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九）
芦笛
以上两条算是林则徐代表的民族主义的道义原则，核心乃是四个字：“华尊夷卑”，它熔文明歧视、种族歧视以及权力歧视于一炉，将天朝置于文明、种族与权力诸等级的顶端，将西洋诸国置于这三个等级的下层——“蛮”、“夷”（野蛮人），“异种”、“犬羊”、“妖”（劣等的非人类），以及“逆”（造反的下等人）。不容否认，在很大程度上，鸦片战争就是因天朝捍卫这些道义原则触发的，也因为天朝不能放弃这些神圣原则而迟迟不能结束。
只有看穿这一点，才能明白当时人的真实的精神世界，也才能明白蒋延黻先生指出的那个怪现象：
“当时的人对于（南京条约）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口通商导致华夷杂处，违反了咱们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以当然让人痛心疾首。协定关税与治外法权则与“华尊夷卑”无关，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由此可知，当时的（乃至现在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主要还是个面子问题，并没有“国家利益”观念在内。
澄清了这一点，则立刻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的巨大尴尬：既然战争主要是为了维护天朝与外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打的，现代人该如何评价这种战争动机呢？
须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那场战争与镇压所谓“农民起义”的内战毫无区别，两者都是“犯上作乱”，林则徐在给道光的奏章中使用“逆夷”一语就最能说明这一点——“逆”从来是特指“以下抗上的下等人”的专用名词。因此，就其实质，在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当时人看来，鸦片战争并不是什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是为了维护为“天理大义”规定的上下尊卑不被弱者打破的平叛战争，在本质上与国内“剿匪”并无区别。既然国内叛乱可以被现代人平反，美称为“农民起义”，那对武力镇压“逆夷叛乱”为何又要维持原判决呢？这岂不是引入了双重标准？
我知道历史学家们会说，要尊重历史，“文明歧视，种族歧视，权力歧视”等等都是现代话语（其实也就是西方话语，并非国货），不能以现代人眼光（其实也就是西方人的眼光）去裁判古人。这话一点也不错，我完全同意，可您那“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民族英雄”云云，不也同样是来自西方的现代话语么？难道您能从当时朝野所有的文献中找出这种观念来？既然我不能用现代亦即西方话语去裁判古人，您当然也就不能用这些话语去褒赞歌颂古人，是不是？
更何况官方史学家们强奸古人已经到了搞笑的地步，什么“抵抗派”、“投降派”、“妥协派”等等现代帽子满天飞，其实哪有这回事！我早在前文指出，古人处理“逆夷”的原则与处理“农民起义”完全一致，无非是“剿”与“抚”两手，打得过就“剿”，打不过就“抚”，无论是“剿”还是“抚”，都是以上对下，不存在平等谈判问题。“剿派”多是拒绝承认现实的清流，“抚派”多是现实主义者，“卖国贼”琦善从“剿派”变为“抚派”就最能说明这一点，那无非是因为他“开眼”看到了现实，知道打不过鬼子，与什么爱国或卖国情操毫不相干。
林则徐这位抵抗派又何尝不如此？他办夷务与处理国内叛乱的原则毫无二致，都是示之以威，结之以恩，使得对方“畏威怀德”——既恐惧又感激。如果对方不买账，便痛下辣手剿灭之，然后再施以小恩小惠抚顺杀剩的人。他在云南镇压汉回暴乱的手段，我看与在广州禁烟的手段一般无二：鬼子不缴烟，便派兵包围十三行，以饥饿使之屈服，鬼子同意缴烟，便赏赐以猪羊菜蔬。要说有差别，只在于鬼子不比暴民，拥有坚船利炮，所以他的革命坚定性相应逊色多了，不敢把镇压云南保山七哨练匪时用的诱降杀降“兵法”使出来而已。
因此，在评价林则徐这个历史人物以及鸦片战争这历史事件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落入我早已指出过的那个“以洋释中”（亦即以来自西方的现代话语诠释毫无那些观念的历史人物）的困境。充其量我们只能说：“尽管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了维护不平等的中外关系触发的，并因同一原因迁延不和，但它在客观上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同样地，尽管林则徐主观上只是为了维护‘华尊夷卑’的权力秩序，但他在客观上仍然是参加了这场正义战争的民族英雄。”
简言之，为了尊重历史并兼顾现代价值观，唯一的出路便是把林则徐封为“客观上（或曰事实上）的民族英雄”。您说这该有多别扭？但老芦才疏学浅，智穷力竭，实在是想不出该怎么去客观评价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
以上两条总结了中式“民族主义”的道义原则，以下总结 “民族英雄”们采用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略与策略。
（二）中式民族主义的战略与策略
