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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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昕

　　“申奥成功了，足球出线了，WTO加入了，我结婚了！”这是《北京青年报》的一位年轻的编辑在其婚礼上的致辞。据中国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报道，在2001年的最后一个月，“申奥成功、足球出线、WTO加入”，已经成为中国许多喜庆场合的标准开场白。

　　的确，2001年是中国的喜庆之年。在一个生活品味日趋走向多元化的时代，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亿万中国人举国同庆，而这样的事情居然在2001年发生了三起。

　　对中国来说，2001年是一个分水岭。未来的历史学家肯定会这样记载：2001年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一年，尤其是在12月加入WTO，乃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重大事件之一。

“与国际接轨”

　　这一分水岭的重要意义，堪同1978年12月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相提并论。当时并没有举国同庆的场面，只有那些对政治敏感的都市中国人，才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中国的巨变即将开始。然而，没有人想像到20年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沧海桑田般的变迁。

　　同1978年那一历史时刻的中国人似乎有所不同，2001年拥抱全球化的中国人，具有更加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更加广阔的国际眼光。事实上，“与国际接轨”这五个字，自1995年以来便成为中国政坛和舆论界的流行用语。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五年，中国不仅是外资输入大国，而且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引进大国。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不遗余力同国际接轨的努力，促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促使中国长达15年的“入关”申请，终于在2001年修成正果。

　　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中国的精英们依然保持了应有的冷静，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同国际接轨，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迎接这一挑战的关键，乃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全面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并且依照这样的规则，改造中国的各级政府。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WTO培训热潮。熟悉国际经贸规则和市场经济运作的经贸人士和学者，成为中国走向全球化之后的第一批赢家。

民营企业首先获得国民待遇

　　在2001年的最后一周，中国政府把加入WTO的文件翻译成中文，公布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网站上。虽然对这些文件的细节有深入了解的人并不多，但是WTO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和“透明性”，已经成为中国政坛中耳熟能详的理念，而这些新理念已经并且正在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积极的变化。

　　所谓“国民待遇”，乃是WTO所规定的非歧视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它要求各成员体对其管辖区内的本地企业和个人、外国企业和个人给予相同的待遇。然而，这项原本针对歧视外国人和外资企业行为的规范，对中国内部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催化作用。

　　中国的民营经济，从80年代的个体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中所谓的“自雇”self-employment）到90年代的私营公司，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促进经济成长、提高就业的重要经济部门。然而，长期以来，受到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民营经济部门在市场准入、信贷、进出口、引入外资等多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上，民营经济长期以来被视为非社会主义，备受歧视。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高层还一度扬言要让个体户们“倾家荡产”。

　　在中国努力加入WTO的同时，对内实行“国民待遇”，也就是取消对民营企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待遇，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成为中国经济界的强大呼声。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便在2001年多次向政府提出这一建议。

　　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界的人士来说，2001年的7月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纪念讲话中，第一次把民营企业家，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铺平了道路。民营经济最终获得“国民待遇”，也指日可待。

透明性与“官本位”社会的崩解

　　WTO的透明性原则，要求成员体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向所有需要了解的人公开。为了适应加入WTO的挑战，中国沿海先进地区的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发起了所谓“政务公开”的运动。上海和广州是这一行政改革运动的先锋。自2001年起，所有地方性的法规和政策，都在政府公报中公开。

　　这一措施，对于长期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人们来说，乃是天经地义，因此热衷于暴露中国丑陋黑暗面的西方主流媒体，绝对不会认为这一变化具有新闻价值。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小小的变化，乃是打破中国僵化的“官本位”社会的一次大跃进。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政化等级体系，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拥有特定的“行政级别”，尽管他们也许并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

　　笔者在1991年出国留学之前在一个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相当于所谓“科级干部”，而所里的副研究员相当于“处级”，正研究员相当于“局级”。依照这样的制度，中国的教授、演员乃至和尚，都有级别。当时政府发布的政策，都以“红头文件”的方式，按照级别逐级向下传达。如果某一政策只能传达到处级以上，那么笔者即使是专业的政策研究者，也无缘接触到这类政策的内容。

　　当昔日的“红头文件”变成今日的“政府公报”，所有人都可以购买甚至免费索取之日，“官本位”的制度开始瓦解了。事实上，早在80年代末期便有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官本位”社会口诛笔伐。10年后的今天，正是全球化推动这一社会变革。这种不是新闻的新闻，每天都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发生。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