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缘何不要当头？ 解滨 最近海外中文媒体广泛转载了一篇有关中国“不要当头”的文章。 原文刊登在《耶鲁全球化》期刊上（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2074）。 该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本应该告别其“独善其身”的谨慎行为，在国际事务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但中国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进入角色，还有些扭扭捏捏，不情愿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担当更多的责任，而是甘愿担当配角，在国际上被动地行事。 中国如此不情愿“当头”，似乎有以下三个原因： 1. 纵观中国的现代历史，“当头”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任何实惠。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先是举倾国之力，扛起“抗美援朝”的大旗，牺牲了几十万士兵的性命，保住了金日成的政权。 然而北韩并未领情，刻意要从史书中删去这段历史。 后来，毛泽东不甘愿屈从于苏联“老大哥”的指挥棒，和“老大哥”分庭抗礼，另起炉灶。 作为代价，中国不顾自己捉襟见肘的窘迫困境，大笔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几乎是半给半送地援助非洲修铁路。结果却是，人家丝毫也不感恩戴德，反而血盆大口越张越大。 当中国决定罢手时，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就与中国反目成仇。 这种超越国力的负担在当时不但是得不偿失，亦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发展。 邓小平将此作为“当头”的教训。 所以，后来才有“决不当头，韬光养晦”一说。 2. 中国担心“当头”遭致国外更多的疑虑。 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这种崛起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忧虑。 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一种威胁。 尽管中国一再宣传“和平崛起”，试图安慰这些国家，打消他们的忧虑，但事实上很多国家还是对中国不放心。 中国担心在国际上过多地出头露面将遭致这些国家更多的疑虑，所以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宁愿保持低姿态，让别人说了算，自己则甘愿附和他人。 3. 近代中国曾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对于外国的武力干涉造成的痛苦仍然记忆犹新。所以中国很不情愿介入别的国家的事务中。一当头，势必常常要去惹人。 中国政府深怕担当国际领导角色会有朝一日对别国的内政指手画脚，所以就小心谨慎，尽量避免惹上这种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中国本身也有些问题在国际上经常遭受指责，所以就尽量不去招惹别人，省得别人反过来说自己如何如何。 这些原因当然都是现实的。 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似乎还没有恢复。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中华文化是整个东亚文化的基础。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 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 中国在过去五千年中多半不缺乏自信心，以“中央大国”自居。中国落后于西方，不过只是近四百年的时间。 而挨打受屈只是在最近一、两百年。中国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并不差。 一百年前的中国实际上完全丧失抵御能力，任凭西方列强宰割。 但中国人很快就开始向西方学习，进行变法。 中国人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制度的国家。 后来受到西方和苏俄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共产党。 共产党建立政权后虽然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但最后还是回归到务实的路线上来，短短的三十年中国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 而国父孙中山当年的强国梦也大都实现。 按理说，中国人的自信心应该随着中国的成功而恢复。 但现实却如同《耶鲁全球化》那篇文章上说的那样：中国的自信心滞后于中国的实际成就（“China’s self-confidence lagging behind its actual achievements”）。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眼下还缺乏在国际社会“当头”的能力。“当头”的能力在英文中的一个比较正规的词就是“Leadership”。 西方各国普遍重视人们当头的能力。 小孩子很小就被培养这种能力 - 随便找个中学生都能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套大道理。 美国的许多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等在录取学生时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当头的能力。而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中这些都是“浮而不实”，甚至“野心勃勃”。 我们的文化并不倡导人们“当头”，最好是人人都当“螺丝钉”。 而中国的现代教育也很少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更多的是在培养学生的被领导的能力。 笔者在美国有过许多华人同事。 我们华人雇员常常是：干活时基本上从不挑拣，开会时基本上坐在后边，讨论时基本上从不发言，对上司基本上没有意见，“提干”时基本上永不沾边。 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华人在美国的收入高于其他许多种族，但华人进入财富500强董事会或高层的数目却低得惊人。 这只能归咎于我们的教育问题和思维方法。 我们太不重视对学生领导能力的培养了。一个国家不重视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到头来整个民族都会缺乏领导能力。 当然，有的时候，“不当头”是出于无奈。 邓小平并非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当头”的领导人。 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赫然。 盟军曾请求中国出兵占领日本，并在那里长期驻扎，让中国成为亚洲的领导。 蒋介石考虑再三后拒绝了盟军的请求。有人说蒋介石是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内战上，所以才不愿意出兵日本。 更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国家战后百废待兴，中国派兵海外有可能确实力不从心。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在国际间“不当头”也许确实省却了不少麻烦。 但“不当头”也使中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最明显的一个代价是，由于中国长久“不当头”，就在国际事务中丧失了许多本应有的筹码以及道德制高点和话语权。例如，北韩问题按理说应该由中国牵头解决。 中国实际上握有北韩的生命线。 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一直在主导北韩问题的解决。 美国的任何方案当然不会以中国利益为重点。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不但在经济建设方面卓有成效，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有诸多进步。 三十年前任何一个中国公民要到其它城市旅行都要工作单位开介绍信，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发生婚外情都有可能丢失饭碗甚至惹来牢狱之灾，全国人民能够接触到的出版物或大众娱乐产品屈指可数，警察要是打了谁甚至杀了谁老百姓是绝对无权过问的，等等。 今天中国固然还有许多问题，但这一类事情却基本上是历史了。 而中国在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心目中和三十年前并无二致。 中国不但在人权问题上十分被动，在其它许多问题上，如反恐，环保，武器出售，能源等，也没有多少话语权。 在历史上，蒋介石不愿意在亚洲当头，放弃派兵占领日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永久失去了琉球群岛。 如果蒋介石当初哪怕派2000人永久占领日本，今天就不会有钓鱼岛问题。 长期以来，国人对于“当头”的认识存在着一些基本误区。 在国人看来，“当头”者自己就要是完美无缺的，就一定要充大头，慷慨地援助“小兄弟”们，就一定会惹人嫉妒，让人害怕。 这些误区至今仍然存在。 美国国内和国外的问题也多得很，风格也并不十分高尚，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在大多数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 美国作为冷战结束后的唯一超级大国，也干过“撒钞票”的事情。 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和美元的垄断地位也确实帮助美国大捞钞票。 美国终究还是捞得多撒得少。 至于“树大招风”，也是事实。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强大的实力就会惹来很多关注，以至于一天到晚有人找上门抗议示威，一举一动都有可能遭到莫须有的指责。 中国应该开始习惯于这种国际秩序，积极看待这些麻烦，主动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回避这些问题。“决不当头，韬光养晦”应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计，而不能以此作为基本国策。 一个勤勤恳恳的雇员如果缺乏领导能力，可能永远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工资待遇也不会太好。 一个实力充足的国家如果长久缺乏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能力，就有可能白白丧失许多国际机遇，处处受制于人，到头来更是得不偿失。想一想蒋介石不愿出兵日本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