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问题，归根到底也就分两个 方面。第一，中国应该(或者可以)怎样民主化？第二，未来中国的民主制 度具体应该是怎样的？为中国设计民主，指的即是设计一条代价最小的 （如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和经济继续发展）民主化道路，也是设计一种适 合于未来中国的有效民主制度。这其中又以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 民主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将会是一个混沌的过程，充满不确定因素并不 为人所控制，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总是需要设想和规划的，特别是如果 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变以一种危机的方式呈现的话。

中国正在和将要经历的社会大变 迁，是真正的“叁千年未遇之大变 局”，也是制度设计的一个天赐良 机。欧美诸国的民主制度是历史 的产物，即使其中有一些毛病也 很难进行变更，因为他们已经制 度性固定下来。美国的选举人团 制度就是一个例子。而中国有朝 一日进行政治系统大变更时，如 果有良好的思考和准备，完全可 以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和现代政 治学积累的研究成果设计出比欧 美各国更优的制度安排。即使撇开 “超越”问题不谈，中国也需要在 诸多民主形式中选取一种最适合 自己国情的一种。比如从最基本 的叁大宪政制度问题来说，未来 中国应该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 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以及什 么样的选举制度？那一种安排能在中国最好地保障人民个人的权益，促 进社会的持续繁荣稳定，并且赋予国家不断变革和创新的能力？这些制 度应该有怎样的细节以保证它们的有效运行？从某种角度来说，今日中 国就象立宪时期的美国一样---现存的制度已经失败，无数的压力和机会 要求国家进入另一体系。美国日后的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当时制定了一 部良好的宪法。在中国的情况下，人们现在需要做的，也便是寻求变革 后适用于中国的制度。

遗憾的是，这么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现实中却鲜有人研究思考。中国在20 世纪后期开始的巨大变化使得海外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人数日增，但政治 学家们至今为止的工作绝大多数只是描述性的讨论(de????ive discussion)， 而非严格的论证；而且内容要么是关于中国的过去，比如文革研究，要 么是中国的现状，比如当下的社会矛盾或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很 少有人涉及中国的未来政治制度。Duke大学的Emerson Niou教授在写论文 给中国村级选举制度提具体建议，但这样的转型期制度设计也已经算少 见的了，更不要说未来政体设计。政治学者们甚至连人大这样的有可能 在中国未来政治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现有转型制度也很少做过研究 （一个例外可能是伯克莱加州大学的Kevin O’Brien教授）。另一方面，民 运人士们倒是关心中国的未来，但它们的行动却往往只是为了反对而反 对，而无建设性主张：一成不变的口号下面从不见有人严肃讨论中国未 来的具体制度形式，似乎民主是顶现成的帽子，拿过来一带就行。当 然，曾有个别“精英”民运人士要求中国采取联邦制，但他们写的东西顶 多算篇有意思的散文或故事，而不具严格的科学性；也曾见过一部所谓 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其描述的制度大体上只是简单地在中国现有 行政框架内套入美国宪法的内容，这种“设计”似乎无需劳驾知识精英 们。

现代西方政治学早已不再像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主要是对政治思想和政 治机制进行历史讨论。二战后几十年间政治学相继经历了行为科学，社 会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理论的改造而从原先散文性的解释和 描述而发展成为实证的，系统的，数量的，模型化的分析。尽管政治学 因其优先选择（preferences）、机制(institutions)和政治运作结果(outcomes) 之间的关系比经济学上的相关关系更为流动而无法被经济学所完全替 代，其研究方法已越来越向经济学靠近。这其中最先进的政治理论当属 数理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又称实然政治理论positivepolitical theory或新 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当今欧美政治学界搞制度设计研究的 也大多是该方面的专家，因为只有精确的实然性研究才能提供有效的应 然性演绎和推断。然而当前政治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在方法上却大体停 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上，只是一些描述性讨论或案例研究。当然，中国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具有很大的非正式性及不透明性，不象 欧美国家那样遵循比较正式和透明的管道和机制，因此在中国及其他第 叁世界国家用模型研究政治或者进行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困难，然而这并 不表明对中国政治搞形式理论研究或制度设计将一事无成。尽管在中国 当前地区差异巨大，民众文化教育素质低下，大部分地区经济仍然相当 落后的情况下讨论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可能很困难，但关心 中国政治的人仍然可以讨论一下如何改善中国当下的村级选举制度的问 题。比如Emerson Niou教授在研究中国村级选举时发现各地选举方法差别 很大，大体上来说有同时选举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的方法，先选 主任再选副主任最后选委员的方法，叁个选举同时进行但候选人可以竞 选不同职位的方法，选票可转移的方法，以及先选举主任再由主任提名 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方法。这些方法中哪一个更好，或者是否有更好的方 法？针对以上选举方法中的常出现的稀缺人才无法得到充分利用、无人 过选票半数、或者选举活动费时费力等弊端，Niou教授提出了一个先初选 决定两个主任候选人再大选决定主任候选人提出的整队人马的方法以提 高选举效率。类似的讨论可以是很丰富的，学者们也完全可以从村级选 举研究开始逐步思考更高一级的选举问题。现实中，这样的研究却非常 少，其原因恐怕是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极少有受过严格的数量模型或经 济学、博弈论训练的，象Emerson Niou教授这样既懂中国又精通形式理论 的学者实属凤毛麟角，而且可惜连Niou教授在研究中国大陆时formal theory 应用的也不多。