1）战略上藐视帝国主义纸老虎
出于“华尊夷卑”在文明层面的视角，林则徐以及其他爱国英雄们当然要对野蛮人充满鄙视，认定他们没有什么大不得了的。夜郎自大必然导致鼠目寸光，在这点上，林则徐和后世徐桐那样的死硬派们顶多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自范文澜断言“林则徐是在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后，此语简直成了盖棺论定，几乎所有谈到林则徐的文章都言必称之，全然不知首先必须澄清所谓“开眼”的涵义，再据此审视此断语的论据，确定林公是否真的开了眼，最后再确定他在开眼后又做了些什么。
先谈“开眼”的涵义。据我理解，那似乎是“认识西洋文明”的意思。既然是个认识问题，则这就不是简单的生理上的睁眼动作，而是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可以有重大区别的过程。现代人都知道，即使在西方世界生活多年，也未必敢说真的了解西方文明。我们当然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苛求林公，但仍然可以初步确定他是否有试图了解西方文明的愿望，又了解到了什么。
说林公试图了解西方倒似乎言而有据，也最为学者们津津乐道。林则徐与其他死硬派官僚（亦即官方史学封的“抵抗派”的英雄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与后者不同，怕把事情搞砸了，辜负了皇上的重托，因此临事而惧，根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祖法，试图了解夷情，包括派人到澳门购买外文书报，组织人员翻译，编出《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此后他把这些资料交给魏源，使后者得以编出著名的《海图国志》，据说直接启迪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他还打破常规，接见过几次外国人，向他们了解海外各国情形，甚至请他们代看那份著名的《谕英国国王书》的译稿有无错误。
因此，现有证据表示，林则徐确实试图了解西方文明，也就是有过 “睁眼”动作，下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眼睛睁了多大，又看到了什么？
按现在的流行说法，西洋文明有三个层面，按其深度依次为：器物、制度与文化。最显眼的乃是器物，最难认识的则是文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则徐确实看见了第一个层次上最显眼的东西：坚船利炮。除此之外，他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如上文所说，他到广州将近半年之后，仍然还坚信茶叶和大黄可以制英夷死命。直到英军攻陷宁海后，他还给皇帝献秘计，说什么“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林大帅不是接见过洋人而且还同他们亲切会谈过么？为何他不会注意到鬼子的腿弯和咱们其实并无什么差别？连眼前的洋火腿都看不见，这还能算什么“开眼”？
而且，手下编译出那些书来，似乎也并未增加他对海外的认识。他相信宋代叶廷珪撰的荒诞不经的《海录》“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以为美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1839年底，他接见了一艘遇难的英船上的船员，据该船医生喜尔（Hill）记述，林则徐连土耳其在哪儿都搞不清楚，竟然以为那是美国属地：“讲至都鲁机（土耳其）出产鸦片时，钦差即问都鲁机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或系米利坚所属之地。我等回说不属米利坚，只离中国约一月水程。钦差同各位大官府，尽皆似是惊讶。”（转引自刘斌：《试论林则除的华夷观》）
但他确实看见了西洋火器的优越。他开出来的卫国方策，似乎也就是造船造炮，在定海失陷后，他遭到道光严旨斥责，在上疏请罪时向皇帝献计：
“臣之愚昧，务思上崇国体，下慑夷情，实不敢稍存游移之见也。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8~531页）
由此可见，他确实看见了西洋火器的厉害。但如果说这就算“开眼看世界”，那么琦善才是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人，而且人家只是去鬼子军舰上兜了一圈，还没像老林那样花许多功夫组织编译书报，看见的却远比后者翔实深入，立即就知道中国打不过“蛮夷”，林大帅提出的那些破敌奇计根本就毫无用处，因此对英夷只能“抚”不能“剿”。当然林公其实也看到了这点，只是为了沽名钓誉不说出来罢了，对此后文还要详述。
林公对西洋制度与文化的认识又如何？除了出于无知的蔑视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到澳门巡视了一番，感觉却是“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中华书局）
