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乌鲁木齐事件专题★★★
-“7-5事件”前传：暗流涌动乌鲁木齐
-风暴眼中二道桥
-死者杨全红
-青年努尔：一半是失意，一半是躁动
-“新疆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家园”
“7-5事件”前传：暗流涌动乌鲁木齐
“75 事件”带来的伤痛仍在继续——截至7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发稿，死者已经上升到184人，另有1680人受伤。同时，街头暴力给乌鲁木齐带来了恐慌，甚至有人打算离开这座城市。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他们已经看到，头上的阴霾在渐渐散去。在当地著名的大巴扎——一个国际集贸市场，重张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在20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不少新疆饭馆依然爆满。
自7月6日到达乌鲁木齐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证了这段不寻常的时刻。在观察“7-5事件”带来的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调查导致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骨干潜入新疆大学演讲，到通过广东“韶关事件”散播谣言，再到境外反动势力对暴力事件的遥控，一个隐秘的逻辑链已浮出水面。
而探求这些内幕——包括记者对维族青年生存状态的观察，又是希望能够认清一些事实，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诸如，如何区别“东突”分子和情绪过激者？如何理解并尊重不同民族的生存权利和风俗？如何理性看待民族的起源和发展？
“7-5事件”前传：暗流涌动乌鲁木齐
自治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新疆大学稳定了，乌鲁木齐就稳定了，全疆也就稳定了；反之，乌鲁木齐就不稳定，全疆也就不稳定。
在今年5月，新疆大学就出现了不稳定的端倪，“世维会”的骨干分子已经潜入这所高校演讲煽动。背后则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境外操纵，再到网上制造“6-26”事件谣言……“7-5事件”的起因，渐渐清晰
本刊记者 / 王婧 王刚(发自乌鲁木齐)
今年5月中旬，新疆大学红湖的湖心亭，一名51岁的维族男子情绪激昂地发表了演说。180多名听众聚集在这个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的场所里，他们大多是来自本校的少数民族学生。 按照演讲者事先公布的主题，这是个“学术报告”，目的为“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创业”。这些年来，同内地一样，新疆的大学生对于未来的持续担忧，已经成了一个日益公开的社会问题。
演讲引起了新疆大学党委的注意，因为其中普遍涉及少数民族学习汉语以及就业的问题。中共新疆大学党委书记张先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演讲内容大都是针对敏感问题的煽动性语言。
演讲持续了大约70分钟，用的是维语。“我们根据录像翻译了这场的演讲稿，译成中文共有五六十页。”张先亮说。演讲者随后还回答了学生的一系列问题。
“世维会”骨干分子的演说
发表演讲的人叫艾尔肯-斯迪克，现在美国某公司任高级工程师。他是1978年从阿克苏地区考进新疆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曾任新疆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新疆大学团委常委、自治区学联主席、自治区青联副主席，直至全国学联副主席。
