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冷酷无情的理论体系 （一） 《共产党宣言》一上来就用耸人听闻的词句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幽灵肯定是存在着的，对欧洲大陆的旧秩序说来，1848是恐怖之年。革命热情在高涨，而一片怨愤不平之声则在耳边轰鸣。一时之间（在一个短短的时刻中）看上去好像旧秩序要垮台了。在法国，一位魁梧的中产阶级君王路易·菲利普，与当时的困难局势作斗争时，终于垮下，他退位后逃到萨里作为安身之处，巴黎的工人则一哄而起，像汹涌的怒潮般奔向市政厅，在那里升起了红旗。在比利时，统治者由于受不了惊吓，表示要提出辞呈；在柏林堆起了路障，枪弹飓赠地横空而过；在意大利，暴民在骚动；在布拉格和维也纳，暴动的民众在仿效巴黎，占领城市。 《宣言》大声疾呼，“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统治阶级确是在发抖，它们到处看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它们的恐惧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法国的铸工车间，伴随着大榔头的锤击声的是工人激进歌曲的歌声。德国浪漫派诗人海因里希·海因在参观了一些工厂之后说，“对我们这一辈文质彬彬的人说来，贯穿在这些歌曲里的恶魔似的音调，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宣言》里的话尽管说得咄咄逼人，但是这个恶魔似的音调并不是在号召共产主义革命，它只是由于受到挫折和失望而发出来的呼声。这时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反动派的控制之下，而英国的情况不同，其地的生活却是宁静而美妙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谈到法国政府的特点时，说它“全然没有一点改革精神，差不多完全凭一时的冲动（而且是比较卑鄙、比较自私的冲动）行事”，而负有这样的名声的，并不单是法国。就德国方面说，这时已经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还没有议会，没有言论自由或集会权利，也没有出版自由和陪审团的设立，至于王权神授这一陈旧的概念，则不容有与之有一发之差的任何想法。意大利则是个时代错误的各种王权的大杂烩。俄国在尼古拉斯一世（尽管他曾经访问过罗伯特·欧文的新一拉纳克）的统治下，被历史学家德·托克维尔（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作家。——译者）说成是“欧洲专制政治的柱石”。 由上述情况引起的失望情绪，如果得到适当的引导或指导，则恶魔似的音调也许会变成一次真正的革命。但是，这类暴动事实上是自发的，不受训练的，而且是无目标的；他们开始时很得手，然后当他们感到疑惑，第二步应当怎么走时，旧秩序却以席卷之势获得了恢复。这时革命热情降低了，在那些没有降低的地方，则毫不留情地被压垮。国民警卫军在伤亡了1万人的代价下，征眼了巴黎的暴民，于是路易·拿破仑增窃了国家，不久就把第二共和国换成了第二帝国。在比利时，则认为还是让国王留在那里好，他接受了这番美意，但废除了自由集会权。维也纳和匈牙利的老百姓则受到来自堡垒的炮轰。在德国，在一次制宪会议中，很好地讨论了拥护共和体制的问题，后来分成许多派别互相争吵，然后不光彩地把国家奉献给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更加不光彩的是，这位君王宣称，他将不接受出I自无知的普通平民所贡献的王冠。 一场革命过去了。当时来势凶猛，还流了血，但是并没有得出明确结果。在欧洲出现了几个陌生面孔，但是，政策大体上仍然同以前一样。 不过对于刚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小批工人阶级领导者说来，并没有使他们深感绝望的理由。诚然，他们对之抱着很大希望的革命，已渐趋平息，隐藏在欧洲各地的激进分子，正在受到比前更加严厉的搜捕。但是所有这些，对之都可以保持一定的泰然自若的态度。按照他们对历史的了解，1848年的暴动，不过是正剧开场前的一次彩排，还有好戏在后面，那种使人望而生畏的壮观场面的终于胜利地出现，是不容丝毫怀疑的。 这个同盟刚刚出版了说明它目的所在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就是《共产党宣言》。但是，《宣言》里所有的一些口号和犀利的措词，其用意所在还不只是要煽动革命情绪，或是推波助澜，在一片喧嚷声中添上一个呼声《宣言》还怀有另一想法：一种历史哲学观，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值得想望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者与要把社会改组成比较符合其愿望的形式的空想家的想法不同，他们没有乞助于人们的同情心，也没有沉溺于平地起楼台的痴想。正相反，他们所提出的是，使人们把命运寄托在一颗星上，然后注视着这颗星顽强地穿过历史的黄道带（黄道带（Zodiac），古天文学上虚设的假想带，在黄道左右各展开约8度，为日、月及主要行星运行之道，黄道带共分12宫。——译者）。这里不再有两方之间的竞争，不再有由于道义或情感上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现存秩序令人不能容忍，因此这一方或那一方应该获胜的想法。情况相反，这里是对于哪一方必然要得胜的冷静分析，由于那一方是无产阶级，其领导者就只好等待，但是它最后是不可能失败的。 《宣言》是为未来写的一个纲领。但是青一点也许使它的作者们感到意外。他们是准备等待的，但是没有想到要等上70年。他们已经仔细看了欧洲，把那里看作首起发难的最有可能的温床，至于对俄国那只角，根本就没有瞟上一瞟。 众所周知，《宣言》是那个怀着满腔不平之气的有才能的人卡尔·马克思脑力劳动的产物。说得更确切些，是他和他的一位非凡的志同道合者、赡养者、同胞和同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同协作的成果。 他们是很有趣的、并且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困难在于，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人；作为一个人的马克思隐藏在作为一个形象的马克思的后面，而恩格斯则在马克思的影子的后面。如果我们按照崇拜的人数来判断，把马克思看作一个宗教领袖时，就必须把他与基督或穆罕默德并列，而恩格斯这就成为圣保罗或约翰之流。一些学者们在莫斯科的马克思一恩格斯学院里，以崇拜偶像的态度吟诵这两个人的著作，他们却嘲笑反宗教的博物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已被宣告为圣徒，而他们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却仍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两种待遇对他们说来都不相称，因为他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的作品既不是圣经，也不是诅咒。这些著作属于伟大的表达经济观点的一类，为我们阐明了、澄清了世间的一些事物，同放在书架上别的伟大作品一样，这些著作既不是没有缺点的，也不是没有价值的。一般人都抱有以马克思为一个革命者的成见。但是，假使世上没有存在过一个马克思，也会有别的社会主义者和别的新社会预言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和持久的影响，并不是他们的革命活动，这类活动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大的成果。资本主义必须最后勉力对付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预言，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个预言上建立起它的高楼大厦的。 但是，让我们且先看一看这是两个怎样的人。 他们在仪表上是彼此大不相同的。马克思看上去像个革命者。他皮肤黝黑，双眼深陷，炯炯发光，他的孩子们把他叫做摩尔人（摩尔人（The Moor），指柏柏尔人（Berber）的后裔，居于非洲西北部—一译者）。他身材粗壮、结实，须发蓬松，说起话来有些咄咄逼人。他不是爱整洁的人，屋子里到处都是纸张，文件，堆得乱七八糟，满是灰尘，马克思本人即安身于此中，他穿得很邋遢，不断地抽烟，在刺痛眼睛的烟雾中踱来踱去。另一方面，恩格斯作为他所鄙视的资产阶级的一个成员，是当之无愧的，高高的个子，长得很漂亮，举止彬彬有礼，看上去像个喜欢走马击剑的人物。 他们不仅外表不同，个性也截然相反。恩格斯是个机警而轻松愉快的人，赋性灵敏，据说他能勉强说20种语言。他喜欢资产阶级生活中的享乐，精于品评酒类，还有一点说起来很有趣，他虽然倾心于无产阶级，却花了许多时间，深情地（但是枉然地）试图证明他的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夫人，玛丽·伯恩斯（后来她死后，她的妹子利齐），实际是一位苏格兰诗人的后裔。 马克思却凝重得多。他是个出类拔奉的德国学者。是个细致的、慢工出细货的、肯下苦功的、甚至抱病的求全责备者。恩格斯写文章时，不消片刻，一挥而就；马克思只是为生前不及完篇而发愁。恩格斯只是为阿拉伯语中4,000个动词的根感到困扰；而马克思经过20年的实践，说起英语来还是结结巴巴。他写信给恩格斯，谈到事态的发展使他感到窒碍时，我们差不多如闻其声。