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下） 作者: 孙隆基

　　蒙古世界统治的遗产

　　对中国整体来说，蒙古的遗产有下列数项。蒙古灭金时在中原长期作战，造成华北的残破。一度是北宋重工业区的河南东部和河北南部，从此一蹶不振。蒙古虽然与南宋长期在国界上交战，但灭宋过程却很短，因此江南比较完整。至元代，华南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贸易又获进一步发展，北衰南盛的形势从此成定局。蒙古消宋之前先灭了大理国，蒙古统一中国，使云南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也于元时内附，从此中国人习惯上觉得西藏是国土一部分。

　　从元代开始，"回民"成为中华五大族之一，尤其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他们多是随蒙古人入主中国的"色目人"之后代，他们在元代又称作"回回人"，多信奉伊斯兰，因此后者被中国人称作"回教"。在中国本部以外，以今日新疆为基地的察合台汗国受了该地臣民的影响，后来也皈依回教。改信了回教的蒙古统治者，在十四世纪末又强迫最后一批不信的回讫人改奉回教。

　　后者是今日中国境内回民之大宗的维吾尔族。

　　对亚洲总体来说，蒙古东征西讨的遗产受益人反而是突厥人。表面看，初期的蒙古军西征接二连三地摧毁了突厥人政权，尤其中止了塞尔柱人的西进，把东罗马帝国的寿命多延长了两个世纪。但蒙古人本身只有一百万人，为了扩充队伍，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变成"蒙古军"。因此，所谓"统一大漠"其实是把原先地域已经很广却很分散的突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的地盘进一步扩展。因此，当蒙古浪潮退潮后，西亚的突厥人继续西征，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土耳其帝国，在伊朗者则建立十叶派政权，是为近代伊朗之始，另一支入主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

　　蒙古人进军俄罗斯时，自身的民族只能拨出五千人左右，其余是内亚洲的其他游牧民族，可想象是以突厥人为主。他们征服的南俄地带原先已为钦察(Kipchak)游牧民族占领，也属突厥人的一支。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索性以他们为主力，以其名为国号。后来，蒙古人、突厥人、斯拉夫人、芬族彼此交配，混出一种说突厥语的"鞑靼人"(Tatars)，在今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共和国里是第二大民族。

　　对世界总体来说，蒙古人的所为有利于欧洲的兴起和亚洲的落伍。蒙古旋风对西亚回教世界的摧毁特别沉重。他们对前大食帝国的核心地带--伊朗--破坏未尽的地方，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为瘸子帖穆儿(TimurLenk)完成。他是突厥人，出身察合台汗国辖下的咸海河间地带，属于文野分界的定居民这一方。但他自称察合台汗的继承人，非但没有保卫文明，反而刀刃向内，捣向伊朗腹部，并模仿野蛮阶段的蒙古人屠城、筑头颅塔，而且蓄意破坏文明的基层建设如灌溉系统之类。该地区定居与游牧的界线早已不稳定，从此，伊朗--尤其是东部--基本上变成大漠的延伸。今日伊朗境内四分之一人口是突厥人，游牧是国民生活很重要的部分。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敌。蒙古在西亚地区造成的后遗症，无疑是帮了西欧的一个大忙。欧州在当时是发展中地区，如同今天的"第三世界"。西欧人避过了蒙古世界征服的兵锋，在"蒙古和平"期间首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他们从欧亚大陆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亲自目睹中国的富庶。此后，西方的经济发展总有一股东向的欲望。哥仑布就是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想从大西洋另辟新航路到达中国，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

　　蒙古军西征也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十五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是继东亚之后的第二个"高科技战场"。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配合中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

　　综观第二千年的前五百年，可以说是中国遥遥领先，但中国的高度发展结果是替别人作嫁衣。这种观察即使确实，仍失诸狭窄。中国的贡献如果成全了蒙古，后者的业绩又何尝不是替第三、第四者作嫁衣。今日蒙古人局促于内亚洲的一个小国内，人口只有两百万，而突厥人的国家至少有五个。至于受益于蒙古旋风的欧洲人则在后五百年代之而兴，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世界史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不为狭窄的民族主义思维所框范。中国在后五百年重演这场戏，也当作如是观。