在新疆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吾宋尔-斯拉木的回忆中，艾尔肯-斯迪克曾经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是当年留校的十名学生之一。他于1985年被第一批公派到日本大阪电器大学留学，1988年又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深造，并于1994年11月获该校电器学博士学位，后定居美国。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访新疆大学时发现，在一些学生眼中，艾尔肯-斯迪克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更是新疆青年的杰出代表。 但学生们并不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境外“三股势力”的主要领导骨干之一。
根据《新疆大学防范和抵御“三股势力”渗透破坏斗争纪实及对策研究》一书显示，艾尔肯-斯迪克早在1994年12月就加入了“东突青年民主联盟”美国分部，1996年直接策划并参与了在美国的“东突民族解放中心”的成立活动，并担任该组织执行委员，随后当选为第一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教科文部部长。该组织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的前身之一，在2003年底被中国公安部认定为“东突”恐怖组织。艾尔肯也是在日、美留学期间，就已经成为热比娅集团的骨干成员之一。他主张境外“东突组织”走“联合之路”，并服从“美国维吾尔联盟”的统一领导，共同开展分裂活动。
对于这样一个危险人物的潜入，“事先，我们并不知道。”张先亮说。而在此前，艾尔肯多次希望回新疆大学做学术交流，均被拒绝。这场演讲究竟是否是由校内的某个协会组织的，目前仍在调查中。
据张先亮了解，此次艾尔肯-斯迪克回国，曾两次到新疆大学，三次到新疆师范大学。最后潜入到新疆医药大学时，被监控录像发现后遭到驱逐。 艾尔肯走后，新疆大学恢复了表面的平静。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多月后，街头暴力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新疆大学保卫战
新疆大学在自治区地位特殊，它既是当地唯一一所国家“211工程”建设和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的大学，也一直是境内外“三股势力”蓄意深入、图谋不轨的关键所在。 1967年，“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在乌鲁木齐市成立，第二年，就在新疆大学设立分支机构。2000年以来，新疆大学内部主要的分裂组织为“伊扎布特”。 “伊扎布特”组织是从境外深入中国的跨国极端组织，1998年开始在新疆渗透发展，并将乌鲁木齐市的大中专院校作为其渗透重点。“伊扎布特”翻译成汉语，意思就是“教育学生”。截至目前，新疆大学保卫部门已查实“伊扎布特”组织在学校的涉案人员共77人。其中宣誓加入“伊扎布特”组织的32人，参与“伊扎布特”组织的非法活动的 45人。 所以，2000年10月至今，新疆大学反对“三股势力”渗透破坏活动斗争的重点就是同“伊扎布特”组织的斗争。
根据新大提供的数据：在学校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精心指导下，新疆大学先后同“伊扎布特”组织进行了5次大的较量，彻底摧毁了其在学校的组织网络，遏制了其在学校的发展蔓延势头。