但是，尽管与恩格斯相形之下，他是比较迟钝的，他却是两者之中智能较大的一个，息格斯所提供的是题材中的广度和闯劲，而马克思所提供的是题材中的深度。 于1844年，他们在巴黎第二次碰头，从此就开始了他们之间一生的协作。恩格斯起先只是打算对马克思作一次访问，但是彼此之间要说的竟然那么多，结果他们之间的谈话持续了10天。他们的话题简直没有一个不要经过反复修改或彼此间的争论的，他们的通信可以编成好几本书。 他们走向巴黎的公共集会场所时，所经过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恩格斯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派（加尔文派，法国宗教改革者加尔文（Calvin）所创立的教派。——译者）教徒，气量偏狭，是莱茵兰（莱茵兰（Rhineland），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译者）的一个制造商。当弗里德里希还是个青年时，他极其爱好作诗，后来他父亲匆匆离开了不来梅，去学习出口业务，同一个牧师住在一起。按照卡斯拍·恩格斯的见解，宗教和谋利两者是对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疗法。恩格斯恭顺地依从了他的父亲，致力于经商。但是通过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对商业觉得处处看不入眼，同他父亲所要求的严格标准格格不入。后来他到船厂去工作，但是他敏锐的眼光所注意的，不仅是雕金搂翠的头等舱室，还同样注意到人们“挤在一起像街上铺路石一样”的下等客舱。他开始阅读他的时代的激进作品，当 22岁时，他渐渐倾向于共产主义思想；所谓“共产主义”这个词，除了否认以私有财产作为组织社会时经济上努力的一个手段外，当时还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以后他转到曼彻斯特，去加入他父亲所经营的纺织工业。在他看来，曼彻斯特就像不来梅的船厂一样，有它光辉外表的一面，也有它的黑暗面。在华丽的大街上，商店鳞次柿比，而围绕着城市的郊区，则满是悦目的城郊小屋。但是还有个次等曼彻斯特。它隐藏在头等的后面，经过苦心设计，使厂主在往返于他们办公室的途中决不会看到它。聚集在这个地区的一些人，在污秽和了无生气的环境中，长时借吸毒以麻醉自己，赖以寻觅片时的自慰，就这样过着绝望和残酷无情的生活，把时光消磨过去。恩格斯在莱茵兰故乡的工厂地区也曾看到类似的情况，但是直到他在曼彻斯特作了考察，才真正看到了每一个小家小户的生活状态。他将调查所得写成文章 ——《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公之于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极其激动人的。有一次他同一个上流社会友人谈起这个地区的悲惨情况，他说他从未见过“造得这样坏的”城市。他的朋友若无其事地听着，然后说，“可是在这里赚的钱却不少啊，再会吧，先生”。 他在写一些论文，其中谈到英国的那些大经济学家不过是现存社会制度的辩护土，有一篇使一个年轻人印象特别深，这个人叫卡尔·马克思，他正在巴黎编辑一种激进派的哲学杂志。 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他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是海团里希·马克思的次子，属于富裕的犹太家族，这个家族不久即信从基督教，所以海因里希作为一个律师时所受到的约束较少。海因里希是个受到尊敬的人，被委任为司法顾问，只有有声望的律师，才会获得这种光荣的地位，但他曾参加非法的俱乐部宴会，在这类宴会中是要向共和政体的德国举杯祝贺的，他还用伏尔泰、洛克和狄德罗的作品来教养他的小儿子。 （二） 海因里希·马克思希望他的儿子学习法律。但是年轻的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中觉得自己完全被当时的哲学大辩论吸引住了。其时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了一个大变革计划，而那些保守的德国大学则对此意见分歧很大。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转变是生活中的常规。每个意见都会产生它的对立面，这是要压也压不住的，两者会合并成一个综合体，然后又转过来产生它自己的矛盾。黑格尔说，历史上所记录的，一会儿这一国向那一国开火，一会儿那一国向这一国开火，只不过是意见上矛盾与反复思考的不断变动的表现。变动——辩证的变动——是人事中所固有的。但是，黑格尔说，谈到普鲁土时却是个例外，这一原则不再能适用，普鲁士政府就像个“在地上出现的神”。 这种论调对年轻的学生是个强有力的刺激。马克思加入了被认为是年轻的黑格尔学派的知识分子团体，这个团体所讨论的是一些大胆的问题，是用黑格尔辩证法来讨论的、如无神论、纯理论的共产主义等问题，于是他决定使自己成为一个哲学家。当时如果没有这个“像神似的国家”出来采取行动，他也许会成为这样一个人。马克思最喜爱的老师布鲁诺·鲍尔，渴望为他在波恩谋个职位，由于这位老师在思想上赞成宪法和反对宗教（很明显，两者在当时同样的要不得），被学校免职，于是在学术经历中要成为马克思博士的希望成为泡影。 他改变了计划，从事于新闻工作。其时有个小型的、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叫作。莱茵日报》，他过去是它经常的投稿者，邀他去担任编辑职位。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他的这一职业刚好持续了5个月。马克思那时是个激进分子，不过他的激进主义是在哲学方面的，而不是在政治方面。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前来造访时，马克思对这个洋溢着共产主义思想热情的性情急躁的小伙子有些不以为然，当马克思自己受到指责，说他是个共产主义者时，他的答复是有些含糊其词的，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但是对于旨在保卫被压迫者的一种社会哲学，是不能轻率加以谴责的。”但是，不管他在这方面怎样地否认，他撰写的社论是当局所忍受不了的。”当时政府颁布一条法令，禁止农民行使他们向来享有的一项权利——在森林中采集树枝，他对此在社论中加以痛斥，为此受到责难。他在社论中指出关于住房问题的种种恶劣情况，为此受到警告。当他对俄国的沙皇竟然说出了一些不敬之同时，《莱茵日报》终于受到镇压。 马克思到巴黎去接管另一定期刊物，但它的寿命几乎同他的日报一样短促。后来他的兴趣转向政治和经济的方面。普鲁士政府不加掩饰的自私自利态度，德国资产阶级对任何足以减轻德国工人阶级痛苦的坚决抵拒，全欧洲的富裕阶级和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几乎带有讽刺意味的那种反应态度——所有这些，在他的意念中结合起来，成为他的新的历史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当恩格斯来访问他时，双方一拍即合，从此结成了牢固关系，他的那种哲学思想也开始形成正式形态。 这一哲学体系经常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说辩证，是由于它是同黑格尔不断变动的想法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唯物主义，是由于它所根据的不是人们的一些理念，而是社会的和物质的环境。 恩格斯在好多年以后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题目是“反杜林论”（它是针对着一个叫欧根·杜林的德国教授的），他说，“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品的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唯物史观就是从这一原则开始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每个社会中，产品的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是由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产品的如何交换决定的。根据这个想法，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革命的最终原因，不应该在人们的意识中，或是在人们对永存的真理和公道的日益加深的洞察力中去探求，而是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动中去探求；不应该在哲学思想中去探求，应该在经济情况中去探求”。 论证是有力的。马克思说，每个社会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说到底，这个说法所依据的是，人为了使自己能够获得衣、食、住，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活动组织起来这一不容怀疑的事实。组织的方式，从这一社会到那一社会，从这一时代到那一时代，可以有很大差别。其方式可以是以畜牧为基础的，或者是以狩猎为中心，或按手工艺单位分组，或者是构成一个综合的工业整体。但是人们组织起来用以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的社会，不管是什么形式，它总是需要一套非经济活动和思想领域的完整的上层建筑的；它需要法律，使它可以有一个约束力量，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监管，需要受到宗教和哲学观念的激励。 