铁工具、砖瓦技术及其他一些科学技术的应用，给四川的城市建筑增添了新的活力，巴蜀城邑建筑的一个变化普及了城墙，普遍采用了关中地区的板筑法；盆地内的建筑，过去以竹木结构为特征，以草或木片为瓦，秦入巴蜀后，开始出现砖瓦结构，迄致汉代，城邑中以普及砖瓦建筑，当时房屋多用条石，墙体下半部多用砖，木构架，使布局规整化，延长了使用寿命，提高了安全系数。汉代蜀地城邑中住房以“院”为单位组合，木构架为主，建筑以平面铺开，彼此衔接，相互配合，构成了整体的布局，已不同于过去那种彼此孤立，互不相连的村寨式的零散布局。西汉仍以平房为主，但以出现楼房。住家主要是临街、临巷建房，称为街巷式，以适应巴蜀潮湿、多雨和夏季闷热的气候。这一时期，随着铁工具的普及，以石料为建材的农村房屋建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蜀地区石材丰富，过去主要是以不规整的石板石块垒墙，而铁锤铁钻铁凿这些铁质工具的使用，以整块的石板石块为建筑材料广泛使用，还可以雕刻石刻图案，四川许多地方建有石室石库。

蜀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人口急剧减少。这一时期，城邑皆空，野无炊火，这种残破的政治局面必然导致城镇颓废与毁灭，是四川建筑发展的低潮期。

隋唐五代时期是巴蜀城镇建设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复苏，经济繁荣，有“扬一益二”之称，各行各业均超过前代，交通的四通八达，加强了和外省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巴蜀的城市建设有了大步发展。当时在农村已出现了定期交换商品的集市贸易，谓之草市，这是四川场镇形成的最初形式。唐代杰出的石窟寺摩岩造像，以及前蜀王建陵墓建筑高超的科技水平，说明了隋唐之际巴蜀建筑及城镇建设的璀璨，具有非凡的表现艺术和科技成就。

宋代巴蜀经济繁荣，城市建筑呈现空前繁荣的盛况。成都已成为全国性的大都市，是西南的经济中心。这一时期，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唐末五代在这里已兴起季节性的贸易集市，

元代四川农业凋残，手工业、商业远不及宋代昌盛。民仅十二万户，县城由宋代的180个减少到元代的96个，仅存者亦呈颓败苍凉之貌。而明末在四川地区长期的农民战争，在城镇建设方面远逊于宋代，与宋代“万井云错……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城市景观，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明初四川的移民大量来自湖广地区，使得“户超过土著”，这种人口构成特点，必然把包括建筑的习俗带来四川。同时又影响着城镇的建筑空间构成和特色。此已成为改造宋以前纯正绮丽城镇空间的开始，使得四川建筑逐渐染上移民色彩的开端，这时主要是湖广地区的建筑影响。

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自然灾害深重，人口锐减到不足9万人，加之木构建筑易遭火楚，潮湿朽败，天灾人祸，把明以来本已渐自衰败的城镇和建筑几乎毁灭。

清初“湖广填四川”是巴蜀城镇再度兴起的转机，也是当代巴蜀城镇及建筑特色的开始。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陕西、山西等省，虽然习俗各从其乡，但经过大量、广泛的通婚，在人口素质上已具备了南方人纤细耐劳，北方人耿直粗犷的特点，表现在城镇和民居的建筑风貌上，亦同是南北风格的大融会。根据各省移民聚居地人口的多寡，使得融会程度也有所不同，比如涪陵是客家人聚居区之一，那里分布着客家人在内地也罕见的大型土楼，其形貌已和原乡有所区别，融会了不少中原特色在其中，然又保存了不少客家土楼成分，正是这些新品种恰又构成了巴蜀建筑特色。在遍布巴蜀的城镇中亦是同理，尤其小城镇更加昭著，一目了然是各省会馆建筑的区别，但它们又相安与一场一镇，这就构成了巴蜀场镇杂而有序的空间景观，这样的整体空间形态和国内其他省区的小镇的区别是很大的。

清初“湖广填四川”带来的建筑风格的特色，最为显著的就是会馆建筑和古镇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