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2008 年的3月到5月可谓多事之秋：先有3月的西藏骚乱，后有奥运圣火传递中的世界性对抗，直至目前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在处理这一系列纷乱事件中，当局在决策过程中既有不俗表现同时又产生种种紊乱行为，实在令人叹为观之。

　　笔者曾经撰文谴责过西藏骚乱中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也分析过当局在处理骚乱中的一系列失误、偏激的想法、说法与做法。

　　西藏当然存在着诸多民族与民族文化冲突的问题，如果讳认问题存在，中央政府与“达赖集团”的多年会谈也就成为了多余。在高层会谈中，切忌底层群众的搅局，因为众口纷纭根本就不是谈判的出路，甚至会将原有的会谈基础付诸一炬。由于“达赖集团”与现今的中国当局在实力上完全不对称、各自目标差异太过巨大，这就决定了谈判势必旷日持久、每个阶段都进展甚微。

　　“达赖集团”的优势是，几乎整个国际社会明里暗中都支持它（甚至包括许多口头上声称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也许获得一般藏民的内心认同；他们的劣势是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对西藏地区一切自然资源没有支配权、对藏族社会没有行政权、对西藏民众没有直接控制的的机会，而且最致命的是，即便得到所有藏人内心拥护，600万与13亿相比，数量上简直不值一提。反之，“达赖集团”的劣势则是中国当局的巨大优势；但是，因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正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大，受西藏、人权等问题的牵制，中国推行其国际战略往往相当被动，而且因为“代表”600万的怨愤也一直不对声言“代表”13亿的一方而是对全世界去诉说，弄得“代表”13亿的非常没有脸面。

　　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局存在着与“达赖集团”还有谈的必要，但也决定了这种谈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中国当局自己在国际上的面子，绝非意味着中国当局打算满足“达赖集团”任何一项涉及“真正自治”的实质要求。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当局同“达赖集团”的谈判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会谈有几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1、海峡两岸本属同一民族，没有文化根源上的冲突，只是同室操戈、争权夺利、是政党政见之争；而目前的藏汉矛盾本质上是民族与文化认同上的矛盾，不可调和处显然远多于海峡两岸。

　　2、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个单独的治理实体，从台湾的自然资源到各种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资源始终为台湾当局所支配，大陆方面一直没有机会染指过；而“达赖集团”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丧失了对西藏地区一切资源的支配权力，目前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对藏人在精神方面的遥控。所以，在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当局眼中，“达赖集团”的地位与台湾当局的地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当局连对国民党在野期间的尊重上的一点零头都不曾给予“达赖集团”。无论达赖本人如何声言认同一个中国，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就是一口咬定他“搞藏独、分裂国家”；不光如此，中国的各级官员还对达赖这位唯一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在人格形象上极尽羞辱之能事。

　　以上对立性质的不同与各自实力上的悬殊巨大，就决定了“达赖集团”与中国当局的谈判势必是漫长而艰巨的。期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沉不住气、精神失控，随时有可能发生世界范围的冲突。

　　何况中国这个国家有个特质，就是宏观层面上凡与国内民生民权无关的事情上，制造与操纵民意玩得比世界任何国家来得纯熟：只要主要媒体集中播发某一倾向的观点、根据需要封锁或放大某些“事实”，或者外交部某个头脑发热的人随便作个什么????发言，就会有批闹哄哄的“愚民”去随意热爱或仇视上哪个国家或某个政治人物，并就此在国内闹出一场场风波。这就是制造与利用的所谓“民意”，也就是当局经常提起的那个非常容易“受伤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关于西藏骚乱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处理：涉及暴力犯罪的，坚决惩办，这里只有法律因素根本不必考虑政治原因；如果是和平表达的，当局也不必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你跟他们的大头目还在谈，何必与那些小喽喽过不去？如果你将谈判中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早都用武力解决掉了，还去谈个鬼？

　　尽管当局对西藏社会投入巨大，控制方法也无所不用其极，但藏人与当局的对峙状态从来没消减过。其原因就在于，一个民族的行为规范不能由一个异族去规定，只靠规定解决不了社会和谐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有个社会成员都认同的社会契约，而协议之形成又需要当事人之间有谈判的诚意与愿意妥协的心理。如果都抱着战胜对方的心态，那还有什么可谈的？那倒不如打一场、弄个你死我活，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可双方未见得都有这个勇气或思想准备。在全球化潮流下的国内纷争，对于强大的一方而言，胜者未必能称王；而对于弱小的一方来说，败者亦未必就入寇。

　　老子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邓小平先生曾经交代过十六字的真诀，第一句四个字就是“韬光养晦”，意思其实也差不多。

　　“3．14”骚乱后，达赖在全世界祈求和平，表示对出现的暴力“痛心”、反复呼吁中国当局与他们和谈等等；可是已经严惩了暴徒的中国当局，却不见好就收，动用了所有宣传机器对“达赖集团”进行穷追猛打，甚至说出了达赖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与“达赖集团”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等等；不仅如此，外交部的所谓发言人还用国家讲坛与“西方媒体”进行着唇枪舌战，今天“驳斥”张三、明天“正告”李四，一副不依不饶、逞勇好斗的文革大批判架势。