　　青黄不接的十五世纪：中国的海上霸权

　　在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型边疆民族是天之骄子，到后五百年，则由航海国家独领风骚。这个变化有其内在逻辑。在前阶段，旧大陆的欧亚大草原是世界的通衢大道，草原民族的铁骑加上文明国家的高科技武器，即合成支配世界的方程式。但火药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却宣判了草原帝国的死刑。世界史进入我们的"近代"，海洋继大草原成为世界的新凝固剂。有走向海洋的意志、并能把新型火炮装上远洋船舰的海权国家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使者。

　　在这第二场径赛还在暖身阶段，当时的中国已经以"世界冠军"身分出现。后来连这种稳操胜卷的事都不干，乃由于志愿放弃出赛。如果宋代中国有世界最庞大的陆军和最先进的战争工业，明代中国则有世界最庞大的海军和超前的航海技术。当全球史上第一个"世界系统"散套以后，离西方海上霸权的兴起还有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内，中国完全齐备称霸海洋的条件，而且也初试啼声--其表现即郑和下西洋。

　　明初海上霸权，有前人积下来的基础。首先是宋室南渡，赖江防抵御胡骑，在中国史上首次建立独立的海军衙门，战舰上的标准火器装备是霹雳炮。除了国防之外，失掉中原的南宋在税收上越来越依靠远洋贸易，在高宗时代曾占政府财政收入中现钱的百分之二十。

　　唐朝对远洋贸易只开广州一埠，至北宋则另增杭州、明州、泉州、板桥（青岛附近）、华亭（今上海）等九个港口。南宋为了扩充贸易量，甚至在海南岛新建一个神应港。南宋对海洋贸易大事奖励，不论官民，能招来外商增加国库收入至某数额者，都予以加官进爵，政府负责维修海港、建立仓库、在沿海一路置灯塔，并于海上岛屿设立水师寨，替进出的商船护航。

　　从宋代开始，外贸已经摆脱"朝贡"体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袭此势，而它的政权性质又是"全球化"的，中亚西亚的蒙古政权是姻亲，并不是化外，因此，外商来中国的特别多，中国商人对外国也更为熟悉。这个全球化倾向到了明朝开始逆转。要了解明代中国，必须将它放在全球史里面看。蒙古是世界帝国，其崩溃后必然出现地区性的"民族主义"逆反。这个逆反也包括莫斯科的俄罗斯以及十叶派伊朗--该两地今天的民族认同都是"后蒙古"产品。

　　有人认为明帝国重建的是较狭义的、亦即是只包括汉族的"天下"。

　　这在开国时就势所必然。明太祖虽然把定居中国的色目人一视同仁地当做子民，但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三头马车式的政治体制势必然告终。明太祖为了继统，仍把元朝视作中土的正统皇朝，把忽必烈牌位拱在历代帝庙，但他并没有消灭蒙古人，只把他们逐至塞外，结果他们又重组游牧帝国，威胁时刻存在，结果北疆重新成为第一国防线。这不可免地造成"夷夏之防"意识之重炽。明中期以后，屡遭倭寇、满州侵略，于是逐渐出现宋代那种汉人民族意识，而抗倭抗清的英雄戚继光、史可法也继岳飞、文天祥之后，被编织入民国革命时代发明的民族英雄谱系。

　　明太祖在沿海一带也颁布海禁令，当初乃纯行政性质。朱元璋打天下时的劲敌张士诚、方国珍等的地盘，就是具海洋帝国雏形的南宋旧地。这些势力的残余拒绝接受明统，逃亡到南洋，甚至日本。1380年，太祖借"胡惟庸案"诛杀中国最后一位宰相，罪名是他雇佣日本武士图谋行刺皇上。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耐人寻味，它与"去父母之邦"的"天朝弃民"同样令中央不放心。

　　海禁令禁止民间出海，却没有终止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它如今成为中央的专利。中国人不可以出去做生意，而来"天朝"经商的外国人从此必须打着来"朝贡"的旗号。于是，国际通商被加上"政治挂帅"的紧身衣。

　　这个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使明初的海军一度膨胀。中国至南宋时已有独立的海军部，蒙古为了灭宋也在金朝水师的基础上扩建，最后是海上的崖山一战灭掉宋朝。元朝合并了金、宋、朝鲜的舰队，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大国，曾两次东征日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舰队在数量和船只体积方面又超越前人。明海军在十五世纪初的鼎盛时代有三千五百条船只。