在新疆大学工作了24年的张先亮说，“自治区有一个说法是，新疆大学稳定了，乌鲁木齐就稳定了，全疆也就稳定了；新疆大学出问题，乌鲁木齐就会不稳定，全疆也就不稳定。这就是新疆大学的地位。” 而在新疆大学的历史上，有极少数学术精英、业务骨干叛国外逃的事例。如现任“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现任“东突解放组织”主席买买提明-艾孜来提等人，都曾是新大当初的学生。被中国公安部首批认定的11名恐怖分子名单中，也有3人毕业于新疆大学。
为此，新疆大学校方进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进展。2007年新疆大学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学生普遍关心国内外时事，对党和政府一年来的工作持有正面评价，对国家未来发展怀有期待和信心。
但张先亮仍然每天都在焦虑。“现在还有极端势力的渗透，主要是宣传西方的一些价值观，而且重点是针对我们的一些优秀学生。我们每年都张榜公布优秀学生和三好学生的名单。他们把这些人都盯上，然后一个一个做工作，允诺出国、赞助等等，拉拢了很多学生。”
“韶关事件”后的要报
艾尔肯-斯迪克演讲数十天后，6月26日下午，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民族研究所教授李晓霞接到维族同事吐尔文江-买合苏提的电话，称“发生大事了”。这一天，在广东韶关的一家玩具厂发生了大规模械斗，2名维族青年身亡。
李晓霞随即上网搜索了关于韶关事件的信息。事后证明，这是一场偶发的刑事案件。但此时，“维吾尔在线”等网站不断有帖子煽动称，“韶关事件是中国政府有组织、有预谋的种族清洗。”100多家维文网站疯狂地传播着关于韶关事件的不实信息和图片。据新疆大学主要研究维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吾宋尔-斯拉木介绍，维文网站的技术是90年代末在新疆大学率先实现的，现已推广到全疆。尤其在南疆等地，维文网站为一些不懂汉文的维族人打开了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户。
“当时，跟帖中已经充满互相指责和谩骂的情绪。”李晓霞说。这位在新疆生活了多年的教授预感到近期可能会发生大事件。为此，她甚至不让女儿再去上夜间的舞蹈班。新疆自治区新闻发言人侯汉敏介绍，韶关事件发生后，“世维会”主席热比娅召开“世维会”高层紧急会议，形成了三项决议——积极利用“广东韶关事件”鼓动境内闹事、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并将6月26日定为“纪念日”。热比娅等提出可通过网络聊天、打电话等多种方式对新疆进行煽动，“将国内同胞动员起来”，号召他们不怕牺牲；同时呼吁“全世界所有维吾尔人”在7月5日及6日“行动起来”，向中国政府施压。
据新疆公安厅披露，警方已经掌握，有多部境外电话在遥控指挥这一事件。警方截获了境外“东突”组织与境内进行电话联系的录音，其中包括“世维会”主席热比娅声称，7月5日晚乌鲁木齐可能要发生一些事情。
而据新华社报道：“6-26”事件发生后，还有人从海外打电话给旭日玩具厂的新疆工人，说要在海外给他们提供舆论支持。李晓霞让吐尔文江-买合苏提紧急起草了一个关于韶关事件的影响的要报，主要针对内地农民工打工的问题，并谈到了在网络上已经生成的巨大影响。
“各个部门肯定是有防范的，但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大。”李晓霞认为。要报呈递上去之后两天，“7-5事件”爆发。此时的新疆大学正处于期末考试的紧张阶段，根据上级指示，从7月5日上午10点开始，各个校门都被保安严格控制，严禁学生外出。当晚约9点40分，有暴徒冲进新疆大学，打人、烧车，每当汽车被烧爆炸时，就有人高喊反动口号。
截至7月13日，新疆大学校方透露，仍未与不少新疆大学员工和学生取得联系，估计这中间部分人已被警方控制。
“我们有些被动”
