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对於胡耀邦而言可能是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最繁忙最活跃的一年。他抓紧工作间隙马不停蹄地到基层特别是边远地区巡视，先后去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青海、江苏、上海等地，实践他踏遍全国2000多个县的宏愿；他访问了英国、德国、法国、义大利等西欧国家，还接待了众多外宾、外商和华侨。 胡耀邦巡访基层时，竭力宣传他所认定的改革方向。面对著各地反映的种种改革障碍以及提出的纷呈改革设想，他总是站在推进改革的立场即兴建议率性指导。 然而，作為不主管具体经济事务又没有具体经济实权的总书记，他的热忱和善意，对下，难免不有开空头支票之嫌；对上，又难免不与具体策划改革的赵紫阳预订的规划步骤相抵触，甚而生出总书记四处许愿，却要当管家的总理兑现的难堪。同时，胡耀邦真心实意地积极倡导邓小平提出的、在高层元老中业已推行的解甲退休政策，用君子之腹反復明申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优惠待遇，期盼他们量力而為，身体力行儘快退下来颐养天年，以保证干部队伍年富力强、充满活力。胡耀邦的这些作為无意间得罪了一批相信「有了权就有一切」的老干部，这些人总有门路节外生枝向上打小报告。 在自由化问题上胡耀邦又犯了大忌。由他主持起草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要体现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胡耀邦则希望通过宣讲精神文明建设能够在推进自由思想和民主理念上有所突破。起草期间，他就「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批评毛泽东严重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任意扩大对抗性矛盾，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提倡在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所有这一切，体现了胡耀邦的善良宽厚。在决议起草时他儘量避免突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令民众厌恶的用语，不少老干部不仅与胡耀邦心心相印而且更激烈执著。陆定一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為全会作準备工作的北戴河会议上，从历史到现状分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口号的荒谬和危害性，坚决主张去掉决议中有关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论述。 198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讨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陆定一坚持不提反对自由化，万里表态支持。 元老们群起而攻之。作為会议主持人的胡耀邦深知，决议是邓小平审定的，不获邓小平同意是改动不得的，只能发表意见同意保留文件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出於本意，也体现百家争鸣，又表示，有关自由化问题，今后还可以讨论。 邓小平对胡耀邦在大庭广众之下模棱两可，有违圣意的表态大发雷霆，当即声色俱厉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10年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