　　郑和于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领两万八千人，用六十二艘船分载，最大的"宝船"长四百四十尺、横梁长八十尺，有九桅，可载千人。它比八十七年后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的三条小船大将近五倍，而且设备亦较为先进。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宋代已经发明水密隔舱，欧洲船舶到十八世纪才有这种设备。19最令人瞠目的是对如此庞大的远洋舰队的补给，这个问题必须拥有海外殖民地或海军基地才能解决。明朝没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国麻六甲可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郑和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朝，最后一次(1431-1433)在宣宗朝，郑和死于回程中。自此，中国从海洋退缩，而如此壮举最后连一点涟漪都不剩下。在郑和时代，回教势力--尤其从印度南端扩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张。郑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势力达到该区，亦是顺其原势，并无横加干涉。中国人撤离印度洋后，它很快成为回教的内海，西至西非海岸，东至大明在南洋的据点麻六甲，都渐次皈依回教。这是透过商旅和传教士的活动，非经由武装征服。因此，当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侵入印度洋，该区毫无抵挡能力。

　　问题在于：当蒙古的"世界系统"散套，而西方海权还未兴起之际，最有资格带头重组新世界系统的该是中国，但它却在关键期间撒手不管。原因何在?

　　它有表面的，也有深层的。

　　表面上是成祖朝开销过于庞大，他的继承人势必采取紧缩政策。除了派大舰队"下西洋"耀武扬威之外，成祖朝还六次征讨蒙古、长期对安南用兵，同时建筑紫禁城--即今日的"故宫"。罗荣邦认为成祖以后明朝出现财政困难。但他同时认为郑和时代的外贸对中国是极端有利的，因为明朝强大，能够单方面决定价格。

　　这引起了两点疑问：远洋贸易足以补助国家的财政困难，何必裁减?外国和中国做生意每次都吃亏，还有谁千里迢迢到中国去"朝贡"?

　　答案或许在明朝外贸与"朝贡"不分这点上。郑和的下西洋并非孤立现象。成祖一朝，对不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洋国家就出使了六十二次，多半是只前往一个国家，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庞大。但它们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负责朝贡国使团的接送。郑和第一次的航行带回爪洼、麻六甲和苏门搭腊的使团，而第六次于1423回国，带来包括波斯湾区的六国使团，共一千二百人。这些人到了中国，尽了"朝贡"礼仪后，就可以在市场上贩卖夹带的免税的私货，并等待下一班中国船把他们送回去，多半一等数年，每天都由主人盛意招待。明朝既然当了宗主国，有藩属的君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军保送他回去复位。

　　这个负担的确沉重。成祖死后，北京连前往黑龙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团亦裁掉。中亚地方有代表子虚乌有国家的使团，希望来"天朝"讨赏的，明廷也加以谢绝。"下西洋"自然是被优先开刀的项目。但遗憾的是明廷连远洋舰队也裁掉。

　　成祖死后，攻打安南的战役还持续中，但1426年明海军在东京湾吃败仗，使明廷放弃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怀疑海军是否有用。此时大运河也已经修复，并且装上新发明的闸锁，内陆的运河漕运比沿海运粮安全得多，于是，海军被大量裁减。1449年发生土木之役，蒙古势力复炽。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内亚洲国防线，不久就开始建筑长城，从西到东，达一世纪才完成。当时的海疆并无威胁，明廷不会同时维持两大笔国防经费。

　　但明朝显然放弃南宋用外贸养海军的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海洋国来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而且完全为政治服务。有邦交的"一年一贡"、差一点的"三年一贡"，像日本那样关系极坏的则"十年一贡"。令人费解的是明廷接二连三地下令，把造船的体积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至1500年，造多于两桅的船只变成重罪，1525年朝廷又下令各地方捣毁远洋船只，逮捕所有使用者。

　　如果政府裁减海军，只是政策性的问题，无须变成法令。它们显然是针对私营企业，国家自己解散海军，但又防止民间的力量超出官方。这种限制导致明末制造郑和时代那种九桅大船的技术失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锁国心态抬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他虽然没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权，但用罗织的方式消灭富户，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诛戮殆尽。"几场大清算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全国充斥了小型的自耕农。"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是乌托邦式的，"它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公社而不像一个国家。"亦即是商业不发达的纯朴的不流动的农业国。

　　他无向外扩张的野心，生前为子孙列下一份"不征国"的名单，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安南以及南洋诸国。

　　元代和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明成祖想保留并发扬光大之，并委派回族色目人后代郑和主其事。成祖以后这条路没再走下去，实在是遗憾。成祖这个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实更像是最后的一个蒙古"汗"。他五次到塞外亲征蒙古，不像华夏君主所为。已有人指出：成祖的"态度和元朝的皇帝几乎雷同，他们热切地到外国去拉关系并且聘用外国人为他们服务。"

