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按你这么说，既不愿多耗资源，又怕污染了环境，那国民经济难道就宁可不要增长了？政府总不能定指标，下任务，硬要求企业看门扛麻袋也聘用大学生吧？ 的确，苏东剧变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舒坦，国内的贪污腐败，又积重难返，现在双手就抓了个“经济中心”，还算有所凭籍，若是经济增长再放慢了，甚至不增长，那不是等于举手交白卷吗？ 经济自然是任谁都希望增长的，但增长也得讲求一种方式，一种效率。捧着大量美金无所作为，疲软了就扩大投资规模保增长，过热了就增加基建投入拉内需，这是一种简单粗放的，早已落后了的政府调控模式。 政府诚不能给企业招工定指标，下任务，但政府难道连市场商品的技术质量也都没权过问，无能为力了吗？前些时三聚氰氨闹出来的臭事，决不是单一的，行业的，偶然的。 解放后政府在山西接收过一座水泥厂，日本人建的，粉碎原料用的一种钢珠，拳头大小，用原日本产的，磨损报费要用一个月，后来又进口前苏联的，三天就得报费！这就是技术质量。该厂一直安有日本人留下的一套灯管，规格倒是老笨，但连灯管带架子，从来就没坏过，也没有人拆过，直到本世纪初厂房重建才算最终报费，这种质量寿命的产品，在现今的中国，能造得出吗？能找得到吗？ 前几年报道说质监局工商局检查浙江的一家鞋厂，那皮鞋都是看样货，一扯就乱，业主还振振有词，说若是做得结实了，人们二年穿不乱一双，那鞋子还卖给谁去？厂子凭什么维持，工人凭什么开支？媒体也黯然表示同情，再也没了下文——难道人们有钱就不能多买几双，各式各样调替着穿吗？ 日本近年来的本土经济，的确是增长缓慢，但其高耗费、高污染的劳力密集型产业统统迁往海外，产销规模已直追本土；但其本土所留的，除去补足因产业淘汰出迁所落下的巨大空缺以外，在人口老化，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反而仍能不断增长，其所能凭借依托的，只有知识的巨大投入，技术的不断更新，产品的持续升级。 那么，日本企业又是如何构建起以质量信誉、知识技术为根本的企业文化来的呢？并且是那样的持续与稳固，那样的积极与坚决？ 市场的原则是，商品升级，消费也跟着升级，商品不升级，消费就等着你升级，直到使用报费。在个体上生产升级快的获利最大，升级慢的获利最小，甚至被淘汰；消费跟得紧的获利最大，跟得缓的获利最小，甚至也遭到淘汰。反映到总体上，产品升级的快慢，市场消费的信心，就成为经济体自身的发展活力。而经济体内在的发展活力与外部的人力、物力与市场的客观增长相结合，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增速的消长。 在一定的社会市场内，如果产品升级滞后，消费已丧失信心，生产却继续扩张而任由市场进一步饱和，到了一定的程度，失去了平衡，那就会导致社会在总体上的经济崩溃。由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在总体上是一浪一浪，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所以那经济危机也相应地具有“周期性”。而一旦危机到来，内中个体当然也有注重技术质量，积极进取的，但依旧不能左右经济总体的衰退大势，同受其害。 然而，衰退时虽说同受其害，不分彼此，可当经济复苏的时候，却到底还是内在质量信誉稳，知识技术新的个体与地区最早冲出重围，兴旺发达，然后再带动和帮助那些相对落后与迟缓的个体与地区，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总体振兴之路。而那些知识技术守得旧，存心靠骗人过日子的个体与地区，却只能永远地被淘汰与长期地萧条下去了。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历过经济危机的恐慌，他们国家的企业也大多经受过危机淘汰的阵痛与品尝过复苏起飞的甜头，大风大浪的没少见识过，因此往往都能自发地形成一种重质量重信誉，大力开发甚至储备技术的企业文化，以企轻松规避与应对经济危机。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本身的落后，市场潜力大，生产的增长又往往徘徊在一种低水平，因此即使经济有时也会有点起落，但到底影响不大，并不能促使其企业自发地转变增长模式。当然也有少数落后大国，仗着其资源富足，又不悯环境恶化，以国家的权力，大力增加资产的低质投放与基础设施的反复建设，代替民众甚至透支其子孙的生活消费，因此往往也能维持一种产消两旺的低质平衡，但却同样不能促使其企业自发地形成一种自我更新健康机制。 在西方各发达国家中，德国虽说贫油，但煤铁总还基本够用，日本在资源上却真真叫一穷二白，要甚没甚！国际上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废铁回炉都没个烧的，地理位置也没把住咽喉要道，又与周边各国都有历史宿怨，国家生存与发达的前途只能凝结于其国民的集体智慧与耐力。因此，如果说西方各国企业的自我更新机制是为危机所迫，自发形成的话，那日本人则更表现为一种自觉——政府微观调控，积极引导督促的自觉。而这种政府对企业有目的，有秩序，强有力的引导与督促，既极大地提高了其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又客观上缓和与规避了其经济在总体上的衰退危机。 关于日本政府通过微观调控引导督促本国企业的具体内容、具体方法、以及其所能涉及的深度与广度，包括中国的在内，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已经研究得很多很多了。 其实也用不着做任何的繁琐研究，在直观上我们首先就能看出这样的两条：第一，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只能是政府行为，中观微观的也不能例外。第二，微观调控比宏观调控更复杂，其所要涉及的利益关系将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以上两条相结合，那就是说，微观调控比宏观调控要求政府必须具有更高更强的行为水准，素质效率。 比如，简单的说，审查高下优劣一关，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的政府做不了；定夺优劣胜汰一关，利益纠缠，相互扯皮的政府做不了；执行扶优汰劣一关，阳奉阴违，三令五申的政府也做不了。中国现在的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还用说吗？ 然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垢病的；而斯大林式的粗放扩张，低质平衡，又受着客观的限制，缺资源的行不通，不缺的也走不远；因此，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想做大做强，又能服人，其国民经济的增长要想步入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轨道，那就更需要，也只能在微观调控上做最大的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