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三）


芦笛


三、 真实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传统文明能出产的最杰出人物，以传统价值观衡量，堪称完人。乾隆自称“十全老人”，那意思是他占尽了人生所有幸运，再无遗憾。林则徐大概也可称为十全臣子，虽然我没那心思去总结出他的十全十美来。

首先，林则徐宦途顺利，而这乃是传统士人的永恒追求。

林19岁中举，21岁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次年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26岁中进士，选庶吉士。38岁就当上正三品的江苏按察使（即臬台，相当于负责刑名的副省长），45岁任从二品的湖北、河南布政使（即藩台，相当于负责财政的副省长），46岁任正二品东河河道总督，47岁任江苏巡抚，52岁任湖广总督，53岁任钦差大臣，于次年正月抵达广州禁烟。56岁被革职遣新疆伊犁充军，途中因黄河决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次年竣工后抵伊犁，协助办理垦务。60岁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62岁升云贵总督。64岁因病辞职归籍。65岁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发匪暴乱，于途中病逝。清廷赐以空前殊荣，追封他为太子太傅，颁旨悼恤林则徐及亲属，赦免任内所有处分，并授其三子官职。次年，咸丰帝赐祭葬，派员致祭，颁发《御祭文》和《御赐碑文》，亲写挽联，并赐次高谥号“文忠”。

林大帅位极人臣，达到了传统士人梦想的最高官位，死后还蒙受了次高谥号。即使有三年的时间被流放新疆，那也绝非大众想象的林教头式的犯官充军，而是史无前例的特殊犯人。他在赴新疆时，沿途各地官绅名流争相接纳款待，抵达伊犁后受到老友谪官邓廷桢、伊犁将军布彦泰及参赞大臣庆昌专派的兵丁欢迎，次日布彦泰还送来米面、猪羊、鸡鸭等等。就连道光都生怕他生活困难，特地赐给他封地。林则徐就此成了布彦泰和庆昌的高参。布彦泰让他阅读高官才可阅读的《京报》，并让他协办粮饷，此后又先后保举他负责兴修水利与勘荒。林则徐和邓廷桢庆祝苏轼冥诞，主客中竟有将军布彦泰、庆昌、五名领队、一名总兵、三名谪臣（包括邓廷桢、庆辰）。

不仅如此，布彦泰还向道光建议起用林则徐，说他“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以炫目前者比，久经圣明洞鍳”，“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然以有用之才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林则徐必倍深项感，再造生成，竭力图报，实可收得人之效。”一个满洲将军对汉人犯官如此推重，堪称史无前例。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如上所述，林赴新疆前，曾半道奉诏去河南协助军机大臣王鼎治理黄河决口。大堤完工后，王返回北京，向道光力保启用林则徐，道光不纳。王竟在家中自缢，以此进行“尸谏”。军机大臣以死相荐一个犯官，这在历史上似乎还闻所未闻。林就是不复出，有此佳话也足够享誉终生了。

其次，林则徐代表了传统士人的最高梦想——遭逢明主。其圣眷之隆，旷古少见。

林之所以宦途一帆风顺，在稍受挫折之后又重任方面大员，负天朝膺疆之寄，完全靠道光知人善任，特别赏识他的忠诚勤勉与才干。道光于他实有知遇之恩。道光元年，林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遭受排挤，灰心仕途，辞职回家，旋因生计无着，又通过关系谋求复职。道光皇帝虽然即位不久，但久闻林的政声，特地破例召见一个待业中年，这在讲究身份制度的传统社会当真是千古未有的佳话。林的应对颇符圣心，道光赞不绝口，破格批准他复职，从此飞黄腾达。

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建议以处死吸食鸦片者的严刑禁止鸦片。道光把奏折发给各省督抚讨论，众人都觉得这太过分——处死贩毒分子还说得过去，处死受害人就没道理了，唯有湖广总督林则徐赞成，说非如此不足以禁止鸦片流通。道光为此把林召到北京，连续八日天天接见林则徐讨论此事。林应对称旨，皇帝龙颜大悦，赏穿黄马褂，并赏紫禁城骑马，还委派林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自我大清立国以来，还从未有哪个汉臣有此殊荣，受此重任。当时传为佳话，据说还引起了满臣的担心。

须知嘉庆道光年间乃是太平年月，比不得后来发匪暴乱，江南糜烂，八旗无人，朝廷不得不重用汉臣来平叛。即使如此，还需要肃顺竭力在咸丰面前替汉臣吹嘘，这才能使曾、胡、左、李等中兴名臣相继脱颖而出。在此太平年月，若非林则徐忠诚勤勉，政绩突出，才干过人，公关本事一流，绝无可能蒙满人皇帝破格垂青重用。