　　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劳民伤财而终告失败，成祖又把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贡体制，承袭蒙古"大汗"的派头，强制外国君主亲自到北京朝觐中国大皇帝，他们不肯来，就派海军去攻打。成祖的体系则是成立对客户友善的接送服务。但两者耗资同样巨大。成祖以后，儒家文官政治的"不劳民伤财"的"祖训"就变得更无可非议。

　　印度洋：从中国的"朝贡体制"到西洋人的"公司体制"

　　西欧人对远东和印度洋的财富有一种饥渴。为了另辟到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逐步南航，摸索了大半个世纪，终于在1487年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随之而来的就是武装恐怖行动。达迦玛于1502年率领十五艘全面武装的船舰，炮轰印度南端的港口喀里古(Calicut)，建立霸权。东非海岸斯瓦锡利城邦(Swahilicitystates)--是郑和航海到达的地方--是靠印度洋贸易繁荣昌盛的，现遭葡萄牙人的侵略而撤退入内陆，整个斯瓦锡利文明从此衰亡。西欧人带来地中海作战的暴力水平，印度洋诸邦根本无招架之力。

　　1511年，葡萄牙人灭掉中国的藩属麻六甲，把它变成殖民地。这一带，早已由华侨所殖民。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之时，曾与盘踞在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的华人领袖陈祖义作战，杀掉五千人，并把陈本人带回南京正法。这些人可能就是和朱元璋争天下的元末群雄逃到海外的残余。明廷的政策是消灭海外不肯就范的华侨，宁可扶植地方土著，对马来海峡对岸的麻六甲恩泽有加，郑和几次下西洋都用它当基地。后来中国势力自动撤出，让麻六甲自生自灭。但葡萄牙之消灭麻六甲却获当地华侨协助。这些海商在明廷的海禁下已经处身法外。当他们与麻六甲政府发生争执，需要国家力量撑腰时，就索性找葡萄牙人帮忙。明廷则对整件事无关痛痒。至1557年还把澳门给了葡萄牙。

　　早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仑布已经发现新大陆。葡英法等国也在美洲占一席之地方。从此，大西洋变成西欧人的内海。在这个大西洋圈，西欧提供资本和经理人才，从西非把黑人运到美洲当劳动力，去开发美洲的资源。一个建筑在三洲分工体制上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开始冒现。在这个大西洋圈成形后，西洋人又从美洲和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诞生，并对欧亚大陆造成合围之势。1565年，西班牙因没法弄到像澳门那样的据点，就在太平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菲律宾。

　　当时的明廷在干什么?

　　明世宗一朝(1522-1567)大半在闹"倭寇"之患。它的起因表面上是1523年日本"朝贡团"在宁波闹事引起的。但后来几十年延续不断的犯境，船队和人数规模都很大，不像是当时的日本所能发动。学者们也已经证实："倭寇"里有日本人，但头目都是中国人。他们是宋代以来已成气候的沿海豪强，在海外早建立关系，如今被明廷禁令变成"法外"的海盗。中国当时海上力量的强大，反而表现在这些非法分子身上，他们有大型船队。在对"倭"作战时，曾一度傲视世界的明帝国海军没有踪影，甚至连有效的海岸巡逻也不见。待海盗登陆深入内地，占领县城和卫所后，才由陆军将领戚继光等人去围剿。

　　由于海禁越禁乱子闹得越大，明穆宗(1567-1572)朝只好让步，局部解禁，在国家垄断之外允许有限度的"私营化"，限在漳州一个口岸。明神宗则于1589年把民间能出海的船只限定为每年八十八艘。这不只太少，也太晚。至此时，明帝国的海洋朝贡体系已经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体系里，"中国贸易"变成澳门--果阿--里斯本路线和澳门--长崎路线的一个环节。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马尼拉环节，和他们的马尼拉--墨西哥的阿喀普可(Acapulco)环节在菲律宾接驳。

　　十六世纪末，英法荷继葡西等国在海上称霸。他们为了打击后者的专利，从事的海上活动是军商贼不分。和明朝把自己最优秀的航海人员逼上梁山、变成海盗、反攻祖国的情形相反，英法荷的海盗是他们的海军之源始，政府鼓励他们去劫掠西葡船只。英女王伊利沙白对这种海外活动，甚至像现代买共同基金般作逐次性的有挑选的投资。