与之相反，魏源在接过林则徐交给他的原始材料之后，与林公一样看到了西洋火器的厉害，但他与林不同的是开眼后便大声疾呼，最先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还指明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林则徐虽被官方历史学家誉为“自强运动发起人”，却从未提出过此类主张，甚至连西方先进的“养兵练兵之法”都看不见，只向皇帝建议过用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
此外，魏源还看到“西方也有文明，并非野蛮国家”这么一个如此简单、却又如此难以看见的事实，最先指出不能再把洋人视为野蛮人：“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突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土、域内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 （魏源：《海国图志》，第76卷）。他还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的定本中，把抄本中“夷”通改为“洋”，如“夷艘”、“夷人”、“夷商”皆改作“洋艘”、“洋人”、“洋商”（根据张永东：《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
更难得的是，魏源终于认识到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劣势并不只是器物，更有制度原因：“官无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 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参阅：《圣武记》，叙，转引自张永东：《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
奇怪的是，魏源这些先知先觉的发现从未引起林则徐的回应，尽管他非常聪明能干，而且这“侦察夷情”的事业本是他开创的。这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林的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绝不愿意否定“华尊夷卑”的天经地义，接受“中国不是文明中心，西方才是文明中心；不是西方需要向东方学习，而是东方必须向西方学习”的痛苦事实。
列宁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正是“华尊夷卑”的感情偏见，决定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几代传统文化精英故意闭眼不看事实，拒绝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导致了中国在近代远远落在西方后面。这才是林则徐代表的真正民族悲剧所在。
然而时至今日，许多国人仍未认识到这一点，回顾往事时最常见的慨叹，就是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却到现在也不明白中国不光是科技落后，更是制度与文化层面的落后，而那才是最难师法的“夷技”，咱们折腾了足足一个半世纪还没有学会，以后是否能学会还在未定之天。
既然林则徐并未真正睁开眼，除了“船炮”之外也没有看到什么西洋景，当然也就只有以发扬“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民族传统来克敌制胜了。他的奏折中确实充满了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开了的“天目”含情脉脉地凝视着自己发明的蜃景：
“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使伎于内港。”
“毫无疑者，虽其船内糗粮不乏，而所嗜之肥浓燔炙，日久必缺于供。且洋面不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
这是从战术上说，从战略上看，英国也必然会屈服，因为对华贸易乃是该国的生命线，幸福线：
“贸易一事， 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 断不肯决然舍去 ”，“而义律之勾结士密等， 虚张矫饰，玩法营私，该国以七万里之遥，其主若臣，未必围知情状，今他国通商如旧，而英国独停，若该国查察情由，系因图卖鸦片，抗违天朝新例，则内而自知理曲，外而颜面何存，彼亦不肯容义律等之诡计奸谋，以自坏二百年来之生计也 ”。