但是，属于意识领域的上层建筑是不能任意选择的。它所反映的，必然是它所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没有一个狩猎团体会发展到能够利用一个工业社会的法定结构，同样情况，一个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关于法律、制度和政府的观念，显然与一个原始村庄所需要的完全不同。要注意到，唯物主义论点并不会碍及对思想的催化作用和它的创造性。唯物主义只是认为，意识虽想改变环境，但是，它却是环境的产物。 唯物主义会自然而然地把思想变成只是经济活动的、被动的伴随物。这不是马克思的论点。因为新理论既是辩证的，也是唯物主义的；在它想象中的是变动，是不断的、事物所固有的变动，在这一永不止息的运动中，这一时期发生的思想，即促进另一时期思想的形成。马克思在评论1852年路易·拿破仑的政变时说，“人们自己会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但是，这个历史理论的辩证的（变动的）方面，并不单是取决于观念和所谓的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还有个重要得多的力量在起着作用。经济世界自身也在变动；意识结构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也在运动中。 例如，中世纪的隔离市场，在探险活动和政治上统一的推动下渐归淘汰，一个新的商业社会开始诞生。在新发明的推动下，旧式制造厂被用蒸气的制造厂代替，后来又诞生了新型的社会组织，叫做工厂。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生活自身的最终现实改变了形态，这就迫使发生了这种变动的社会作出新的社会性适应。马克思写道：“ 与手推磨相应的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而与蒸汽磨相应的则是产业资本家社会。” 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变革，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后果。市场和工厂虽然渊源于封建生活方式，但与那种生活方式是水火不相容的，它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新的文化情况和社会情况。它在艰难的诞生过程中，在产生它自己的新的社会阶级方面会起促进作用；市场会创造新的商人阶级，工厂会创造工业无产阶级。 但是，社会变动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新发明强加于旧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新阶级代替旧阶级的问题。每个社会都是按照它的阶级结构组成，都是按照人们在现存生产方式中某一共同关系（不管这一关系对生产是有利还是不利）的各个集合体构成。社会变动会涉及所有阶级。生产的技术状况变动后（例如工厂摧毁手工业）旧阶级会发觉它惯有的处境也在变动，那些处于顶端的会发现他们失去了立足点，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会发现自己的地位已有所提高。在李嘉图时代的英国，我们就看到了社会阶级的这种颠倒情况，那时资本家凭着工业革命之后的余威，正在威胁着拥有地产的绍绅们由来已久的特权。 由此可见，冲突是会发展的。处于危险地位的阶级，会奋起与地位有所提高的阶级作斗争，封建主会同发展中的商人进行斗争，行会师傅则反对新兴的资本家。 历史的进程是无视人们的爱好和厌恶的。情况会逐渐变动，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中的阶级也会得到重新安排。财富的分配，就在一片骚动、混乱和极大的痛苦中发生了改变。这样看来，历史无非是，阶级间分配社会财富的不停的斗争。只要社会在技术上有了变动，前已存在的财富分配就难免要受到攻击。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说来，这个理论对社会所预示的是什么？它指向革命——无可避免的革命。按照这里的分析，资本主义也必然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一个技术和组织的基础和一个法律、政权和意识所组成的上层建筑。如果它的技术基础在发展，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必然要受到越来越紧张的压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实际是它的支撑点）是工业生产。它的上层建筑是私有财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社会产品的一部分，归拥有这一伟大技术设备的人所得。所以发生冲突，就在于这样的基础和这样的上层建筑不能和谐共存这一事实。 为什么？因为工业生产（商品的实际制造）是一个高度有机化、结构配合适宜和相互依存的过程，而私有财产的上层建筑，在社会体系中是充满着个人主义色彩的。因此上层建筑和基础就要互和冲突，工厂需要的是社会计划，而私有财产制厌恶的就是这个。资本主义变得复杂起来，它需要指导，而资本家则坚决要求灾难性的自由。 结果是双重性的。其一，资本主义或迟或早会毁灭自己。生产的无计划性必然造成经济活动经常处于紊乱状态，使危机、不景气和萧条不断发生。体系简直是太复杂了，它经常会发生不协调、步骤错乱，或者发生对某一商品生产过多、而对另一商品则生产不足的情况。 其二，资本主义会在无意之中，不知不觉地培育它自己的后继者。在它自己大工厂的内部，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技术基础（合理计划的生产），而且还会创造一个有锻炼、有纪律的阶级，它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力量——一个愤愤不平的无产阶级。出于它自己内部的动力，资本主义会自召祸殃，在进程中会养虎贻患，自己培养自己的敌人。 这个理论，不仅是由于对将来的预示，而且是由于对过去展开了全新的观点，因此是具有深刻的革命远见的。我们已经熟悉了对历史的“经济的解释”，对于过去有关斗争的重新评价，比如说，对于新生的17世纪商人阶级同重视土地和世系的贵族之间的斗争的重新解释，我们已经能安然接受。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对历史重新解释的做法问题。辩证法对由此所发生的对将来（按照《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那个将来）的影响，指的是无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也就是从这个辩证法产生出来的结论。《宣言》里的话是有些阴森可怖的，它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产生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宣言》对历史作出解释时，是其声隆隆，毫不留情的；但不是在巴黎写出的。马克思在那个城市的经过时间很短。他在那里从事编辑一种激进的、有讽刺意味的杂志，从而伤害了普鲁士政府的情感，在它的命令下，把他逐出法国首都。 他于1843年结婚，娶的是燕妮·冯·韦斯特法伦，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住在他隔壁，燕妮是普鲁士贵族，一个枢密院官员男爵冯·韦斯特法伦的女儿，可是他是个人文主义者，是个见解开明、无偏见的人。他曾向年轻的马克思谈到过荷马和莎士比亚，甚至谈到过圣西门（尽管被当地主教宣告为持异端者）的见解。至于燕妮则是全市中的一个美女。她长得很漂亮，求婚者多的是。她尽可以找。个比住在隔壁的、那个黑不溜秋的年轻人更加“适合的”配偶。但是她爱上了他，两家对此也都表示赞同。在马克思一家，认为这样的结合可以在社会上赢得不小的声誉，在男爵看来，这也许是他人文主义思想正确的一次很好的证明。使人感到怀疑的是，当他表示同意时，是不是会料到他女儿将来的遭遇？因为燕妮后来将被迫同遭缧绁之灾，为了给她的孩子买棺木，以致不得不伸手向邻人乞助。她得到的，不是在特里尔愉快的享受和社会的声望，而是，为了在敌意的世界的诽谤声中，同她的丈夫同甘共苦，在伦敦贫民区两间阴沉的房子里度过她多年的艰苦生活。 （三） 然而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马克思与外人接触时是不大和善的，是多所猜疑和顾忌的，是有些怒气冲冲的，但他是个有趣的父亲和忠诚的丈夫。过后，过了很久以后，当燕妮已奄奄一息，马克思也在生病的时候，她的女儿对她所目睹的一幅恩爱缠绵的情景，作了如下的描绘： 我亲爱的母亲睡在前面一大间，摩尔人睡在毗连的一小间。一天早晨他觉得健旺些，可以起床到母亲那里去的时候，那幅情景是我永世不能忘怀的。他们好像又恢复了青春，偎抱在一起，一个是多情的姑娘，一个是热烈的少年，就像是要共同出发，向前途去奋斗的那样，哪里像个衰弱多病的老头子和将与世长辞的老奶奶。 马克思一家于1849年迁居伦敦，4年前他们从巴黎被逐出以后，到达布鲁塞尔，就耽搁在那里（《宣言》就是在那里写成的），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然后，当比利时国王觉得他摇晃的宝座已经充分巩固时，就下令围捕在他首都内一些激进的首领。于是马克思匆匆赶到德国。 经过的情形还是与以前一样的老一套。