据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介绍：7月5日1时6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有人在网络上散发非法集会信息，号召5日19时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进行集会。凌晨3时10分，指挥中心又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电话，称在其辖区内发现类似情况。新疆公安部门立即在自治区公安厅启动应急预案，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二道桥布置警力，以防不测。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第四大队的特警田天（化名）回忆：7月5日上午11点时，他就接到队长的电话，要求下午2点归队集合。3点20分，第四大队的70名警官从距市区约18公里的黑水沟驻地出发，赶往市区。半小时后，干警到达指定备勤地点——二道桥的第三十小学。
“那天是按照一般性群体性事件备警。”田天称。除了防暴服，特警们还配备了防暴头盔、防暴枪、盾牌和“八件套”——包括收缩警棍、手铐、辣椒水等非杀伤性武器。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并不允许携带杀伤性武器。
与此同时，特警支队的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也赶往备勤地点——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和南门广场。作为预备队，第三大队在驻地待命。
接下来大约4个小时中，田天回忆，“很平静，没有迹象，只是五六点的时候，南门广场开始聚集很多人。”7点半以后，人群中开始喊反动口号。
大约70名特警连同一辆装甲车和突击车奔赴南门广场。当时他们接到的命令是“驱散人群”，但当时人群密集、情况难以处置。 特警在巡逻过程中，不断有人把他们引向南边，“我们等于进入了他们南北夹击的包围中。”田天回忆，“广场上最多的时候应该接近一万人。”
暴力是在十几秒中迅速升级的，并且是在几个重点区域同时出现，这让他认定，“这一定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行动。” 8点15分左右，田天被疑犯用砖头砸伤头部，成为第一个受伤的特警。 8点半，在驻地待命的第三大队大队长胡炳利接到增援通知，61名干警增援南门广场。但当他们赶到南门的时候，人群已经把道路完全堵死。警方只能徒步突围，进入现场。
“实施打砸抢行为的，以年轻人居多，还有女的，我亲眼见到了几个蒙面的女性参与了掀翻车辆。”胡炳利说。
《中国新闻周刊》在采访多名受伤特警和武警时，他们均称“警力明显不够”。天山区公安交警大队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我们有些被动”。截至《中国新闻周刊》发稿，警方共逮捕了1434名“7-5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 。但据田天估计，“真正核心的组织者，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嫌犯中有部分人被确认为学生。
“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是不明真相被煽动上当的，只要他们没有参与严重的打砸抢行动，很快移交所在单位接受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讲话中称。
“7-5 事件”发生后，自治区交通厅联合教育厅出台了一项措施——凡是新疆大学已经结束考试准备回家的疆内学生，由交通厅直接开大巴车来学校把他们送回家乡，疆外学生则直接送到火车上。 7月12日，事件发生一周后，新疆大学重又恢复了平静。一些来自南疆的维族学生显得无所事事，他们原本试图利用假期留在首府打点散工,如今暴力事件发生后，这个计划只好作罢。 ★
风暴眼中二道桥
二道桥是乌鲁木齐最壮观、最著名的巴扎，“7-5事件”在周日傍晚的二道桥发起，令当地人觉得不同寻常
本刊记者/关军（发自乌鲁木齐）