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民运人士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即 非政治学者，也大多不懂经济学，要他们去用数量模型或经济学的方法 去讨论中国政治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批评村级选举的低级和 无用而无法对制度提供建议。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不是学者，他们 也不用像学者搞研究一样遵循一定的程式和限制---普通人的思考可以比 学者更加自由和有想象力的。比如作家王力雄先生就不是一个政治或经 济学者，但他照样提出了一个“逐层递选制”的想法，不管他的主张有多 少欠缺，比起那些只会叫口号要民主，或者受了共产党的委屈就支持台 独藏独，或者反对北京奥运的人在水平和境界上不知要高出多少。

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们如果无力思考制度问题，也可以去考察了解中国社 会的现状，因为实证研究社会现状是建立分析模型的基础，而民运不为 很多人所感兴趣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其与中国社会生活的严重脱节。但民 运人士似乎对这点也没有兴趣。前不久康晓光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分析 当前中国政治的稳定性问题，认为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 的联盟将在近期内保持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结果遭到某位颇有影响力的 被称为“思想家”的民运精英的猛烈批判，认为康为专制制度辩护。康的 文章只是现状分析，不存在态度倾向问题，其分析也许有许多值得批评 之处，比如分析框架，对影响稳定性的因素的选取等，但就因做出一个 不讨民运人士喜欢的结论就被批为为专制辩护，大概只能说明批评者的 知性和感性都太脆弱了。精英尚且如此，普通民运人士怎么办？

当然，研究政治并不只有模型分析或实证研究，政治思想 （politicaltheory）也是政治科学的一大领域，西方对民主思想的理论研究 也是持续不断并一直有创新。民运“精英”们即使不能提出对中国未来制 度建设的主张或对中国现状的精辟分析，如果能在民主思想上有所建树 也是不错的成就，但可惜海外的民主斗士的思想至今超不过五四时期知 识分子的水平，遑论吸收当代西方的学术成就了。整个民运给人的感觉 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鲜有建设性主张。这种初级的反对还被美其名曰 为组建“压力集团”，殊不知这种压力非但共产党不喜欢，大多数老百姓 也感到反感和厌倦。如果说中国现在是一幢危房的话，民运基本上只是 在想方设法加速这幢房子的倒塌，即全然不顾在这房里生活的百姓，对 房子倒后如何重建也全无研究和主张。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变局将不会太遥远。如果我们采用Stanford大 学Henry Rowen教授的计算的话，中国政治在2020年前将起码达到“局部 自由”的阶段，因为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增长到$7500 (按1998年美 元计算)，而1998年到达这个GDP水平的31个国家除了3个国家被Freedom House列为“局部自由”外，其他全是“自由”国家；近几十年来西班牙， 葡萄牙，智利，阿根廷，台湾，韩国等也都是在这个GDP水平左右实现 民主转型的。考虑到中国沿海地带的人均GDP将在2020年前超越$7500， 而且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停滞之间的矛盾已经急速增长，中国的 大变局很有可能会发生地更快。面对变局，我们准备好了吗？中国的最 大悲哀大概不是没有人为民主奋斗，而是没有人知道民主后中国应该怎 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