他接管了一家报馆的编辑工作，但是由政府勒令封闭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将末一版用红色印出，然后在伦敦找到他的避难所。 他在财务上已陷于绝望境地。恩格斯这时在曼彻斯特，却过着一种奇妙的二重不同的生活（他在曼彻斯特证券交易所是一位受到尊敬的人物），他对马克思一家的接济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如果马克思有点理财之术的话，这个家庭的生活也许会体面一些。然而，马克思却不是一个能使收支平衡的人，于是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孩子们学习着音乐，但家中清冷无比。生活总摆脱不了穷困，囊中空空永远是窘迫的现实。 加上莲琴（Lenchen）他家一共有 5口。马克思除了每天风雨无阻地从晨10时到下午7时在不列颠博物馆里从事于他的刻板工作外，别无其他工作。他试图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一些关于政治局势的稿子，可以由此赚取一点零钱，这个报的编者查尔斯·A．迪纳，是个傅立叶主义者，他对欧洲政治路加抨击的文章并无反民这对他在经济方面曾不无小补，虽然，此举出于恩格斯之助者较多，他为马克思写了很多篇，同时马克思则不时从旁出些点子，例如，他在信中说，“您在文章中必须酌量增入一些战事色彩”等等。当这类撰稿事务中止以后，他曾试图在铁道部门谋取一个文书工作，但以书法恶劣被屏弃。于是他家里剩下来的一点东西都投入了当铺，至于家里的一些银器和比较值钱之物已早被卖掉。有时他窘迫到那样程度，以致不得不闷坐在家里，因为他的上衣和鞋都典当了；有的时候他要把作品寄给出版社，却没有买邮票的钱。为了解决困难，他遭到了极其痛苦的折磨。有一天他在穷困中在博物馆写了一整天，在晚上回家时他说，“我希望有一天，只要资产阶级中的人们还活着，会有理由使他们想到我今天的痛苦。”那时他刚刚写好《资本论》中描写关于“工作日”的使人望而生畏的那一章。 这时只有恩格斯可以依靠。马克思经常写信给他，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数学、战术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问题，特别是他自己的处境。这里摘录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一节如下： 我妻病了，小燕妮也病了。莲琴在发烧，我无法请医生，因为手里没有钱。我们一家吃的都只是面包和土豆，这样已有8天或10天。此后能不能继续得到这些食物，还是个疑问。我没有为达纳写什么东西，因为分文所无，无法出去看。我怎样摆脱这个困境呢。最后，近8—10天来，我向几个德国同胞乞讨了几先令，这虽是可怜的，但却是必要的，否则我就得到街上掏人家的钱包。 只是最后几年，情况才略有好转。马克思的一个老朋友故世时，对他略有所遗赠，从此他没有陷入像以前那样贫困的深渊。恩格斯最后也得到了一笔遗产，他从此即不再经商，1869年最后一次到他的营业所之后，他来到野外“挥舞着手杖，满面笑容，笑着唱着”来看望马克思的女儿。 1881 年燕妮死了；她埋葬过两个5岁的孩子，其中一个是她的独生子，那时看上去她已经是个老弱妇人。马克思病得太厉害，没有去参加葬礼；当恩格斯去看他时他说，“这个摩尔人也已经死了”。但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他又挨过了两年，他不赞成他两个已婚的女儿所挑选的丈夫；他对工人阶级运动展开的争吵也感到不耐烦，于是发表了一项～直使他的信徒感到迷惑的声明（有一天他说，“我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然后在三月间的一个下午，悄然逝去。 在长年的生活困苦中，他做了些什么？ 首先是，他创导了一个国际工人阶级运动。马克思在青年时就说过“到目前为止，哲学家只是用各种方式方法来解释这个世界，但问题是在于如何改变这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历史的解释中对无产阶级已经备加赞颂，现在要着手的是指导这个阶级，如何在历史上发挥它的最大力量。 他在这一企图中并没有获得多大成就。在《宣言》发表的同一时间，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这不过是个名义上的组织，从来没有显著地超出这个情况；作为它的党纲的《宣言》，甚至也没有公开出售过，革命于1848年告终以后，这个同盟也随之消失。 随后于1864年，成立了一个劲头大得多的组织，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国际组织自夸有700万会员，在横扫全欧的罢工浪潮中，它是与闻其事的，足以证明它是实际存在的，从而赢得了吓人的声誉。但是，它的命运也是这样，其历史注定是短促的。这个组织的组成分子，并不是一支坚强的、受过锻炼的共产主义者大军，而是一群欧文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半心半意的社会主义者、偏激的民族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的乌合之众，他们对任何种革命理论都抱着怀疑态度。马克思用很大技巧把这一帮人结合在一起达5年之久，然后这个国际组织终于土崩瓦解，这帮人后来有些改从了巴枯宁（他是个大人物，具有西伯利亚和流放生活的真实背景，据说他的讲演是那样动人，他如果要求听众割喉自杀，听者也会心甘情愿），余者则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这个国际组织于1874年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会议，结果是一次惨痛的失败。 但是，比第一国际的创立重要得多的是，马克思接触工人．阶级事务时所抱的那种特殊的态度。所表现的是一个极其好争论、心胸越狭的人，他一开头就不能相信，任何不按照他的方式进行推理的人，会有可能是对的。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时语言是明确的，作为一个哲学一历史学家时是雄辩滔滔的，但作为一个革命者时，却是粗野暴躁、要口出恶言的。他骂他的对手是“乡巴佬”、“无赖”，甚至“臭虫”。当他在早年，还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有个德国裁缝名叫韦特林的来拜访他。韦特林是个在工人运动中受过磨炼的人，他腿上有伤疤，是普鲁士监狱中的镣铐留下的，他为德国工人进行的无私和勇敢的努力有长久的历史。他来看马克思是要谈谈关于正义、兄弟关系和团结一致一类问题，可是他发觉自己所面临的是，受到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原则”的冷酷无情的盘问。可怜的韦特林在慌乱之余，所答复的未能令人满意。马克思作为一个主考人，先是坐在那里，后来在屋里怒气冲冲地、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他高声叫嚷，“还未曾见到过，无知能有助于任何人。”于是会见结束。 威利什是又一个被逐出党籍者。他是前任普鲁士上校，在德国革命中参加过战斗，后来在美同南北战争中，是站在联邦主义者一边的位名将。但是他坚持一种“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认为革命的动力是“纯意志”，而不是“实际环境”；由于这个见解（后来有一天列宁出来表明，这个想法毕竟不怎样牵强附会）他被逐出运动之外。 列入这一黑名单的还多得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后来逐渐蜕化为剔除“异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内部政治迫害；最能说明这种情况、最富于刺激性和预言性的一个单独事态，也许无过于马克思和皮埃尔·蒲鲁东之间的长期争执。蒲鲁东是个制桶者的儿子，是个自我教育的、才华横溢的社会主义者，他写了一本叫《什么是财产？》的书，从而震撼了法国的知识界。蒲鲁东作出的回答是，财产是盗窃之物，他虽然不要求结束一切私有财产，但主张结束巨额私有财产。马克思同他会见、谈话并通信，然后又邀他与自己和恩格斯通力合作。蒲鲁东的回答是这样深切动人，这样富有先见之明，值得详细加以引述。 他说，“如果您乐意，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社会的规律、它们的运转方式以及调查研究的最好方法；但是，于推翻一切先验的教条主义之后，轮到我们上台时，最要紧的是，务必不要把另一种学说灌输给人们。我完全赞成把各种不同意见揭示出来的你的想法，愿我们之间展开诚挚的辩论，愿我们以有学识、有远见的容忍精神向世人作出榜样，愿我们不要只是由于站在一个新运动的最前面而以新的不容异说的领导自居，愿我们不要摆好姿势，像个新宗教的传道者——虽然这个宗教是个逻辑的宗教、理智的宗教。愿我们欢迎并鼓励一切异说和抗议，愿我们谴责一切排斥态度和神秘主义，愿我们不要把问题看成是已经结束了的，即使我们已经排精竭虑，提出了最后论证，如果有必要，也不妨借助于雄辩和反语法重新开始。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将欣然参加你们的团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干。” 马克思的回答是：蒲鲁东写了一本书，叫作《贫困的哲学》，马克想用题名《哲学的贫困》的一篇文章予以反驳，把它抹煞。 不容异说的格局始终未消失。第一国际之后，接着的是温和的和本意良好的第二国际，它所包含的社会主义者有这样一些人，如肖伯纳、拉姆齐·麦克唐纳和皮苏斯基（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政治家，于 1924、1929—1935年任首相；皮苏斯基（Pi1sudski，1867—1935），波兰将军，政治家，于 1918—1922年任波兰总统。