　　西欧新教和旧教国家的斗争，不限于商战和殖民战，他们把宗教战争也带入平静的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在新旧教国家的火拼还未开始，葡萄牙人已夹着"十字军东征"的狂热而来。他们对回教商贾的航路尽量堵塞，对回教徒动不动就屠杀，尤其在攻占印度洋最富庶的商埠麻六甲时曾进行屠城。后来葡萄牙逐渐收敛恐怖行动，适应印度洋原有的商业网。

　　从葡萄牙人开始，西欧人把印度洋的贸易接驳上欧洲的市场，把它变成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的一个环节。从前，大西洋国家必须从中间人--意大利商人和亚洲的回教商人--手上获得东方货品，如今亲自在印度洋占了一席地。他们如无力用白银去支付南洋的香料和中国的精致品，就在印度洋从事跨国贸易(countrytrade)，就地累积商业资本。例如，明朝与日本断绝邦交，两国之间的贸易就落到了葡萄牙这个中间人手里。他们把日本需要的中国货贩运到日本，在那里赚了大量的白银后，又回过头来购买欧洲人渴望的中国产品到欧洲去抛售。

　　葡萄牙人还成立在海上收"买路钱"的制度，但他们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葡萄牙国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土王一般投资海洋贸易，和他们一样都没有现代公司的观念，其作风也一概是国库与私库不分，国家收入与商业盈利混淆不清，有盈利也不见得投资于其他有生产性项目。25而且葡萄牙这类的旧教国家，其动机也非纯为利润。葡萄牙人不断强迫土著皈依天主教，引起反感，根本不利于做生意。法国人一开始只注重传教，生意做得并不成功。在远东只有菲律宾一处殖民地的西班牙，则视把土著变成天主教徒为首要任务，并相当成功，该地如今成为亚太地区最天主教化的国家。

　　因此，我们不看谁先占据印度洋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盖盘踞旧大陆中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为内海--而是看谁为这个枢轴地段带来了革命性的新组织原理。它是英荷等国的贡献。这个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图，撇开宗教甚至政治。1622年，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口的据点荷尔穆兹(Hormuz)--该地的使团两个世纪前曾乘搭郑和的船到过中国--被英国攻占。在1580至1640这段期间葡萄牙是与西班牙合并的，而1622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极注重与西班牙结盟，但还是受了英属东印度公司之请侵占了对方的海外据点。在这里，非但私库不为公库所沾，政府的行动自由反被私营公司的利益左右。

　　荷属东印度公司也是只顾私利，至于政府，是该替它服务，它对政府却无任何义务。它的董事会宣言里居然包括有公然"卖国"的权利："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祖国荷兰）的另一个敌国。"

　　十七世纪初，为了共同对付西葡，英荷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共享亚洲贸易。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群岛的大班眼里只有公司的利益，在1623年把侵入他地头的同盟国英国人进行屠杀。

　　十七世纪是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初攻占了葡属东印度群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兰人驱逐，只好专心发展印度。荷兰人则往亚太区发展，在德川幕府"锁国"以后，成为唯一的欧洲人在日本长崎还保留据点的。他们搞"中国贸易"也想弄一块象澳门那样的落脚地，遂强占舟山群岛，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们去台湾落脚，根本没把台湾当做中国领土。1641年，荷兰人把麻六甲从葡萄牙人手里夺了过来。1656，他们又攻占葡属锡兰。

　　十八世纪则是英法两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争霸的时代。先是法国人发明用土著组成公司军队的方法，英国人效尤，并于1763将法国击败。由一家英国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后，英国人就继续东进搞"中国贸易"，在贸易逆差无法平衡的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贩卖给中国人，挑起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不能维持锁国，被强迫纳入西式"全球化"。

　　"海洋中国"是否成气候?

