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世界大国，其所以能成为大国，一是靠文明的影响，二是靠武功的征服，能长远的，更往往二者兼得。但是到了现代，原子弹发明以后，由于其城门失火，必殃池鱼的毁灭性，武功的存在就只剩下震慑与自卫的作用了。 文明从哪里来？客观的人物资源以外，日常秩序离不了法治的养护，长远后劲离不开文化的推动。 与动物的追求生命一样，人类也具有追求幸福的本性。但又由于人是不得不群居的，因此那个人幸福又只能是分工协作，在人群中求，在社会中求，这就使得个人幸福必然成为群体幸福、社会幸福中的一部分。个体在社会中，求怎样的幸福，怎样求幸福，才是于社会的运行与繁荣有益的？——法制规定你，文化引导你；个体在社会中，求怎样的幸福，怎样求幸福，将是于社会的运行与繁荣有害的？——法治惩戒你，文化谴责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凝成一个整体，如果连最根本的法治都运转不畅，文化都愚昧乏力，又怎么能谈得上文明灿烂呢？ 你看上帝造人，算得一项最复杂最高级的伟大工程吧？但人体生理机能的维持，肢体脏腑之外，一离不了血的养护，二离不开气的推动。哪一项不足，都能说明这个人只是一个病人。 然而在中国，文化倒可说也曾兴旺过，法治社会却一直没能形成个传统。 在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韩非著书，道儒墨法，百家争鸣，到得秦灭六国，焚书坑儒，终于用事实证明了法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法学，更表现为一种帝王用以御下制敌的权术手段，而不是一种国家用以理民治国的管理法度，再加上秦朝的短命，法家思想很快就又衰落下去了。以后的中国再没出现过国家长期分割，实力争雄的局面，短时的逐鹿，权谋家，军事家倒是出了不少，而长期的大一统，又只要有儒礼的稳定作用就够了，因此法的精神再也不曾上升到国家的主流。中国“国家大治”中的“治”，主要指得是相对于动乱的太平，而不是相对于衰落的繁荣。 儒礼讲求三刚五常，忠孝顺从，即使盛行一时的佛教也讲的是逆来顺受，追求来世，这些都是于国家的稳定极为有利的；而在古代的东方，中国长时独大，只要能维持天下太平，人口增殖，府库充实，国家就算强盛；因此儒礼统治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久了，扎根也太深了；国家要有个什么举措，百姓要有点什么疑难，总要先问“于礼合不合”，而不是“合不合法”。近代以来，中国虽一直受着列强的逼迫，急需图强自救，但满清是少数民族建国，胆心国家不稳，不敢放权；后世虽换了几代，但不善权谋的掌不得权，用惯了权的又信任权，因此中国始终没能建成一个法治国家。 所谓“分定止争”， 其实领袖们之所以放不下权，不能放权，还是由于分难定，争未止。像孙中山、毛泽东都属于教父级的人物，但还是要遭到下属的置疑与不满，反对与放逐，孙中山心慈面软，早早气死，毛泽东反戈一击，保权自存。 古代政府就管个土地农民，对领袖能力要求不高，因此立子以长，天说了算就行。近现代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交通、能源，教育、科学、技术，分工越细，管理越杂，对领袖的领导决策能力也就要求越高，于是又搞民主选举，竞选计票，应该说是代表了民意吧？但还是要有不服的，暗杀袭击，政变弹劾，总之是有争斗，有掣肘，不稳定，并不是一个理想国。 其实一个人的领导决策能力，并不能表面地取决于他的演说能力，拉票能力，也决不能间接地取决于别人的狂热支持与示威反对；最直接、最客观的还是他以往在实际工作中所能取得的办事实绩——当然绝不能看“面子形象工程”，但经济增长，入学升学，财政就业，社会治安等等各项工作，则都是有数据能查可比的；只要预先明确了责任，划分了比例，能严明法制，不弄虚作假；到届当然就能按部就班，逐级提调，直达高层；这样既从根本上发挥了法的“兴功惧暴”精神，科学的理性实验精神，又使国家始终能由一个最适宜最有领导决策能力的人当政，谁还能心有不服，哪来的掣肘误国？（详见敝作《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此领袖的领导决策与国家的法律制度就自然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相辅相成。试想，人都是只长着一颗脑袋两只手的，就是让他管理一个小县，若不依靠律令制度，那也还得去请千手观音去；因为法治毕竟是经常的，格式化了的社会秩序，刘邦虽工于谋略，善于将将，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到底还得用韩信的军纪阵法。 当然，即使有了健康运转的法律制度，国家也还是离不了领袖的领导决策，否则美国人也不用选总统了。但法制的健康运转，却更是领袖个人能力的经常养护者与强劲支持者。请问，人的大脑每天都要休息，但血脉也曾休息过吗？血脉已经亏虚，神志还能正常吗？一条手臂若是血脉不通，废了，大脑还能指挥得了这条手臂去做事吗？ 上文所说的弄虚作假，利益纠缠，阳奉阴违等等一干，其实都是血液的病，法治的病，但结果却往往使大脑的任何决策都要大打折扣，显得对也无用，错更无能了。 然而，正因为领袖与其所属的政府，在一个国家，在整个社会中，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应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它与国家人力物力的关系，与社会法制文化的关系，中国人一直弄不清，撇不下，因此那人力物力，法制文化就统统被委屈下放，成为政府维持其统治的一种工具，使法治始终停留于说了不算，因人而异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