第三，林则徐乃是标准的忠臣和清官，是清流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从庶吉士开始他的宦途，终身勤劳王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著称。在他出任江西以及云南乡试考官时，他办事公道认真，坚持看完所有的试卷，即使落选的卷子也要用朱砂笔详加批点，赢得士林交口赞颂。在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他敢于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琦善办事无能。在任江苏臬台期间，他整顿吏治，改革审讯程序，亲自审案，甚至微服私访，亲自动手验尸，四个月内就处理了大部分积案，被江苏百姓颂为青天。他担任河道总督时，从头学起，恶补水利知识，整肃贪官渎吏，每个料垛都亲自检验过来。怀疑贪官作假时，便把整个料垛拆开检查，使得贪官无可作弊，使得河道在洪水期间安然无恙，深受道光嘉许。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他协助两江总督陶澍，采取许多利国便民的经济改革措施。江苏旱涝灾情严重，他不顾朝廷斥责，上奏历陈民间困苦，坚请缓征受灾州县漕赋；致力兴修水利工程，疏浚白茆、刘河、徒阳运河等河道。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他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先声。在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期间，他积极推行淮北“票盐”制度。他在赴新疆前又参加治理黄河决口，修复了大堤。在新疆期间，他主持领导了大皇渠的修建，在南疆勘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亩，行程约三万余里，还和黄冕一道改造了当地的卡井，命名为坎井，推广到各地，使得吐鲁番等地荒地化为沃野，还从内地引入了几万株树苗，教当地居民纺纱织布。他宦游几万里，走到哪儿就为那儿的百姓造福。

作为标准的忠臣，林青天两袖清风，从不利用手中的巨大权力聚敛财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进行前文介绍过的“必要的纳贿与行贿”。从上文介绍可知，林公乃公关专家，否则他罢官后不会有那么多高官甘冒皇上之怒，前赴后继向皇帝举荐他。这当然首先是林的道德风骨与才干使然，但如果他是海瑞那样草不吃料不进的极端清流，在官场人缘一塌糊涂，很难想象这种事会发生，而在旧话中，“人情”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行贿”。

同样地，当清官并不妨碍他为了王事压榨百姓。他在广州整军讲武，准备“剿夷”时，斥重金修缮关塞炮台，以铁链封锁海口，进口西洋大炮，被言官指为“靡费”，这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从“节约闹革命古今第一”的补丁皇帝道光爷口袋里掏出来，也不可能从林清官家中搬出来，只能来自于广东“爱国商人踊跃捐输”。但林公和辛弃疾的本质区别在于，林把榨出来的钱全用在公事上，而辛弃疾则用来盖“带湖吾甚爱”的人间仙境。所以林从未如辛一样，以“贪刻”罪被言官弹劾丢官，言官顶多只能指责他“靡费”。

所以，按传统标准衡量，林则徐的确是模范清官，宦游几十年，历任各地方面大员，但退休之后却两袖清风。他本来想与在北京当官的长子同住，但因买不起房子，只好回到福州老家去，住在父亲遗下的旧屋中。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林的确是传统文化提倡的道德楷模。

作为标准忠臣，林也具备了清流必备的“嫉恶如仇”的道德风骨。他的清流好友黄爵滋主张由朝廷向吸毒者发出最后通牒，给一年时间戒毒，期满还要吸毒者格杀勿论。此疏由道光发给督抚们讨论，其他人都觉得太过分，只有林则徐表示赞同，体现了他“善恶不两立”的坚定革命立场。在署理陕甘总督期间，他运用在广东“剿夷”时学来的西洋技术常识，下令用西式武器血腥镇压叛乱的黑错寺藏民，首开动用西洋先进技术剿灭暴民的先河，远在李鸿章独立悟出该用洋枪洋炮收拾拳匪之前十几年。

如传统清流道德家们一样，主张处决吸毒分子以及血腥镇压暴民，并不妨碍林同时是一个典型的大慈大悲的旧式君子。虎门销烟前，他竟然考虑到水族的安全，效韩愈祭鳄鱼故事撰文祭海，通知乌龟王八鱼鳖虾蟹们，他就要把大烟放进大海了，请他们速速躲避，不要就此变成瘾君子，过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第四，林博学多才，乃是典型的“学者官僚”。