　　自南宋以来，华南已逐渐形成一个"海洋中国"的胚胎。但因为面对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海岸地区不宽大，无法和西方海权发源地的地中海比较，它总无法形成一个可与大陆帝国抗衡的力量。在一位美国学者眼里，明代的华南沿海是大陆中国与从海上来的外人之间的折冲地带，华南的海上豪强虽然不得已时充当一下"倭寇"，但他们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这个夹缝地位显示他们本身无法形成强大的自身认同。

　　但自南宋以来，华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后基地。这类对抗一般是北胜南，而后者的反抗余波总会荡漾于海外，使南北战争导致内陆中国与具雏形的"海洋中国"的对局。临安陷落后，宋室逃到泉州，图谋以市舶司使蒲寿庚的船队为根基继续抗元，蒲为波斯人后代，他把全部船舰投降了蒙古，元水师乃得在崖山海战中消灭南宋。宋亡后，宋遗臣还想到占城继续抗战。明朝夺得天下期间，元末群雄不服朱明者逃遁海外，而太祖始有海禁之令。明成祖篡夺建文帝之位，仍担心乃侄远遁海外以图复辟，为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之一。至1644年清兵入关，南明在江浙福建的小朝廷都依靠海上势力，其中包括海盗郑芝龙。他是"倭寇"的后身，年轻时曾居日本平户岛，与日本妇人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后来，就是这位中日混血的海寇之后在台湾继续抗清。

　　郑氏的海上力量强大，足以在1661年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翌年，郑成功想进一步攻占菲律宾，建立海洋帝国，因去世而中止。台湾田赋收入少，多赖海上贸易维持国用，因此郑氏台湾具海洋帝国的雏形。它是第一个与大陆中国公然对抗的海上政权，对大陆帝国的威胁远胜于明初，因此清初的海禁甚于前代。清廷靠荷兰人帮助灭掉郑氏后，逐步放松海禁，后与西洋人贸易中频频发生事故，至十八世纪后期遂把它限于广州一埠，倒退到唐朝的水平。

　　这不是"海洋中国"的全体命运，还有海外华侨的故事。华人对亚太地区和南洋的殖民早于西洋人。但因为国家非但不支持，还视为"天朝弃民"，因此海外中国人的生存采取"寄人篱下"方式，变成后来世界各地所有华侨的一个模式。

　　当西洋人就在中国前门处建立殖民地，华侨的这个模式就已造成。例如，西班牙人未能像葡萄牙人一般在华南弄到一个据点，唯有在菲律宾从事"中国贸易"，并全面依赖华商从漳州进货到马尼拉，因此引来大批华人定居马尼拉。但中国人有自己的儒教文化，很难为天主教所吸收，因此他们变成像西班牙本土的犹太人，只在经济上有用，除此之外则构成一个威胁。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比西班牙人还多，使后者寝食难安。结果，明末发生两次大屠杀。1603年那次把两万人的华侨社群全消灭。事后，华人移民又陆续从福建来到，发展成一个三万人的社群。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又被干掉两万。

　　对这些在自己前门口发生的惨案，明廷漠不关心。第二次明朝已接近灭亡，自顾不暇。第一次是万历年间，也不闻不问。1740年，荷兰人在爪洼的巴塔维亚（今耶加达）亦对华侨进行屠杀。此时，已经是清代的乾隆盛世，也不见北京有何反应。

　　中国人寄人篱下式的生存方式，使他们夹在白人统治者和当地土著之间，为前者服务而为后者所憎恨，把南洋的经济发展起来但对自己的命运却无法控制。这个遗产至殖民地时代结束后仍为华侨之大患。在战后独立的东南亚国家里，排华的事情常见发生。1998年印尼暴徒蹂躏华侨妇女事件，两地中国政府的反应和明清两朝差不多。

　　海洋时代的大陆帝国

　　西方海权的兴起，最初并不代表陆权的衰落。如果我们身处十六世纪，最看好的当是回教势力。回教文明在蒙古时代受了很大的打击，虽然其腹心地带的西亚已走向"大漠化"，但其疆域却随着突厥人的武功而向外延伸。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后，土耳其帝国仍进军东南欧，至1529年甚至围困欧洲心脏地带的维也纳。十叶派的伊朗也在十六世纪初诞生，是波斯帝国在突厥人领导下的重造，亦是现代伊朗的奠基。1526年，瘸子帖穆儿的后代侵入印度，仍自称是"蒙古人"，建立辉煌的莫卧儿帝国。葡萄牙人在南洋一带横行，导致许多土著倒向回教，造成回教地盘西起摩洛哥、东至菲律宾南部，北达土耳其斯坦，南及黑色非洲。

　　换而言之，当西方开始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并占据美洲这个新大陆之同时，回教在欧亚非旧大陆和印度洋都发展了新地盘。其在南菲律宾和西非沿岸的势力，甚至还沾到了一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边。在十六世纪的棋盘上布成这样一个局，其实顶不坏，谁会预测它后来会变成输家。