——译者）（还有列宁和墨索里尼），然后接着的是声名狼藉的第三国际，是在莫斯科的赞助下组成的。可是这些伟大运动的影响，看起来似乎已被那位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缔造者的共产主义气质所冲淡；这些气质是心胸狭窄，绝对不能容纳不同意见的那种愤激如狂的态度，那种惟我独尊的架势，和那种对民主政体深恶痛绝的姿态。 马克思在他长期的放逐生活中，如果除了从事工人革命运动外别无所为，就不会成为今天世界上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马克思不过是十几个革命者中之一，而且决不是其中之最有成就的，他不过是许多社会主义宣扬者之一，而且关于新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写。他的决定性贡献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于历史的辩证唯物论，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前景的悲观分析。 在 1929年采用的共产国际纲要——《共产党宣言》的一种后期的重新陈述——里我们读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这些规律无可避免地要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说的是些什么规律呢？就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说来，他所作出的是什么样的顶梁呢？ 答案就在那部巨著《资本论》中。就马克思在极度痛苦的折磨中那种一丝不苟的作风说来，这部书居然会完成，是非同小可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根本没有完成。在进行过程中前后经过了18年，1851年说，将在“5个星期内”完成，1859年说“在6个星期内”，1865年说，已经“告成”——实际上所完成的是一大捆字迹模糊的手稿，要用两年时间才能编成第一卷。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时，还有三卷有待整理。1885年，恩格斯发表了第二卷，1894 年发表了第三卷。最后的第四卷到1910年才出现。 全书计2，500页，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读完。这是个何等惊人的纪录！其中谈到的有些是至微极细的技术问题，把一些数理方面的枝节缠得人筋疲力尽，有些则在字里行间，充满激情和怒火。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读尽了在他之前的每个经济学家的作品，是一个德国式的迂夫子，对于写脚注有强烈爱好，是一个感情用事的批评家，他会说，“资本是无生命的劳动力，是个吸血鬼，只是靠吸取有生命的劳动力的鲜血生存”，他告诉我们，资本进入世间以后，它“从头到脚，从每一个毛孔中都滴着鲜血，充满着污垢”。 （四） 然而我们却不可匆匆作出结论，认为这只是于痛斥万恶财主的罪恶时的一些有偏见的和表现得过于暴躁的插话。这部书充满了关于暴露人同他所假设的对手之间发生的一切复杂情况的评述，使人感到十分怪特的是，它把道德上需要考虑的方面完全隔开。这部书是在怒火满腔的情况下写成的，却用冷静的逻辑来进行分析。马克思为他自己树立的目标是，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倾向和运动的内在规律，他在这样做时，却避不使用单是罗列明显缺点，这种比较轻松但说服力较小的方法。他所使用的方法是，树立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极度严峻和纯粹的资本主义，在这个纯化的、抽象的制度范围以内的，是一个想象中的资本主义，在这里，所有现实生活中的显著缺点都被清除干净，然后从事寻找他所追求的“猎物”。因为，如果他能够证明，即使是尽可能好的资本主义，也仍然肯定要走向灾难，那就不用说，现实资本主义也必然要走上同一道路，不过走得更快些，要证明这一点，那就不须费多大气力了。 于是布置了这样一个场面。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完善的资本主义，没有垄断，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人的特殊利益。这里每件商品都刚好按照其应有的价格出售。所谓应有的价格就是它的价值——这是个难以捉摸的词。马克思说（主要是追随李嘉图），商品的价值是在它的内部所含有的劳动的量。如果做一顶帽子所需要的劳动比做双鞋大一倍，那么，帽子的售价将比鞋子高一倍。当然，所谓劳动并不一定是直接的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要扩展到许多商品的企业管理劳动，或者是一种劳动，把它投入机器的制造以后，会通过机器缓慢地转移到所制作的产品中。但是，不管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一切事物都可归纳为劳动，因此，在这个完美的体系下，一切商品都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直接或间接的劳动量来定价。 在这样一个场面上，在资本主义这出戏里有两个大主角：工人和资本家——地主已降级到社会中的次要地位。这两个主角已经不完全是他们在早期类似的场面上所担任的那样的主角。工人已经不再是迫切要求生殖的奴隶。他们已是一个自由的谈判力量，在处理他所拥有的唯一商品——劳动力 ——时，在市场．上居于中心地位，如果他的工资有所提高，他不会那样傻，用自拆台脚的增加生育的办法把他的钱胡乱花掉。资本家所面对的是一个竞争场所。在叙述1860年英国的事态的书中，对资本家对财富的贪得之心，形容得淋漓尽致，语带讥讽。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是专为求财而求财，而是个企业拥有者，同他同类的企业拥有者从事于无休无止的竞赛，他必须努力积累，因为在他所活动的竞争环境中，要末进行积累，要末被别人“积累”了去。 舞台布置好了，角色要上场了。但是现在出现了第一个困难。马克思要问，在这种情况下，利润能存在吗？如果一切事物都严格按其价值出售，那么，谁得到那份自然增值呢？没有人敢把他的价格提高到竞争价格之上，即使一个卖者要诈骗一个买者，这个买者也只须向系统中的别处，在少花这么些钱的情况下去买就行了——这么说，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别一个人的所失。那么，如果一切事物都照它应有的价值进行交换，就整个系统来说，怎么会有利润呢？ 看起来这就好像是个似非而可能是的论点。如果假定，系统中是存在着垄断的，因此就可以不必顾到竞争使价格扯平的力量，或者承认资本家在偿付劳动时，所支付的低于其应有价值，那么，对利润是容易进行说明的。但是，对于这些，马克思概不容许存在，这里说的是，将自掘坟墓的纯粹的资本主义。 他看到在这个困难问题的答复中，有一样商品是与其他一切商品不同的。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工人，跟资本家一样，是严格按照其价值出售其商品的。这个价值跟一切其他出售的商品一样，所体现的是投人商品的劳动量，既然是这样，这就是“制造”劳动时所需要的那个劳动量。换句话说，一个工人的可售能量所值的是，社会在使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情况下所需要的劳动量。斯密和李嘉图对这一说法是会完全同意的：一个工人的真实价值，是为了使他得以生存时所需要的工资。这是使他得以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 迄今为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涉及利润的要害问题。向对方订约从事工作的工人，只能要求他所应得的工资。我们已经看到，工资究竟多少，取决于使一个人能生活下去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量。如果为了维持一个工人的生活，每天需要工作6小时（如果1小时工作定价1美元），那么，他的“价值”就是一天6美元。没有别的了。 但是，工人订约从事工作时，并不是每天只工作6小时。6小时是刚够养活自己所需要的工作时间。正相反，他同意工作足足8小时，或者，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天10小时，甚至11小时。因此，他所生产的是，足足10小时或 11小时的价值，而他所取得的却只是按6小时计的工资。他的工资只能抵偿他的生活费，那就是他的真实“价值”，但是，作为回报，他使资本家可以享有他一整天所生产的价值。这就是利润所以会加入体系的原因。 马克思把不受报酬的这部分工作叫做“剩余价值”。但是，这同道德上的义愤是全然无关的。工人只有享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权利。他已得到了他应得的全部。但是，同时资本家却得到了工人整个工作日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个工作时间长于他所偿付的工作时间。因此，资本家出售其产品时，他可以按照它们的真实价值出售而仍然可以获得一项利润。因为体现在他的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多于他所不得不偿付的那部分劳动时间。 这种事态是怎么会发生的呢？