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理论》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尝试（之三）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类，理论上科学而准确地，提出了从最高的道德层面上，代表个体社会人全面素质的分类学方法。并以一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这两者的区别，作出了精辟而简练的概括。按照《新理论》的观点，可以解释为『君子主张“以理服人”，而小人只接受“以力服人”』。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出现过无数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专制极权年代，就是因为领袖或“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因自己天性使然导致的无知、无能，对社会上普遍盛行以自私和贪婪为主的“小人现象”，不仅不知道反求诸己地思考、检讨，找出真正的“病根”。反而自己也像受到“甲流感”传染一样，患上“小人病”。热衷于“以力服人”起来。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从“抢杆子里出政权”，一直“进化”演变到今天的“拳头、匕首下讲歪理”、黑白不分的地步。以至于出了一个“理应如此”的重庆薄熙来，就让社会大众感动得不得了，连期盼政府检讨原因、以便派出“更多的薄熙来式干部”都忘记掉了。

其实按照建立在科学《认识论》基础上的《新理论》看来，这完全是因为“会读书而不会用”的中国读书人，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始终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初级表象认识层次上，像抢“博士、教授、权威、大师”头衔一样地，要抢当“君子”，却并不知道“君子之道”的真谛，更不会举一反三地“活学活用”。所以屡屡犯下“东郭先生和中山狼”般的错误而执迷不悟。比如二战之后，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日本，都因急功近利，违背了孔子“以直报怨”原则而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方式。终于让今天的日本，像“中山狼”或农夫怀中的“蛇”一样，在缓过气来以后，要以狼对羊的高等动物逻辑，来“以怨报德”了。

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一向有“不求甚解”的习惯，更有“见好就一哄而上”的毛病。一听说“君子好”，就事事处处都想当“君子”，而不去先弄清楚什么是“君子之道”，再来见贤思齐。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呢？

“君子之道”的精华要义，就是“礼尚往来”。而这个“礼”在今天，可以解释为价值观或“游戏规则”，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而且由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有不同价值观的现实，又提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作为补充，完全符合兵法中“因人制宜”的原则，实在是高明之极。如果真正全面（而不是单点小范围）地付诸实践，一定会取得如愿以偿的结果。而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小范围中的典型事例。这里先不做进一步深究，只想再以国际国际关系和台湾问题，进行一点探讨。

我们不是天天喋喋不休地嚷嚷着要什么“科学”、“民主”吗？那我们为什么不用自然科学的“理工科思维”，去“科学”地认识理解并检讨这个问题？反而教条式生搬硬套所谓的“君子之道”。终于使自己在中印边界争端，以及和周边一些小国的海洋疆界领土侵占问题上，居然还想表现出“君子风度”而处于被动尴尬的境地。

明摆着的是，这些周边国家的表现，整个是一个只知道喻于利的“小人”。我们就应该对他们采取“以小人之道还治于小人”的对策，毫不客气地、将其登入“外交另册”，尽量不让他们从和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或贸易来往中，得到什么好处，有意识地在它们和其它对华友好的国家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而产生“条件反射”式的惩戒效果。

对台湾问题也一样，最近民进党掌控的七个地县市，共同提出要邀请“达赖访台”，目的就是要一箭双雕地，挑起两岸之间的矛盾，陷大陆和马英九政府于两难的境地，以坐收“渔翁之利”。算得上用意险恶、其心可诛。而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小人之道”来还治于民进党小人的。除了直接指名批判、和民进党“单挑”，并将包括陈菊在内的民进党政客们，公开放入“小人另册”，以便等他们下次再想入境大陆进行什么活动时，从负面提供某种手续或待遇上的“特别优待”。同时要先放已经里外不是人的马英九政府一马，不要逼他太甚，以免他陷入“死马不怕开水烫”的绝境而索性“破罐子破摔”起来。然后在利用大陆掌握的，这些政客们的情治、经济等方面见不得人的可靠证据资源（比如跟达赖集体勾结狼狈为奸），主动透露给台湾的媒体，以及当地检查系统和国民党。总之，一定要让他们（民进党）尝到一点“偷鸡不着蚀把米”的苦头，断了他们“恶有好报”的痴心妄想！

这难道不是大陆想“解套”的一个最佳选择吗？这更是对所有“国际小人”的一次“杀鸡儆猴”的宣示。更应验了“祸福相依、坏事变好事”的中国哲理。千万不要当“冤大头、凯子”般的山寨君子！

下篇预告：民主“公仆”和封建父母官的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