孔教提倡“学而优则仕”，把“学者”和“官僚”合而而一。林虽然不是曾国藩那类理学大师，但于“词章小道”颇为谙熟，对书法也很精通，其篆刻相当有名，而且精研佛学。以传统价值观来衡量，堪称模范儒官。

第五，林不但是忠臣，而且是能臣，乃是清流里难得见到的白乌鸦。

我已经在前文中指出，“清流”乃是世上最容易混的职业，什么本事都不需要，只需一张会唱高调的嘴，会演戏就行了。海瑞就是这种典型戏子。孔教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弊病，就在于“任人唯贤”，只考察干部的品德，彻底忽略其才干。八股文更把干部遴选变成了文字游戏大赛。如果不是遇到乱世，左宗棠便到死也只能是个举人。

林则徐则完全是个太平盛世的例外能臣。他经历非常复杂，什么都干过：考官、刑名、钱粮、盐政、治河、用兵、兴修水利、勘荒、“剿夷”、平暴。除了“剿夷”之外，不管干什么都成绩斐然。之所以如此，乃是他勤于钻研，履新职后便立即开始恶补，靠自学成才，不管干哪一行都如此。例如在广东禁烟剿夷时，他派人到澳门购买外文书报，组织通晓外国文字的幕僚翻译，先后编出《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在流放新疆前，他把这些资料交给魏源，使后者得以编出著名的《海图国志》，直接启迪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到离开广州时，他对原来两眼一抹黑的国外文明世界已经有了点感性皮相认识，再不是当初那妄自尊大的乡巴佬了。这才会在新疆时留心考察俄国情况，并在复出后署理陜甘总督期间想到用西式武器去镇压藏民。

因此，林则徐的一生，乃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生。似乎可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传统社会罕见的能臣，半由天赋，半靠自强不息。这种人才根本不是传统教育可以培养出来的。

据中文维基百科全书引经据典称，林则徐懂英语和葡萄牙语两门外语，并曾在接见外国人时口吐双语。我对此表示怀疑。林到广东禁烟前一直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根本没有学习外语的愿望和压力乃至时间精力，要学外语也只可能是到广东的事，但他担任禁烟钦差大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纵是天才也不可能在缺乏练习条件下，于短期内学会两门口语。

不管怎样，从林的政绩和行事风格来看，布彦泰对道光说的“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恐非夸大谀词，林则徐确实是当时天朝最能干的大臣，这才会始终获得道光信任重用。在道光死去后，咸丰遇到亘古未见的发匪暴乱，第一个想到的得力大臣就是已经退休的林则徐，召他星夜出山赶赴前线。如果他能再活十年，使出用西式武器屠杀叛匪的辣手来，则太平天国能否如后来那样糜烂半壁河山，涂炭生灵，正未可知。


（未完待续）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四）


芦笛


四、 从禁烟到“剿夷”


先补正前文的一个缺陷：向中国输出鸦片虽非英国政府决策，却在1773年得到英属印度政府批准。1797年英属印度政府又给东印度公司专卖权，那目的很简单：扭转贸易逆差。如前文所述，英国全民喝茶上瘾，又喜欢中国丝绸，工业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只有用白银（中国当时的货币）购买。其时英国已经采用金本位，这就意味着购买中国商品必须先用黄金向其他国家购买白银，变成了两次贸易，提高了成本，再加上入超，便给东印度公司连年造成赤字。找到鸦片这个法宝后，该公司于短期内便扭亏增盈。到了1830年，英属印度政府的岁入竟然有约十分之一来自鸦片贸易税收。

英国人扭亏增盈，中国便扭盈增亏，大量白银外流，而这引起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古今冠军道光皇帝的严重关切。该同志是历史上罕见的俭省皇帝，不是后世毛周那种伪君子，而是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式的抠门小农。他不但穿着打了补丁的龙袍上朝，规定御膳只能有四个菜，更时常向大臣征询当天京城物价，与宫中采办价对比，以查明采购太监是否被奸商蒙骗，因而被民国排满文人在野史中讥笑为“叫化子班头”。不难想象，当这种时时处处“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发现大量白银外流时，当是何等的心如刀割。

因此，尽管鸦片贸易早在雍正年间就被禁止了，嘉庆年间又重申禁令，但都成了一纸空文，到了道光手上才开始来真格的。他几乎每年都要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这反而刺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为此，朝廷分为弛禁与严禁两派。弛禁派许乃济主张：

