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闹大了，中国大陆的‘官员问责’制于是启动，贵州省委立刻宣布要撤瓮安县一些官员的职。 这措施可望能换来短暂的安宁，一时消饵瓮安县的民怨，也让国内外华人觉得大陆政府的上层对民意的反应还算快。 但这个解法，起自民众的动乱；贵州省委的决定，仅基于自己单方面的一刹那间作出的判断，未经公开的听证。于是给民众的印象是：政府的让步完全是因为民乱的压力，而不是出于社会公正。这不就等于鼓励人们要通过搞集体动乱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么。 这种靠动乱和暴力来解决纷争的方法，对双方的成本都太大；随机度也太大，令政府的可依赖度降到新低；而且容易失控使暴力漫延。 正解并非没有。它就是我前几天说的，引进民审团的机制来裁决非政治的纷争。对每个案件，从当地公民中抽样出一组人，在他们听证之后，投票决定结果。民审团来自民间，部分地代表了冲突的双方的立场，且与官方没有直接的瓜葛。就算裁决得不尽公平也带随机成分，它还是能因为部分地反映了当地的民意而纾解积怨。 在瓮安事件上，既已闹出民变，政府的上层不应轻易下结论撤官了事，而应组成一个民审团与政府一起公开地听证此事，不仅要调查官方的责任，也要调查打砸警车的人。然后投票决定处置结果。 正因为没有一个预设的能让民众参与的非暴力机制，民众才不得不通过暴力来表达怨忿。 引进民审团的机制来, 当然不是易事，但胜过暴力解法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