假如没去过二道桥，没去过国际大巴扎，就等于没到过乌鲁木齐。旅行团的导游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乌鲁木齐老城区，找到二道桥和国际大巴扎并不难，看到天际线上几个弯月形的建筑尖顶簇拥的高塔了吗？去吧，到高塔去。塔高80米，土黄色，呈圆柱状，是新疆最高的伊斯兰风格的观光塔。从塔顶俯瞰，整个二道桥地区尽收眼底。大大小小的街巷连接着大大小小的巴扎，人如蝼蚁，密密匝匝。 当然，那是2009年7月5日晚8点以前的情景了。
从当晚8点开始，观光塔俯身见证了二道桥的另一段历程——一阵如狂风漫卷尘埃的动荡过后，这里充满了风暴眼式的“安宁”与诡异。
忘情巴扎的人们
“我从小生活在（二道桥）附近，对这几十年的变化太熟悉了。”说这话的不是维族人，而是汉族女子张红梅，她的语气里透着几许自得。
长期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汉族人确实不多。现在，张红梅的家不在二道桥了，但她选择把自己的服装专卖店开在了大巴扎，把自己的主要客户群锁定在维族的“成功男性”。
二道桥是乌鲁木齐的一个维族聚居区，在各族游客眼中，它更是巴扎的代名词。 巴扎，维吾尔语中意为“农村的集市”，遍布新疆各地的大小巴扎是解读这片广袤土地最重要的文化符号。而其中最壮观、最著名的巴扎，当属首府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巴扎。
聂晶钟是该地区市场管委会的党工委书记，负责维护二道桥地区的市场经营秩序。他手下的市场协管员多达160名，半数以上是维吾尔族，还有其他一些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成员，足见这一片市场的规模之大、管理之复杂。夏季的巴扎，喧闹会延续到深夜。聂晶钟通常晚上10点半下班，其时外面依旧人头攒动，若没有下属“协管”，聂晶钟的车都开不出去。聂晶钟说，二道桥巴扎最好的季节是七八九3个月，最好的时段是周末傍晚八九点。高峰时的人流量可以达到20万。暴力事件选在周日傍晚的二道桥发起，他觉得是精心挑选的结果。
来二道桥赶巴扎的人，70%以上为维族人，而且相当数量来自新疆其他地区。经商者的构成也很复杂，其中数以千计的游动商贩让管委会头疼，但聂晶钟也承认，这是巴扎魅力的一部分。小商贩们大多来自南北疆，做小本生意，用头巾裹一堆廉价的木梳，都可以卖上一天，利润往往仅在10元左右。新疆的农业生态被称为“绿洲农业”，它以封闭的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自成系统，需要集市进行交换；同时，作为丝绸之路的中转枢纽，维吾尔人中的一部分又不乏经商传统。于是，这个古老民族形成了“巴扎”这种独特的文化、经济形态。
新疆师范大学学者方晓华曾留意观察巴扎上的维族人，发现许多人并非为了买卖而来，他们是为了与人交流，探亲访友。聂晶钟曾在南疆生活过几年，很了解当地维族人对巴扎的热情——一捆在老家可以卖5元的柴禾，他们还是要赶着车运到城里的巴扎去，即便在那里的价格仅为3 元，也心满意足。
除了国际大巴扎，二道桥其他巴扎的商品都价格低廉，5元一件的衬衫并不稀罕。聂晶钟说，巴扎里维族人的经商之道很有特点，他们非常灵活，对薄利、微利的容忍度较高，一旦谈妥了价钱，顾客一般无须担心发生缺斤短两等欺诈行为。
二道桥巴扎已有至少120年的历史，它原本是自发形成的一个露天市场，杂乱而又富于生机，从2000年开始，市场周围的一些老房子被拆迁，政府要为二道桥巴扎升级了。
几座新的市场相继建起，其中2003年落成的国际大巴扎成为乌鲁木齐的地标、新疆的著名旅游景点。二道桥的热闹程度，用摩肩接踵来形容毫不夸张。这样的区域当然也是小偷垂青之地，人们去二道桥赶巴扎前，都要告诫自己当心钱包。在维语中，半大孩子被称为“巴郎子”，巴扎里的盗窃和强买强卖不在少数，多为某些“巴郎子”所为。在大巴扎经营彩棉生意的秦一岩（化名）说，曾有“巴郎子”在店里偷窃成品四件套被发现，却没有收手的意思，带上四件套就跑了，“和抢没啥区别”。还有一次晚上打烊后乘坐公交车，秦一岩身上的一万多元货款被盗。虽然二道桥地区治安堪虞，但她从未担心过人身安全。
这样的景象，止于那个恐怖的周日傍晚。
二道桥之乱
下午五六点钟是新疆日照最强烈的时候，秦一岩偶尔探头望出去，看到有警察在带枪巡逻，乌黑的枪管折射着明亮的日光。这气氛有点异样，不过秦一岩没想到事态有多严重。