1）干脆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药材名目进口，只许以物易物，不许换成白银。同时课以明税，堵死关吏索贿空间。如此即能使得关税低于贿赂，外商必然乐从，而且以物易物贸易也防止了白银外流。

2）禁官不禁民，禁止文武官吏兵丁和士人吸食，但不禁止民间贩卖和吸食。

3）“买船不如造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种出大烟来和洋货竞争。鬼子无利可图，自然不禁自绝。

严禁派的主张则由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提出，得到林则徐的赞同，前文已经提到。他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建议皇帝给烟鬼们下个最后通牒，在一年内戒断。过期不戒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主张以邻居互保制度实施这一政策，举报者给奖，包庇者治罪。

看过本文第一节的读者应能立即看出，此乃典型的“清浊流之争”，许浊黄清。许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其主张尊重现实，具有可行性；而黄则奉行道德至上，拒绝承认现实。为了“大义”，竟然把受害人视为祸首痛加镇压，连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讲，遑论西式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权观念。正因为此，黄的奏章得到“清议”的欢呼，“一时以为清流眉目” （《清史稿•黄爵滋传》）。

这当然是现代价值判断，不能拿去裁判古人，超越时代的乃是功利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林的主张根本不可行，荒谬之极尚不足以言其非。

谁都知道，烟贩只是少数奸商，烟鬼则是广大人民。放过少数人，却去向广大烟民宣战，那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如此重罚若真要实施，必将引出社会动乱。何况当时朝廷监控人民的程度远非后世可比，总会存在大量死角。放过烟贩不究，等于确保来源畅通，烟土贸易就一定会在地下进行。皇帝下的又是最后通牒，做不到就要损失威信，勉强实施的客观效果，便是为贪官恶吏提供敲诈索贿的生财机会，流弊无穷。

反过来，许的第一条主张完全可以采纳，他提出了最关键而又为朝廷历来忽略的一条：明定税则税率，堵死关吏勒索外商的空间。这从来是野蛮人对我天朝上国最不满的一条，多次为鬼头们提出，也是后来“不平等条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实在看不出我天朝上国为何要坚持这神圣原则，拒绝在这问题上放弃“平等”。如果采纳了这条主张，则后来也就不会丧失关税自主权，让鬼子廉洁的“不平等”取代了中国腐败的“平等”。

光有这条当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的第三条主张或可防止白银外流，但却毒害了本国人民，因此也不可取。依愚见，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非法的鸦片贸易得以猖獗，全靠腐败官员、关吏、水师、兵丁等勾结洋商，上下其手。这一事实中外咸知。英国外相巴麦尊致清朝政府的信就明确指出了“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魏源则在《道光洋艘征抚记》指出，自道光六年（1826年）开始设巡船缉私后，巡船每月纳贿三万六千两，每年放私入口二万箱。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年），每年放私入口的鸦片就增到了四五万箱。由此可见，不整顿吏治，痛惩贪官污吏，肃清关防，就决不可能杜绝鸦片走私。

这就是严禁派应该干的第一件事。采取这措施不会激化中外冲突。相反，它纠正的弊病正是巴麦尊后来问罪时抓住的借口。英国政府从来不敢为鸦片贸易辩护，遑论鸦片走私。采取这个措施纯属内政，英国毫无理由干涉，而且堵死了其问罪借口。

2）采纳许乃济第一策，改革海关制度，明定公布税则税率，严禁官员税外索贿，违者严惩，鼓励受害人举报。将鸦片列为药物，以物物贸易方式进口。严格控制国内市场（这本来就是清朝的外贸政策，所有进出口都为官方控制），防止扩散。

3）采纳许之第二策，严禁官员兵卒士人吸食鸦片，若“吃皇粮者”不能在一年内戒断，一律开除公职。凡吸毒者一律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在民间提倡戒烟。与此同时成立戒毒所，帮助瘾君子们戒毒。

想出这三策，并不需要任何世界知识，遑论其他现代常识，也不涉及外交，并不需要抛弃天朝心态和孔孟之道，不仅为传统价值观允许，无悖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不违反死硬腐朽的宋明理学，完全应该在清流们的视野之内。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就算不能彻底禁绝鸦片贸易，起码能相当有效地遏止它。就算是毫无成效，也决不会引出实行黄策一定会引发的严重社会后果，而那些严重后果本是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能立即看出来的。