而且英国已经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正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天朝则是“得道者多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粤省，而滋扰乃在浙省，虽变动若出于意外，其穷蹙正在于意中。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每岁易换纹银出洋多至数千万两，若在粤得以复兴旧业，何必远赴浙洋。现闻其于定海一带，大张招帖，每鸦片一斤只卖洋钱一元；是即在该国孟阿拉等处出产之区，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亏折急于觅销者，或云以给雇资，或云以充食用。并闻其在夷洋各埠，赁船雇兵而来，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计。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又夷人向来过冬以毡为暖，不著皮衣，盖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势必不能忍受。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风戒严，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窜。而各国夷商之在粤者，自六月以来，贸易为英夷所阻，亦各气愤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是该逆现有进退维谷之势，能不内怯于心？惟其虚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得阴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俯伏。臣前次屡经体验，颇悉其情。即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 ”（《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能看出，伟大领袖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从哪儿来的。即使是今日的中国人，想来对这种“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的宣传也不陌生，起码听过描绘“美国少爷兵”种种丑态的革命传统教育：据说美国兵腿虽然能打弯，却不幸睡在睡袋里，因而比英国鬼子更糟糕，全身如同瘫痪一般动都不能动，只能乖乖听任我军“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连老炊事员都能用扁担抓俘虏。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十）
芦笛
2）“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
这是徐继畲在前文介绍过的“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中指责林则徐的话，说他 虽“忠忿所激，洵足令人钦重”，但 “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徐继畲：《退密斋文集》）。
类似地，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出使日记》中也力破林则徐神话：“余论林文忠之贻误事机而获美誉。……至今士大夫犹有极口赞叹，谓林文忠而在，外患当不至此极者。盖亦纯采虚声，不核其实，一唱百和，牢不可破尔。……诸臣不识事实，昌言为之讼冤，至有以死谏者。天下是非、毁誉不易明白，此其证也。”（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五年”条，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6页。以上转引自何新华：《幽暗之门：中国的首批外交大臣们》）
徐继畲与曾纪泽都是近代史上相当了不起的人物，然而一个指责林则徐为了博取个人一时名望，竟然不惜把百姓安危置之度外；一个说他误了中国的大事，使得国家错过了重大机遇，却反而获得美誉。如此严重的指责，到底有无事实依据？
且看蒋延黼先生是怎么说的：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鉴于林则徐在不许公布的私函中作出的坦率证词特别重要，为照顾现代读者，转述一下内容。他说：
鬼子的大炮射程远达十里内外。咱们的炮还够不着对方，人家的炮弹就先打到自家头上来了，这是咱们的兵器不如人；鬼子开炮就跟中国放排枪一样接连不断，咱们开了一炮之后得折腾许久才能再放一炮，这是咱们的战斗技能不如人。打仗除了兵器精良与战斗技能娴熟之外，别无什么过深的技巧。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就算调来百万大军，也不够敌人一阵炮轰。更何况鬼子的军舰机动性很高，朝南暮北，只有水师才能尾追，陆军只有干瞪眼。就算是陆战，虽然中国将士不乏久历戎行者，但从来是面对面打仗。像现在这样，彼此相距十里八里，连面都见不着就接仗，自古以来从没听说过。我曾讲过剿匪的八字真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大炮。现在连这问题都解决不了，就算是岳飞、韩世忠转世也只有束手无策，没办法啊没办法！
这段话最能显示林则徐出类拔萃的智力，虽是文官，对敌强我弱的清醒分析却针针见血，对用兵之道也能以简练的八字真言道破实质。而且，这还是他在流放伊犁途中说的话，说明他早在广东“七战七捷”时便作出这发现了，大概是亲历战场考察所得，否则决不会如此鞭辟入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早在李鸿章前几十年就发现了中国面临着亘古未见的生存危机，最先指出若不解决“器不良技不熟”的问题，就算是岳飞、韩世忠转世也对付不了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