二道桥的北边，紧邻着山西巷，那是乌鲁木齐最密集的维族人聚居区。8点钟左右，彩棉店外的街道突然骚动起来，秦一岩看到，大群的维族人拿着棍棒或刀子，从山西巷方向黑压压地涌过来。她吓得钱包都来不及拿，赶紧锁了门，向南狂奔。
脑子一片空白的秦一岩跑上附近外环路的高架桥，拦下一辆车，得以幸免于难。 回到家，惊魂未定的她听说，与自己住同一小区的70路公交车38岁男司机遇害，被发现时，人已经被烧焦了。而彩棉店旁边的业主，有脸被打伤缝了好多针的，有腰椎被打骨折的。
在彩棉店南边100米处，张红梅经营着“利郎专卖店”，她雇用了三个年轻店员，两个维族，一个汉族。骚乱发生时，张红梅把一大群避难的人拉进了自己的店铺，有维族，也有汉族。卷帘门拉了下来，还是听得到凌乱的脚步声和零星的枪声。感觉外面平静一些了，张红梅拉着店员小高向南疾走，路上看到有一群暴徒围着几个汉人棍棒相加，她们赶紧拐个弯，继续逃命。
向外奔跑的途中，聂晶钟看到，一些蒙面妇女从人行道上抠起地砖，递给施暴的男人们投掷。为了便于投掷得更远，妇女们还把地砖砸成小块。聂晶钟说，这些蒙面妇女的举动，显然是事先商定的。
一名二道桥市场的维族协管员没有及时逃脱，被一群同族人扒光上衣摁在地上殴打，头部被打破了一个洞。国际大巴扎里最大的商户是家乐福超市，它的所有员工都躲进地下室，度过了极其漫长的一夜。李永祥（化名）这天下午呆在位于大湾的家中，妻子也早早回来，没看到二道桥的骚乱场景。
天快黑的时候，大湾的骚乱开始了，李永祥听到外面“咚咚”的汽车爆炸声，接着，看到黑烟缓慢地在空中升腾，遮蔽了夕阳的余晖。事后他才得知，在各民族混居的大湾，烧杀的情况非常惨烈，路上好多尸体。第二天，他在街头看到警察抓捕了一名暴徒，于是忍不住冲上去击出一拳，“可惜打空了”。周围的群众也很激动，警察急忙劝阻他们，并把这名暴徒匆忙塞进警车。
“和谐门”紧锁
张红梅脸上常有笑意。她笑起来时，还隐隐露出两个酒窝。7月11日上午，张红梅笑盈盈地打开自己的店面，和店员小高一遍一遍擦地。“那天躲进来30多人，地上脏得很。”
张红梅并没意识到，自己竟是国际大巴扎骚乱后第一个开门的汉族商户。地还没擦完，一个警察走过来：“今天不能开门，赶快关了吧。”警察并没说明原因，其实二道桥地区前一天发生了小规模的维族人游行，还有人持刀袭击了维持秩序的武警。已经开通的周边道路解放路与和平南路也再度交通管制。
按照原计划，7 月11日应该是二道桥巴扎重新开业的时间。当然，这个“原计划”总是充满变数，最早贴出来的通知是国际大巴扎7月9日复业。似乎也没几个商户会觉得复业在即。大巴扎临解放南路的一排店铺，都使用的同一种金色的推拉式防盗门，门上一个绿底白字的小标牌，写的是“和谐门”。7月 10日上午，街面上只有建行的一台ATM机坚持值守。所有的“和谐门”都紧闭着，其中挂着“新疆彩棉”牌子的那家，“和谐门”上除了正常的门锁，还加了一条自行车锁，又缠绕了几圈铁丝。
这天上午，李永祥约了另几个经营者赶到国际大巴扎的东门，想看看动静。好像有什么重要领导即将来视察，门前的两辆装甲车调换着方位，成群的武警紧张地忙碌着。李永祥没心情看热闹，他想看看二道桥巴扎什么时候恢复开业，尽管开业之后也没什么好期待的。
之前的7月4日，下一年度的租金刚开始征收，李永祥毫不犹豫地缴齐了56000元。行动迅速的背后，是这个年轻商人的自信满满。2008年5月，李永祥辞去中铁公司的公职，从天津来到乌鲁木齐创业。他注册了“西域公主”的品牌，并贷款15万，进行新疆特色精油的包装和销售。
由于新疆精油在内地趋热，产品很快打开了市场，李永祥在二道桥又租下一处店铺，花10万装修完，7月2日正式开业。在缴纳租金的次日，灾难降临这座城市，也给了刚展开创业梦的甘肃青年李永祥以致命一击。
李永祥的产品消费人群主要是外地游客，除了夏天的旅游旺季，其他时间没什么生意。现在生意做不下去了，货款压了二三十万，每天的经济损失则在5000元左右。
灾难来了，而且目前还让人看不到挽回的可能，李永祥说自己的感觉就像一盆炉火突然被冷水浇灭了。
做玉器生意的安徽青年小吴，从大巴扎开业就在此经营，现在他只想等大巴扎开门，他进店把商品都装进保险柜里搬走。然后再想下一步。因为全城网络被切断，他在淘宝网的网店也面临与实体店同样的命运。
