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虽然生活千头万绪,但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赚钱有理”。各种媒体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要千方百计地争取读者或观众,以求最大经济效益。其具体指标就是“销售”或“收视率”。但是这样的指标需要自己的统计或专业调查,容易“掺水”和准确度不高。後来出现了网络媒体,不仅传播速度快、距离无限,还可以具备双向互动的能力(如网路论),让更多人有了享受“言论自由”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且拜高科技之赐,不仅可以比较方便准确地统计网站访问量,甚至还可以自动统计每一篇文字的访问量,于是出现了一个新概念“点击率”。从此又增添了一种“竞争方式”,成了又一个“优胜劣汰”的标准(幸亏爱因斯坦出生得早,否则他的“相对论”据说当初只有12个人能看懂,象笔者这种笨拙之人,八十多年後还不甚了了,岂不是他也要被“打入冷宫”永无出头之日了!)。但是如果认真考虑一下,会发现这个指标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负面的。
文字是书面的“语言”,而语言是精神思想的表达。无论天才、蠢才、庸才、歪才,出生时都差不多,既不会写文章当明星,也不会炒股票,更不知道弄虚作假说谎话,要是意外认了猴子或狼做“奶妈”,最後甚至行为和“声音”都跟猴子或狼差不多,成了“猴(狼)孩”。就象才从生产线上下来的电脑,里面什麽都没有,完全取决于後来装什麽软件,才能从事什麽样的工作。人也一样,除了个别生理上特殊的情况外,大多并无先天差异。虽然有人坚持“种族优越论”或“龙生龙,凤生凤”观念,但要是要他们将子女送到大陆偏远穷困地区去生活,恐怕就没有人敢说这些孩子将来一定照样能考上哈佛、北大之类,甚至哪怕一定能当上村长、大队会计、党支部书记之类土“执行长”的。因为他们私下里也知道孩子的成才与否,主要靠後天的环境和教育。这是当年“亚圣”孟子他妈就懂得的学问,要不怎麽老惦记搬家(有“孟母三迁”的故事为证)呢?
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想想,出生时脑袋空空的“人”,怎麽会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从而具备了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的?就是因为接受了教育。而人的教育,除了象动物般有样学样外,高级复杂一点的,都是需要由专门的学校,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进行的。这就是所谓“受教育”。可是,为什麽在同样的教育条件下、甚至同一个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水平和素质也照样有很大的区别呢?那是因为我们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语言、文字的社会大学校里,除了睡觉以外,随时随地都在直接和间接(比如在普通学校中和家里)地受“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平均素质和表现,这才是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教育”。用这样的认识来探讨今天的民族和社会素质问题,是不会有什麽严重失误的。
那麽再进一步想想,谁是这个社会大学校的“老师”和“教科书”呢?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情况下,也许把那顶“桂冠”戴到各种媒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和信息网络)的头上,是一点也不夸张过分的。因为把今天社会上种种所谓“与时俱进”的现象和潮流趋势,作一点统计归纳,恐怕是只能得出令人担心的结论的。而且也不难发现,这些都是他们“为人师表”“推波助澜”的结果。而那个管理社会“学校”,控制、指挥“老师”做什麽和不做什麽的“校长”,就是政府。
这一点都没有“栽赃”之嫌,连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新闻研究所所长夏伟,都指出媒体对美国企业经济丑闻的发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