　　在西洋海权时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则变成中俄两国的天下。这两个定居的"火药帝国"从东西夹攻，把最后的草原帝国消灭殆尽。1581年，俄罗斯已派哥萨克人进入西伯利亚，至1639抵达太平洋岸，1647年开始侵略黑龙江流域，后为清帝国所阻。满清以"边疆国家"覆灭明朝，未入关以前已经降伏漠南蒙古。入主中国以后，代表定居帝国向内亚洲进军，于十八世纪中期消灭盘踞新疆的漠西蒙古势力，并重新控制了西藏。至此，内亚洲被中俄两国瓜分几尽，剩下的西土耳其斯坦在十九世纪被俄国吞没。

　　满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扩大一倍，加入了满蒙藏，重建了广义的"天下"。从漫长的中国史来说，清代该是中华大陆帝国"功德完满"的阶段。历朝的第一大患--传统的内亚洲防线问题--被它基本解决。清朝也把历代的内部威胁--外戚、宦官、强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历代最儒家化的皇朝，连皇帝都谨守它的教诲，因此没有太坏的君主，在现实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学术是传统学问的总结帐，不但把儒家经典全部整理了，诸子百家也考据普遍，似乎旧学问也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清代中国在西洋人面前吃瘪，并非中华帝国已经走向颓废，反而是发生在它各个方面都臻于完善的时刻。

　　无疑，在西方称霸海洋时代，掌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帝国仍有对抗的余地，甚至还可以造成分庭抗礼的气势--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国。中国在现代革命以后也起而效尤。但回顾过去五个世纪，不论在政治、社会、思想、文明各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仍然是西洋的海权国家。大陆帝国背负传统的包袱--无论农耕帝国还是草原帝国的--比较沉重。

　　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必须设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才能把广袤的大陆帝国维持不解散。

　　在"后蒙古"时代的俄国，恐怖的伊凡为了建立专制国家，已把中古的王公消灭殆尽，代之以"服役贵族"。彼得大帝进一步把这个阶层栓在国家役使的功能上。该时社会上极大多数人已降为农奴，彼得将其奴役加深，去满足服役贵族的需求，作为他们被国家奴役的补偿。俄国专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利用传统的东正教来控制愚昧的农民，另一方面用实施某程度的欧化（现代化）来肯定现形式的国家机器之存在，以及其铁腕手段的合理性。在处理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上，俄国模式采取的是强制性俄化政策。这个模式唯有中央不断施用高压，才不导致分崩离析。

　　中国模式在近代之前该说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袭贵族阶层，用科举的方法从民间挑选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区。他们组成文官体制替皇权的秩序服务，但比较不脱离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维持社会均平，不让出现太大的阶级分化。它也力图减轻城乡矛盾，避免造成西亚和南亚的军事集团和都市豪商勾结共同剥削农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军商勾结，保障了内部和平，但代价是只能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不能像西欧那般不断把军火工业推往前走，用战争来养活武器市场。

　　自宋代以来，市场化和契约化已经变成普遍，因此国家不再能采取秦汉时代那种"抑商"手段。事实上，帝国的庞大领域有赖商业网络凝合，北边的国防军需亦得靠商人运转。因此，这个时代的"抑商"，是将商人活动限制在维系大一统国家这个目的之内，不让他们形成本阶级的意识。这个措施相当成功，即使到了帝制晚期，商人资本仍倾向朝土地方向发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团认同。同一个保持稳定的意向，也令帝国政府对任何"海外关系"极端不信任。

　　这整个意识形态体现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现代中国的革命政权的教训所示，一个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统治集团，在发挥它的功能的同时，也会堕落为国之大蠹，自身变成制造社会两极化的媒介。它虽然防止了军商勾结，但引来的也会是同样不妙的官商勾结。到了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转由农民战争来执行。中国的农民起义，从东汉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都是打着均平的旗帜。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层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能把世界最庞大的人口保持在一个历久不散的团体内，其付出的代价是各单元都不该走向分化，也不能过分垄断。一位西方学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业组织方式和同代的中国作比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业家已有控制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意欲：从采购原料，到分派给各地的纺织户，到再分派给加工单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很少有操纵生产作业全部过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国的市场机制比较发达，各种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购得，因此出现"用商业代替管理"的安排。"但总体来说，一个累聚成规模庞大的工业，不是靠扩充生产单位的体积造成的，而是凭市场串连日见增长的大群小生产者，整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直接功能整合尽可能低。"

　　从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释看问题，可视为不能让一方垄断，"让大家都有口饭吃"的心理。