小吴想不到事件的发生，其他汉族商户大多也持相似观点。他们平时与周围维族人的关系很融洽，也没觉得这个城市不安全，“夜里两三点下班也不怕”。现在，曾经热闹非常的二道桥一派肃杀。16名武警一字排开，守在国际大巴扎的西门，不断有商户围拢在紧闭的自动伸缩门前，询问大巴扎何时开门。可惜，全副武装的战士不负责解答任何问题。
国际大巴扎的四组庞大建筑由十字型的道路切割，“7-5”之后这里成为某武警部队的驻地，战士们在十字型的道路上休息，直升机飞得很低，巨大的轰鸣声在四座高大的建筑和更高的观光塔间激荡着，形成一波一波的混响。
“我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没啥可怕的。”心态良好的张红梅说，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的。整理完卫生，她带着女儿步行穿过一片维族人聚居区，表情平静。来到汉族人为主的闹市区，隐约还有一点周末的气氛。
还要坚持下去吗？
7 月12日，星期天，张红梅不甘心关着店铺，每天损失近千元，她又带着小高打开了卷帘门。事件后第一次开门营业，竟然有1000多元的“流水”。张红梅决定自此复业，等着生意慢慢好起来。 她这家店的顾客主要是收入较高、追求穿着的维族男士，张红梅觉得，旅游市场受到的打击对她的专卖店影响不会太大。
7 月13日上午，秦一岩约了两位同伴，来看看她的店面——这是“7-5”后她第一次来到二道桥。秦一岩像一个窥探敌方阵营的侦察兵，神经紧绷，行动麻利，她熟练地打开“和谐门”，只用了一分钟，她进屋察看了一下，赶紧退出来，锁门走人。她说自己一分钟也不想多停留，而且以后这家店肯定要关的，不需要思量。
这时，张红梅的店又开门迎客了。而且很快开张，这让她心情不错。 接近中午的时候，一对维族男女相中了一件T恤，正反反复复地讨价还价，突然，从北面传来不很清脆的枪声。连着两声。 “
赶紧拉卷帘门！”张红梅急得大喊。很难说是卷帘门出了状况，还是操作者过于紧张，几个人手忙脚乱地一通忙活，用了大约半分钟，卷帘门才拉下来。在这半分钟里，北面又传来几声枪响。
“把门拉到底！别留缝儿！”张红梅大叫着。临街店铺还未恢复供电，店里漆黑一片。张红梅拿出一只手电筒，她的手在不停抖动，手电的光柱也随之摇晃。 “谁说我不怕，刚才真把我吓坏了。” 张红梅躲在黑暗里，大口大口地喘气。过了一会儿，外面不再嘈杂，张红梅吩咐两位店员：“赶紧收拾收拾回家，不卖了。” 旁边的武警驻地，也是一副战备状态。军官的步话机里传出一个信息——在山西巷附近，有人开枪，有人中弹。
据新华网7月13日电，当日下午14时55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在解放南路某医院附近果断制止一起暴力案件，依法击毙2名犯罪嫌疑人，击伤1名犯罪嫌疑人。
乌鲁木齐的平静再次被打破。下午的意外事件，也让阴云再度笼罩在二道桥上空。就在当日中午，国际大巴扎的总经理乌什库-尤努斯还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大巴扎再过几天就会开业。下午几声枪响之后，他的判断谨慎多了：“事态还很严重，啥时开业很难说了。”
1980年底毕业于大连工学院的乌什库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平时没有什么民族概念，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得很好。现在，至于目前出现的问题，他忧虑：“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局。” “普通的人都是好的。”与记者交谈时，当地人大多会这么说，不过他们也不否认，两次大骚乱之后，汉族人与维族人的不信任已比较明显。在国际大巴扎，大小商铺4000多，从业者过万，类似秦一岩这样去意已决的经营者不在少数。乌什库坦率地表示，肯定有商户要求返还租金，或退出经营，届时如何处理？他目前还来不及想这个。
一小段维吾尔风格的迷人音乐，接着是一个甜美的女声：“国际大巴扎，一个你一生必须要去的地方。”——这是国际大巴扎为员工们的手机设置的彩铃。国际大巴扎的顾客，百分之七八十是外地人。“7-5事件”后，还会有人被这样的彩铃打动吗？连大巴扎总经理乌什库自己都不乐观。以往新疆发生的恐怖袭击，在内地造成的冲击波非常之小。乌什库说，与这次的暴力事件完全没法比，他很难判断多久生活才能基本恢复正常。