这是由于资本家在一件事上是居于垄断地位的——这就是拥有生产资料本身这件事。在私有财产法的安排下，资本家“控制”着就业机会。因为他们拥有人们借以劳动的设备，如没有这些设备，人们就无法工作。如果某人不愿意工作到资本家所要求的时间，他就得不到工作。跟系统中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工人没有权利、也没有力量要求使作为一项商品的他自己的价值有所增加。体制是完全公平的，可是一切工人都受了骗，使他们不得不在使自己生活上得以自给时所需要从事的工作时间以外，从事于工作较长的时间。 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奇怪吗？别忘了，马克思所谈的那个时代，其工作日是长的，有时长得使人难以忍受，那时，大体上说来，工资仅仅略高于足以维持生活的程度。剩余价值这个想法，在一个“血汗工厂”在极大程度上已成为过去的社会中，也许认为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在马克思写作的时代，却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思维的产物。这里只须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862年在曼彻斯特一个工厂，在一个半月期间的平均工作周是84小时！在以前的18个月期间，是78 1／2小时。 但是所有这些，说的仍然是一出戏剧的布景。我们已经有了主角，有了他们的动机，有了情节的线索——“剩余价值”的发现。现在要让这些角色动作起来。 所有资本家都享有利润，但是他们都在竞争。因此，他们都在努力进行积累，企图在损害他们的竞争者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产量。但扩大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增加工人，为了争取工人，在资本家之间就得相互竞争，于是工资趋于上升。与此相反，剩余价值则趋于下降。看起来好像是在马克思主义下，将面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资本家所面临的困境——利润将被上升中的工资所吞噬。 斯密和李嘉图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每次工资的增长会使工人队伍发生增加人数的倾向。但马克思拒绝考虑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对此不屑一顾，只是说马尔萨斯的论点是“对人类的污辱”——总之，无产阶级是未来的领导阶级，不会这么目光短浅，只是由于放纵于肉欲，而把自己的收益浪费掉。但是，他的论调对资本家也同样起了援救作用．他说，他们会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来对付工资上升的威胁。这会使部分工人丧失工作，从而造成工业后备军，这将与斯密和李嘉图日益增长着的人口发挥同样的作用，使工资迅速回降到原来的“价值”——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价值。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酷的问题。看起来好像资本家已经获得挽救，因为他利用机器造成工人失业，从而阻止了工资上升。但是事情没有这样称心如意。他正是在为自己力求多福的这一进程中，此难方脱，彼难又起。 当用机器来代替人的时候，同时他也就是用无利可图的生产方式，来代替有利可图的生产方式。在这个不易了解的社会中，单靠精明、厉害的讨价还价，是没有人会获得利润的。对一个资本家说来，一台机器，不管它所值多少，可以肯定，他必须付出十足的价格方能取得。如果一台机器，在其整个使用年限中，可以产生价值1万美元的收益，那么，可以假定，资本家必须首先付足这1方美元。他只是在活劳动中才能获取利润，只能从剩余的工作时间，即不给报酬的那部分劳动获取利润。因此，他如果减少工人人数或比例，就等于杀鸡取卵。 然而，他扮演这个倒霉的角色也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行为中，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他只是凭他的要进行积累这一冲动行事，只是希望不要脱队，可以同他的竞争者并肩前进。当他的工资支出在上升时，他必须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来削减成本，对他的利润起挽救作用。他如果不这样做，他周围的竞争者将捷足先登。但是，由于他必须以机器代替劳动，就必然要缩小他滋生利润的基础。这就像是一种希腊式戏剧，在那里，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人都趋于死亡，人人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共同合作，走向覆没。 现在木已成舟，利润已经在缩减，于是每个资本家加倍努力，在他工厂里设置节省劳力、削减成本的新机器。他所以还能赚取利润，只是由于在行列中跨前了一步。授是，由于大家都在做完全同样的事情，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对总产量的比例将更进一步地缩减。利润率将下降，再下降，直到灭顶之灾已在面前。利润已经削减到使生产不再有利可图的程度。以机器代人力之后，消费缩减了，因为可雇用的人数不能与产量并驾齐驱。于是倒闭、破产接睦而至，争先恐后地在市场上倾销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小型商号即告沦亡。这时，资本主义危机已近在眼前。 危机并不意味着游戏的结束。工人失去工作以后，会被迫接受低值工资。此时机器堆积如山，资力比较雄厚的资本家就可以用低于真实价值的价格取得机器。过了一阵，剩余价值又重新出现，前进的过程又重新开始。于是，每一次危机有助于更新这一制度扩张的能力。危机——现代语言称之为衰退或萧条，是这一制度运行的方式，而非衰落的方式。 然而，这一过程确实是非常独特的，每一次更新都导向相应的终结：竞相招募工人、工资提高、机器代替工人、剩余价值的基础缩小、更加疯狂的竞争、另一次危机——比上次更严重的危机。在危机发生期间，较大商行会并吞较小商行，但是，最后当工业巨头垮台时，所造成的祸害，会比小型企业覆没的情况严重得多。 最后，这出戏会演到终场。马克思对于这一幅人间地狱图景的描绘，写得淋漓尽致：“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巨头，势力日益集中，人数则日益减少，这些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篡夺并垄断了一切利益，而广大穷苦人民所遭受的却是压迫、奴役、落魄和忍受剥削；但是，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也在增长，这个阶级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他们既有纪律又团结一致，实际上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过程中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终于达到了与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一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这出戏将以马克思凭辩证法所推想的顺序收场。体系——纯粹的体系——在演变过程中会把它自己活力的根源，剩余价值，挤掉，从而趋于崩溃由于经济在本质上是无计划的，因此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就加速了崩溃的进程，虽然有些力量会对这一结局的到来起拖延作用，但其最后的死亡结局是逃不了的。 这与早期的观点是何等的不同。在亚当·斯密看来，至少就可以预见的将来而言，资本家循着这架自动扶梯，是可以扶摇直上的。在李嘉图看来，由于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栽种作物的农地不足，使进展趋于停顿，而交运的地主则大发横财，向上运动的通道，因此将受到阻塞。在穆勒方面，由于他发现社会可以按照它认为合宜的方式分配其成果，而不须看“经济规律”的眼色行事，因此对前途的发展比较有把握。在马克思看来，即便予以挽救的可能性也不具备。因为唯物史观告诉祖，国家只是经济管理者的政治统治机构，有些人认为它可能作为一个中性机构履行职责，作为一个第三种力量，在其互相冲突的成员中起平衡作用，这种想法似乎没有别的，只是纯粹的痴心妄想。体系内部演变的必然结果是无可避免的，体系的这种无可改变的发展，不仅会毁灭它自身，而且会产生它的后继者。 （五） 至于那个后继者看上去像个什么，马克思对此很少敷陈。它将是“没有阶级的”，当然，马克思的意思指的是，社会一经拥有了生产商品的一切手段，社会以财产为依据的经济分配基础将被消除。至于社会将怎样“拥有”这些财产；“社会”的含义是什么；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首领与老百姓之间，是不是会有剧烈的对抗——这些马克思都没有讨论。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有一段“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以后，将是“纯”共产主义本身。 