　　国际舆论有它自己的评判标准。这场弱者与强者本来就不对称的博弈中，弱势一方的“达赖集团”却屡屡得分。这表明双方的政治智慧与公关能力根本不在同一水准上，那些被调动起来，对整个藏族进行声讨的“民意”，更是将整个国家的形象破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国际主流社会无一谴责“达赖集团”、却一再规诫中国当局与“达赖集团”坐下来会谈上看，中国官方宣传机器的一切努力完全起到了相反效果，手法着实拙劣。

　　尽管“3．14”骚乱明摆着是声东击西，意在奥运，真正的目标就是冲着奥运圣火的传递路线。可是，中国当局太渴望借助奥运圣火传递去扩大自己的声望、也太低估了海外藏人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能量，依照既有方针，传递策略一成不变。于是，百年来历届奥运从来没有的怪事诞生了：一边是主办国在异国他乡的武力押送、一边是反对者的“和平抗议”，反正你圣火传递到哪里，就把“达赖集团”的影响带到哪里，人家就是利用你太把奥运当回事的心态，借力打力，事半功倍。象美国洛山矶奥运会那样干脆把举办权转移给私人又哪里损害它的国家形象了？尤伯罗斯即便将奥运圣火传递到火星，又有谁会跟他过不去？

　　如果以正常心态考虑问题，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本来就很坎坷，民主宪政的发育还很不充分，民族问题多多、两岸割据多年；同时，因为近年发展比较迅猛，是一个在世界上很受关注且存在较多争议的国家；由中国举办奥运有若干国家或组织发出某些杂音，那毕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于奥运，作为主办国只负责圣火的传递；至于护送原则上应该是所在国治安当局的事情。如果奥运圣火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任何状况，责任完全在所在国；退一步说，即便在传递过程中出现某些闪失，对一届奥运的举办也产生不了多少实质影响。哪有必要组织那么庞大的武力护送队伍去国外与肇事者沿途一直对抗，这么做，所在国警方可以脱了干系，且正中对方下怀，把对方的声势越弄越大，这与曹孟德草船送箭有何两样？

　　博弈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越想表现自己强大则越容易捉襟见肘；越表现悲情则越容易得到意外收获。写到这里，不禁要问一下，现时中国的各级官员还知道“韬光养晦”这四个字吗？

　　如果事情就此为止，对奥运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接下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居然也发生了：由于在国外传递奥运圣火遇到了一系列阻难，在中国国内居然集中爆发在抵制法国企业“家乐福”上：短短几天内，北京、合肥、武汉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群体冲击“家乐福”的浪潮，数量不菲的中国暴民不仅动用大量机动车辆围堵那些商场，甚至出现了类似拉萨“3．14”骚乱中的打砸抢。人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公民为自己切身利益维权而举行再小规模的聚集都会遭到当局迅速取缔的国度里，那些大规模的非法暴行居然可以如此大范围地展开，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弹压。这就不仅将奥运政治化而且是暴力化了！人们看到的是，奥运在中国，不但被政治化，而且更是民族主义化。一切宣传策划为这种不智行为统统一笔勾销。

　　更为可笑的是，为了宣传中国人爱中国的奥运，媒体人员被关照每个人在其网络名号前面加挂中国红心，还不伦不类地镶上china这5个字母，可谓“举国红灯照、全民纳忠心”，文革中人人得背上毛泽东语录“红宝书”套袋的那一幕刹那重现。奥运，本来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可中国有人就是有本事将它弄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好不容易捱到奥运圣火回到了国内，直到艰难地将它送上珠穆朗玛峰顶，总算关起门来称了一回大王，自我陶醉了那么几天，没想到还是乐极生悲，汶川大地震爆发，所有人不得不从癫狂中回到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反倒是那些在“3．14”骚乱中的骨干分子在为地震遇难者做起了超度他们的法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面对巨大灾难，温家宝总理以个人冒着巨大风险在第一时间亲临灾区中心指挥、抢救人民生命的出色表现，胡锦涛主席在地动山摇的余震中走到了灾区的人民中间，与灾区人民一起抗震救灾，是他们以个人的人格魅力为中国及中国政府在全世界挣得了一份体面，夺回了几多同情与尊重；全中国一切原本在沉默中的善良人民用自己对受难同胞铺天盖地的爱心将中国人被一小撮狂热分子长期遮蔽的善良本性昭示于世界，全世界因此又知道中国是值得敬重的。值得一提的是，之前胡锦涛先生的日本暖春之旅，高屋建瓴地做出战略性决策，得以建立中日长期“战略互惠关系”，这对中国人民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情。

　　最后，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也“正告”一下那些打着“爱国”旗号从国内斗到全世界的狂热分子，拜托你们，请不要再“代表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的感情”了。人类美好的思想情操不是你们这样丑陋地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