然而道光却否定了许乃济不失合理的主张，以后更将其撤职查办。黄爵滋那“清流眉目”的哗众祸国策反倒深得帝心。道光把坚决支持黄策的清流领袖林则徐召进京去，连续磋商凡八日。不过他似乎比林还要高明些，决定双管齐下，不光是拿捏烟鬼们，还要堵住来源，为此特地简放林为钦差，到广州那第一线去堵住毒源。

为什么林则徐那天朝第一能臣会看不出黄策的荒唐，提出任何明白人都该想到的上述芦策来？后来的事态发展提示，他似乎不是看不出黄策不可行，也不是想不出芦某这庸碌白丁能想到的必要措施，而是实行“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的避实击虚乖巧方针。

此中利害一目了然：要杜绝走私，就得澄清吏治，切实整肃海关和水师，力主此策只会得罪朝中利益集团，而且，此策在那种烂污社会中缺乏可行性，坚持它反倒会把自己白白搭进去。相比之下，拿捏毫无能量的烟鬼们易如探囊取物，即使不成亦无大患。这或许就是他在此事上突然表现出“一过性糊涂”的原因。这虽是毫无过硬证据的诛心之论，但舍此我还真无法解释林何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既然要去广州正本清源，禁烟就不再是内政而延伸成了外交。可惜天朝的井蛙们无一人有起码的世界常识。自宋代以后，“外交”和“谈判”这些概念就不再存在于国人字典中。它们完全是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头脑中的“不平等”舶来品的一部分。国人要花六十年光阴，吃足各种各样的苦头后，才能最终意识到原来天朝类似于春秋战国中的一个小国，与欧洲列强相比犹如东周王朝与秦国相比一般。

其时清朝对待欧洲列强的态度，完全是当初我大明对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的翻版，中外关系乃是“君临”与“被君临”的上下级关系。国内学者易中天先生曾把“德治”精辟地总结为“将权力道德化”。的确，按孔孟之道，由权力决定的上下级关系只能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服从就是美德，奴才就是善人；反对就是罪恶，反对者就是罪人，就该无情剿灭。

根据这种“天理”，朝廷对“蛮夷” （“虏”）的态度和对策，和对待如今被美称为“农民起义”的暴乱土匪们（“逆”）一样，只有革命两手。软的那一手叫“抚”，也就是“怀柔”的“菩萨心肠”，让土匪或蛮夷们咂咂天朝慷慨伸出去的甜指头，以此引起他们的感恩心理；如果土匪或蛮夷们不知感恩图报，那就使出硬的那一手来，亦即“剿”的“霹雳手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土匪或蛮夷们自然也就会“畏威怀德”了。既然只有“剿”与“抚”两种极端选择，当然也就不存在谈判的可能——难道还能丧失国格，跟土匪讨价还价不成？

至于国与国之间乃是平等关系，外国并非只能招抚或剿灭的土匪；国家之间若有利害冲突，必须先靠谈判解决，实在无法达成妥协时再兵戎相见；而弱国最要避免的就是“剿”那一手，因为根本打不过人家，越打吃的亏就越大，只有实在被逼得不战就要亡国时才能作为最后的狗急跳墙手段使出来，这一系列人类起码常识，不但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于朝野任何一个人的心目中，而且至今还有许多国人根本不知道，蔚为世上奇观。

正因为此，清朝官员不仅严格限制外商在指定居留地的居留时间和行动自由，而且将这些限制也强加给外国官员。地方官员从不接见他们，更不会与之平等谈判。有事就下“谕”（“命令”之意），通过“行总”转给外国官员或商会负责人；后者有事找地方政府时，便只有上“禀”（“报告”之意），同样经过“行总”中转。两者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是非常奇怪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上下级关系。

就连英国商务总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British Minister to China）义律都被迫写过这种屈辱至极的“禀”。哪怕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头，他都无法和林则徐谈判。在穿鼻海战爆发前，英国人交给中国水师提督一份封好的信函，要求中方提供给养并立即恢复贸易，那信连拆都没拆就给原样退回去了。这派头倒颇像如今文明政府断然拒绝与劫持了人质的恐怖分子谈判。

向今天的读者介绍这些时代背景常识，不是想讥笑林文忠公，而是想告诉那些苛责古人、指责林则徐擅启战祸、以卵击石的“逆向愤青”们：在当时举国昏昏的情况下，用对待土匪的态度去对待一个现代强国的公民甚至官员，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会恶化两国关系，引发对抗。而在对抗发生后，这种无知导致的傲慢又取消了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的可能，当然最后只会导致战争。无论是谁来主事，结局恐怕都只会一样。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