必须记住，马克思不是共产主义的缔造者，这个艰巨任务是要落到列宁的肩上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的“末日裁判书”，至于上帝最后审判日以后的人间乐园的外相是什么样的，在马克思所有著述中几乎都没有提到。 我们将怎样理解他的启示录式的论证呢？ 要处理这一整个问题并不难。要记住，体系是建立在价值——劳动价值——之上的，而体系死亡的关键在于所谓剩余价值这一特殊现象。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由“价值”构成，而是由真实的、有形的价格构成，马克思必须证明，以金钱衡量的社会所反映的，是与他所创造的抽象社会大体上相近似的。但是，从一个价值世界，过渡到一个价格世界时，他却陷入了高度的数学纠缠之中，实际是，他犯了一次错误。 这并不是一种无可挽救的错误，经过一次更严重的数学上纠缠之后，是可以把马克思的方程解“对”的。但是，指出这个错误的评论家，无意于把方案搞正确，就把对马克思犯“错误”的评判看成是确定了的。这些方程最终加以整理之后，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因为，除数学上纯洁性问题不计外，马克思的模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真的能够在垄断世界或科学技术进步中运用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吗？马克思真的解决了用“劳动”来度量价值的困难了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继续使马克思主义学者坐立不安，并且已经诱使大部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这整个框架归之于棘手和难以改变的问题。然而这样做，却忽视了马克思分析的两个独特性质。 首先，它不是另外的一种经济学模型。马克思赋予了社会研究一种新的任务，即经济学自身的批判《资本论》用了很大的篇幅表明，早期的经济学家没能了解他们所从事研究的真正挑战。例如，斯密和李嘉图碰到过的价值问题。虽然成功的程度不一样，他们都试图表明价格如何反映——或不能反映——物化在不同商品中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指出，这还不是真正使人困惑的问题。使人困惑的问题是，男人和女人的实际劳动那么不同，怎么能够把“劳动”作为价值的一般决定物呢？李嘉图曾用捕获一条马哈鱼和杀死一头鹿的劳动时间来建立他的交换比例，即价格。然而，没有鹿是用鱼杆杀死的，猎手在丛林里也捕不到马哈鱼。那么人们怎么能用“劳动”作为决定交换比例的决定物呢？ 马克思认为，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劳动——抽象劳动，一种撇开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个人归属的劳动，一种能像小麦和煤炭那样买卖的劳动。从而，劳动价值论的真缔不像斯密和李嘉图想的那样，是价格决定的理论，而是一种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社会制度被证实的理论。这一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社会力量（如因地运动）已经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他们除了像出卖商品那样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纯粹的劳动能力——外，别无所有。 这样，马克思发明了一种使经济学焕然一新的“社会分析”方法。除了这一有特色的贡献以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模型虽然笨拙，但是它也似乎表现出它自身的一种生命力，并且是一种出色的方式。如果它的基本假定（角色的场景安排、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环境）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它所展示的状况便会变动，且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变动。我们业已看出了这些变动：利润如何下降，资本家如何去寻求新的机器，每一次景气如何又以新的衰退收场，小型企业在每次经济萧条之时如何被大公司吞并。马克思把这些“趋势”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 资本主义未来将踏上的通路。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这些预见中有那么多竟已成为现实。 企业经济中的利润确已趋于下降。这个见解不是马克思所首创的，利润的下降也不是出于他所提示的原因。亚当·斯密或李嘉图或穆勒曾指出（任何商人会同意）竞争和工资的压力的作用，也同样能说明问题。除了一些坚不可摧的那类垄断（那是很少见的）之外，利润既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也是它的唯一弱点，因为没有一种商业可以使其利润永远保持远远在它的成本之上。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使高利润永久存在，那就是商业（或者整个经济）必须不断发展。 但是需要增长就要牵涉到马克思模式的另一预言——对新技术不停地探索。工业资本主义始于产业革命，这并非事出偶然，马克思已经说清楚，技术进步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伴随物，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种商业要使它存在下去，就必须不断地使它有所革新，有所发明，并且从事实验；在这个富有进取心的世界，单以过去的成就为满足，是不能久存的。近来一个大型化学公司宣称，它从它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其中60％是从10年前所不知道的产品中得来的，虽然这是个特别以新发明为重的工业，但工业发明与获取利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 马克思的模型表明资本主义还有三种趋势，这也已经实现。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作出证明近百年来商业循环现象的存在和大型企业的涌现。但是我们可以谈一谈，马克思作出预言时的那种胆识。虽然未来的事件已经证明了他关于周期性繁荣和崩溃的预测，但马克思时代的其它经济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危机趋向（我们称之为商业循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对于商业界而言，当《资本论》问世时，大型企业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在市场上当家作主的仍然是小型企业。在1867年时说，、大企业将在商业舞台上占支配地位，这种预言的耸人听闻的程度，不亚于在今天说，美国在50年之后，小业主将取代大公司。 最后，马克思相信，那些微小和独立的工匠以及个体工人不能抵抗大量生产的压力，于是，更大量的劳动力将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成为一个“无产阶级”。这是事实吗？是的，在 19世纪的前 25年中，大约 3／4的美国人是为自己劳动，或是从事耕作，或是经营小商铺。今天，只有大约1／10的劳动力是自我雇佣的。我们这里还没有把政府职员、公共汽车司机和银行职员等算入无产阶级之列，然而，按马克思的定义，他们也都是必须将劳动力提供给资本家的工人，而与农场主或补鞋匠不同，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总而言之，这一模型展示了非凡的预见能力。要晓得，这些变动既深远又可惊，在马克思眼中，单凭对社会进行检查，是不可能发现的。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变化，其演进是缓慢的，是需要时间的，其真实性就同一棵树的成长一样，是不容被注意到的。只是把经济体系归为一个微观世界，然后从中观察其加速了的成长进程，才能理解其未来倾向。 当然，作出的预测不可能是精确无误的。马克思认为利润不仅将在商业循环范围以内下降，而且将显示一种长期的向下趋势，这一点却未见发生。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缺点（我们将会看到，所作出的一些预言远不是一贯正确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将如何运转的这方面的先见之明，是非常惊人的。 迄今为止，所提到的马克思作出的一些预言，就整个资本主义的前途看来，毕竟是无伤大雅的。可是，读者当还记得，模式中还有个最后预言，这就是，马克思的“纯资本主义”的终于崩溃。 在开头时就曾经说过，对这一预言是不能轻轻抹煞的。在俄国和东欧，资本主义已经消失，在德国和意大利曾经一度陷入法西斯主义。战争、蛮横无理的政权，命运的播弄，革命者的坚决努力，在其中固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无可否认的残酷事实是，这些变化主要是出于马克思所预见到的原因：资本主义在垮下来。 它为什么会垮台？部分是由于马克思已经说过会产生的那些动荡不定的因素。一连串商业循环，伴之以战祸频仍，使体系中的中下阶级丧失了信心。但这不是个完整答案。