然而正因为此，这段话才令人不寒而栗。这还不光是蒋先生指出的：“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那毕竟还是从消极的层面去讲，明哲保身只是缺乏道德勇气，尚不足责。然而他明知如此，却要坚定主战，以人民战争去代替改革运动，把他不能解决也不敢建言解决的国政难题推到百姓头上去。甚至只不过因为两个英国平民（civilians，抱歉，不是我爱放洋屁，而是因为中文此词含混，不一定是“非军人”之意）租住了神光寺漏雨的烂房子，就上窜下跳，力主强力驱逐，甚至主张调兵演炮，招募兵勇，摆开架势，准备与英国人决一死战。明知“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还要煽动士民去贾祸寻衅，似乎生怕招不来连岳飞、韩世忠都无法抵挡的武装入侵！您说这人到底安的是什么心？除了徐继畲“无事自扰”，“喜事沽名”的指责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
最令人叹息的是，林则徐“贻误事机而获美誉”长达一个半世纪并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他代表了士大夫主流的心愿。“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乃是咱们的传统，而它之所以能够形成传统，乃是绝大部分士大夫都不肯放弃“华尊夷卑”的麻醉剂。为了这“民族尊严”，什么代价都可以不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哪怕自己“革命硬骨头”害得举国无噍类也在所不惜。朱成虎将军的“西安以东”的豪情胜慨引来一片欢呼，就最能证明这传统之牢不可破。
诚如蒋先生所言：“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说到底，还是个永远无法突破的全民“不服输”的心理障碍。
林文忠这段证词，从反面证明了曾纪泽的见慈禧时说的这番话是何等透彻：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信中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在中国，爱国的代价实在沉重，对于真正的爱国者来说，连为国捐躯都算不了什么，真正考验道德勇气的乃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为国身败名裂，套林文忠公的诗来说就是：“苟利国家名裂以，岂因毁誉避趋之？”而林文忠公那种爱国英雄其实并不难做，需要的不过是：“苟利清名生死以，岂因民命顾惜之？”
世上竟有这种与国脉民命对着干的强大的“爱国主义舆论”，以致真正的爱国者成了汉奸遗臭万年，而哗众取宠误国害民的戏子却成了民族英雄流芳百世。你说咱们这民族是不是有些与众不同？
3）不杀鬼子杀汉奸
此乃中式民族主义战略策略的又一显著特点，“以夷制华”可算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与西方民族主义迥然不同。在西方，当外侮降临时，国会立即停止吵闹，团结对敌。而在中国，每逢民族危机降临之日，便是爱国志士们获得酣畅内斗的绝佳借口，趁机除去政敌之时。其中最辉煌的表演，乃是我在旧作中反复举过的1936年6至9月间两广军阀在日本人赞助下发动的“抗日反蒋”的武装叛乱，以及毛泽东在国难当头时留下的千古名言：
“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毛泽东、彭德怀致洛甫电》，1936年4月9日，《文献和研究》，1985（3），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92页）
与后世豪杰相比，林文忠公“以夷制华”策略应用倒是很不突出。他只在“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中，曾唆使闽籍京官和方面大员们攻击徐继畬与刘韵珂 “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害得徐不但被罢官，而且从此当了一个半世纪的汉奸或准汉奸。
另一方面，林文忠公却发明了“以华制夷”的独特招数。前文讲过，林大帅初到广州时，迫使外商缴烟的一个绝招，是使用中国行商为人质，要他们三日内说服外商交出鸦片存货，并具甘结答应永远不再经营洋药，否则就将处决一、两个行商，查抄其余行商的家产。外商们开头还以为行商是在捣鬼讹诈他们，直到看见某行商铁链缠身，被士兵押着，才相信林大帅meant business，吓得赶快答应交出1，056箱鸦片（《剑桥中国史》）。
这种以杀死中国人质去威胁鬼子就范的神妙兵法确实匪夷所思，不过并未失传。我党后来以释放中国人质换取美国人的让步，就深得此法神韵。奇怪的是，至今没有多少人去想想，为何鬼子比同胞还在乎中国人的生死存亡，于是便永远无法理解西方妖魔为何总要包藏祸心，假惺惺同情六四死难者以及西藏人。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时间: 2008-4-04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681927&highlight=#268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