　　中国是这一千年来世界上政治、社会、文化最稳定的地区。这个罕见的成就也是致命伤：新的结构性的变动难以产生。

　　中国历史的"长时期"结构

　　第一个"中土"帝国其实已结束于汉帝国的覆亡。与西方罗马帝国不同，中华帝国的框架屡次获得新生。蛮族入侵使罗马帝国永不复元，却被中土文明多次吸收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国上承北魏，乃具鲜卑血统的统治集团与汉人士族合作的产品。在野蛮民族的汉化使北方获得更生的同时，中原旧族则移植和开发南方。于是，一方面中土旧体制获得持续，另一方面地盘却从北温带扩充到亚热带。隋唐以后南北两区得赖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整合。在中国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国"也将中土帝国规模扩充为东亚帝国的规模。

　　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这个模式重复出现。隋唐"第二帝国"解体后，宋明两个中土皇朝都先后亡于"外族"的蒙古与满州，后两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同时，这类中国化的边疆国家又把东亚帝国扩充到内亚洲。

　　另一方面，宋上承唐代华南地区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并顺理成章地走向海洋。这个轨迹可勾画如下：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从北温带延伸到亚热带，第二个千年则出现从亚热带走向热带的冲动。在忽必烈派遣海军去打爪洼，以及明成祖用更庞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这些宏伟的业绩背后，是沉默的中国商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动的波浪。唐代在华南只开广州一埠，从宋到元，甚至包括国家垄断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华南--都设有一连串的海口在吐纳着远洋贸易。这一带可以说已经变成大陆帝国的"经济特区"。

　　因此，第二个千年造成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发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东。今日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南北的先进和落后关系，但这个对比还是比较轻微的，难题是如何发展整个大西部。

　　的确，第一个千年末，中国的首都已经越来越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从宋朝开始，首都--开封、临安、燕京--都得靠在大运河边上，因为它是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而较落后的北方越来越依靠富庶的华南支持。至于古代的"关中"，早已被这个时代潮流远远抛弃于后。

　　既然如此，为什么首都一定得设在北方?

　　为什么政治中心不能和经济重心合而为一。答案是：政治中心非但必须在北方，而且还必须处于北方国防线上，除非这个朝代不是大一统政权。事实上，中国历来定都于南方的政权都是半壁江山。在古代和中古，对中国的威胁多来自西北方和正北方，因此国都亦设在长安或洛阳。然而，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亡国的肇机皆来自东北地区。刚进入第二个千年，这个地区已兴起史无前例的新型边疆国家--辽与金--它们成为宋朝的大患。继起的蒙古则在灭金的条件下灭南宋，而造成汉人的天下首次全亡于"外族"之手。后来明亡于清、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及共产党之取代国民党，都从东北开始。

　　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设在农耕和草原交界的东北国防线上--金、元、明、清都奠都于燕京。历来能统一或征服中国的武装力量也必来自北方，甚至连两次成功的北伐--明室和国民政府--都不例外。明朝不过是将蒙古人赶回漠北，蒙古人放弃对汉人的统治，回到塞外仍然是一个游牧帝国，继续对缩小了的中国造成威胁。至于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则是半壁江山。

　　内亚洲既然是帝国第一防线，自南宋以来形成走向海洋的华南则势必屈居附庸地位，它用"南粮北调"的方式支援北边的国防。而南北的这种协调也成为整合面对内亚洲的华北和面向海洋的华南的唯一可行方式。但是，这个双面神(Janus-faced)式的帝国归根结底仍然是大陆性质的，它对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国"部分会感受威胁。明清两代都实行海禁。台湾在清代开始成为对大陆中国的一个具体威胁，这个威胁至今照旧。

　　当葡萄牙侵入印度洋的时候，它的人口约一百万，只抵中国沿海的一个大县，其海上力量不见得超过明代的沿海豪强。但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大西洋国家如今都把人口疏散到海外去，尤其是英语民族，从一个岛国繁衍为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大国。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还很多。中国在这个千年内不面向海洋的后遗症是造成今日人类百分之二十三局促在百分之七的可耕地的现象，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反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核战时代，内亚洲还是沿海是第一国防线的问题也变得无谓。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太空和电子资讯的时代，用什么态度应付它，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转型期间，回顾一下这一个千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性格，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留下了今日的难题，是十分应时也是十分有益的。

　　作者简介：孙隆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现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州猛菲斯大学。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族》等。（世纪中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