欧洲资本主义所以失败，主要不是由于经济的而是由手社会的原因，而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所预示了的！ 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体系中经济上的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虽然反垄断法规和反商业周期政策，在马克思时代还没有发现，但这类活动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就马克思的想象力而言，认为在物质意义上是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东西的。马克思关于衰变的意见，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想法上的，按照这种想法，由政府来纠偏匡缺，在社会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在理智上、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不可能的。要消除资本主义的缺点，就得有一个超出单独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府，这就得假定，人们能够从他们直觉的经济上自私自利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马克思的分析使这一假定大有疑问。 正是由于缺少这种社会灵活性，由于受到了目光短浅的利益观念的束缚，削弱了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资本主义。当时许多国家所坚持要走下去的道路，正是马克思所坚决认为要走向覆没的道路。对于一个读过他著作的人来说，现在回想起来，是有些心惊肉跳的。这些政府就好像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为了要证明马克思预言的正确性，就顽强地做着他说它们会做的那些事。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一切民主的工会都被残酷扑灭，在英国和德国，垄断企业和卡特尔都受到官方的鼓励，当这个时候，马克思的辩证法真是显得有些咄咄逼人，其兆不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人们想到法国、意大利或希腊的资本主义政府，对它们的企业团体不能征收到足够的税款时，当人们视察到贫富之间的巨大悬殊，而看到的迹象是后者对前者全不关心时，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感到马克思为他的历史剧选派的一些心理上定型的角色栩栩如生，就像是从实物摹写得来的。 这一期间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也有反动分子和革命者。在美国的经济史上充满了剥削和丑恶行为。不过这里的资本主义演进时所处Z为地区，没有接触到贵族世系和古老的阶级观念那类影响作用。由此造成了美国的社会风气，它在某一程度上，比欧洲的粗糙，因为这里的情况是，个人已经完全为大规模工业化环境所压倒以后很久，才沾上了“粗鲁而朴实的个人主义”信条，而欧洲传统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的想法，则是与公然的阶级划分同时存在的。然而，由于美国的背景与众不同，对待公私权力有某种实用主义倾向，对民主观念则普遍抱赞颂态度，从而导使国家安然越过暗礁，这个暗礁使许多国家挖得头破血流。 对马克思分析的回答，就包含在这种应付变化能力中。实际上，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历史）时越是深入，就越加感觉到马克思思想的洞察力值得重视，也越加清楚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他所断定的资本主义内部的问题，有许多依然存在，首先是经济不稳定及财富和权力的集中的倾向。可是，不同国家对同样问题的应付办法是大不相同的。例如挪威，根据马克思的标准（生产资料主要由私人拥有，市场结构大概是要产生剩余价值的），肯定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把所产生的收入，借助于一个特制的再分配计划，抵销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挪威是世界上最重视平等主义的国家之一。日本，从它的结构和外表看，肯定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它的一些大型公司，经过一个试验期之后，对它们的全部职工，实行保证终身雇用。法国的全国性规划，有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英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来，是实行残酷剥削的足以引以为鉴的一个实例，它已经首先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保障制度，如廉价住宅的供应等等。瑞典在马克思写作的时代，对人民的苛刻和压制至少不亚于英国，现在就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策说，大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现在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结构，有很大的适应性。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它的一切问题。但是，以上述各国为例（还可加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看到马克思方案中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那种演变方式，已经不再可能；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地进行适应和演变。以美国为例，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一段期间，由于它富于灵活性和实用观点，以资本主义成就说，使这里的成就超过了国外，但是近年来看到的情况似乎有所转变，就社会的反应力而言，这里反而逊于国外。然而，美国一度曾起到先锋作用，现在带头前进的那些国家，以前曾居于后卫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即足以充分证明，未来不是预先注定的。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说来，“资本主义”仍然意味着，用19世纪50年代旧式的英国资本主义格局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国家，其地的制造商气量狭窄，其政府则反动无比，但20世纪的成就（和失败）使我们看到，今日的资本主义同已经出现的任何的社会主义一样，也能造成一个正派的社会。 然而，除了“不可避免的灭亡”之类的一些债激之谈外，马克思的分析是不能漠然置之的，它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曾经经受过的最严重、最深人的一次检验。这不是在道德标准下进行的一次检验，不是对利润动机不公正指手画脚、蝶煤不休地进行指责——这是革命者马克思的资料，不是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资料。马克思的分析尽管有激情的一面，可是他作出的评价是心平气和，不带偏见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尽管使人见了觉得不愉快，但确是贴切和中肯的。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不只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葬礼悼词中，恩格斯说：“如同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进化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这些赞美之词也许有些夸大，然而，恩格斯却是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这样一种观点的非凡重要性，即马克思把历史进程视为社会阶级争夺最高权力的舞台。就像弗洛伊德教会我们透过个人行为的外观而把握人们的心理过程，或者像柏拉图教会我们透过未证实观念的表象来把握所掩盖起来的哲学问题一样，马克思也教会了我们洞察历史，而不是观看历史。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这一名字和弗洛伊德及柏拉图一样长存人间的原因。马克思肯定不像强加于他的偶像崇拜那样一贯正确。他最好被认为是一个不可绕开（unavoidable）的伟大探险者，他的足迹已经不可磨灭地留在他所发现的社会主义大陆上。所有希望继续对此探索的人，不管他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发现，必须尊敬这个首先为人类获取了它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