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造化的报应　　

北京街头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绿灯下还有警察。通常还不是一个两个警察，而是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业的利润，可以成为生产的动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支能不能减少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然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竟然可以到这种地步：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等待变灯。我在赫尔辛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好意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1)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单方面谦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没有过路的机会。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要在岗的人认真负责，应该可以维持交通规则的威严。如此威严久了，再将人降低到两个，最后减少到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了小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一个只讲利害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

二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不可。我承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的行为。毕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忍气吞声，自制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关系的判断和肯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委托他们照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真负责地维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毕竟我们是给他开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事情。

这使得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个老头，看见路口堵车，很生气，就下车把维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们交了税，应该得到好的服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毕恭毕敬地听他训斥。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对我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从来没有妄想过训斥警察。在我的体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猫和老鼠的关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公家的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按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荡。我们要感谢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得那么方便。譬如出租车不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们人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这岂不成了仆人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气和？还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封锁。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进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其实，不仅在红绿灯前，就是在官场上，这种糟蹋地毯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过是皇上的雇员，能偷懒不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已经不那么平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破坏交通规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负一点，我耻于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抢红灯抢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我期许的基础又来自哪里呢？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认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么？

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地接受的某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保持了这种自我期许，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得透彻，从中我看到了理想社会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我真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理睬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现实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

把上边提到的比喻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小时工或者保姆来家打扫卫生，没想到他反客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应？我被迫出去挣钱养家糊口，被迫给他发工资，这完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会挨揍。那我还会在乎穿着雨靴踩地毯么？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体谅他的辛苦？他是猫，我是老鼠，我体谅猫的心情干什么？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公德应该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