宴艺大剧院是国际大巴扎里的美食兼演出场地，演出主持人麦合木提江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在向汉族人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甚至喜欢说“我姓江”。据他讲，大剧院里有80多名来自新疆各地的演艺人员，事件发生后，大约一半的人回了老家。 7月13日，得知二道桥仍未平静，李永祥最终下了一个决心：放弃他的“西域公主”，离开新疆。他可能要倾家荡产，从头再来，但也只能接受这一切。甚至，有一些在乌鲁木齐生活了许多年的市民，已经在考虑搬离这座城市了。绝大多数市民还是选择留在这片土地，继续曾有的生活，并为这座风雨中的城市祈福。 ★
死者杨全红
一个壮年男子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它还有所延续——即将出生的孩子和植入弟弟体内的那叶左肾
本刊记者/关军（发自乌鲁木齐）
栾兴燕由人搀扶着走在街头，引来路人侧目，“呦，快生了吧？”“这么大肚子还出来溜达啊？”她穿着吊带孕妇裙，胸口还配有两朵黑芯白花瓣的小花。她的脸有些肿胀，皮肤很糙，脸色潮红。
7 月12日，星期天，栾兴燕不断地被搀扶着行走，不断地上车，下车，上楼，下楼，安排得日程满满—— 上午，赶到乌鲁木齐市山西路的如家快捷酒店，那是政府安置遇难（失踪）者家属的宾馆之一，栾兴燕要与他们商议抚恤金的事；接着，她和3个亲属前往环球大酒店，酒店13层设有车辆、财产受损的咨询点，栾兴燕打听自己家丢失的小货车如何赔偿；中午，栾兴燕和亲属又赶往赛马场，那里堆满了“7-5事件” 被烧焦、被损毁的车辆，他们要寻找自己家的那辆；下午，来了一帮外地赶来的亲属，栾兴燕挺着大肚子，张罗着招待客人，一起商量丈夫杨全红的后事。
她不想让自己停下来，失去丈夫的剧痛和绝望折磨着她，让她“忽略”了自己是一个35岁高龄孕妇的事实。
丈夫杨全红是土生土长在乌鲁木齐的汉族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年迈后没有经济来源。为了全家人糊口，杨全红拼命劳作。他曾有两个梦想，一是买一辆货车自己跑运输，二是娶一个媳妇。
2005 年，杨全红买了一辆东风牌小型货运车。2007年，他与外地来乌市打工的汉族女子栾兴燕组建了家庭。那一年，杨全红38岁了。栾兴燕来自新疆西部的博乐市。结婚以后，杨全红就基本不让妻子外出找活儿了。每个月跑运输的收入约有五六千，他觉得足够这个家庭花销了。
2008年，不幸降临到杨全红头上——他的弟弟患上尿毒症，需要进行换肾手术。在确认自己的肾与弟弟的匹配之后，杨全红很快做出决定，把左侧的肾脏捐给了弟弟。 换肾后，弟弟初步恢复了活力。
去年深秋，栾兴燕怀孕了。 2009年7月5日一早，杨全红照例出去干活儿。12点左右，他给家里打了电话，问妻子吃过饭没有；傍晚7点，栾兴燕拨通了丈夫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杨全红说自己正在新疆大学装货物，大约晚上10点到家。
杨全红当晚为一个建筑队拉了一车砖头。事后栾兴燕非常懊悔地说，建筑队还欠着丈夫的一些款项，而且，那趟活儿他本不应该跑的……
还有，前一段小货车出了故障，送修理厂维修了一下，刚刚取回来。要是晚两天修就好了…… 晚上10点多的时候，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栾兴燕在家中也有所耳闻，她拨打丈夫的手机，打不通。她一遍一遍地按下重拨键，依然打不通。
午夜两点多的时候，电话终于通了，却不是丈夫的声音。 “你快生了吧？”对方用带有维语味道的普通话说。栾兴燕陷入巨大的恐惧中。丈夫遭遇了什么不测吗？接电话的是暴徒吗？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怀有身孕？
“暴徒在打人时，我丈夫肯定会去求饶，告诉他们自己的妻子就要临产了，”栾兴燕事后回忆说，电话里的男子说话时好像带有醉意。他们一定是抢走了丈夫的手机。栾兴燕安慰着自己：可能只是抢了手机，生命应该没有危险。
几分钟后，坐立不安的栾兴燕再次拨通了丈夫的手机。 “麻烦帮忙找下我丈夫杨全红。” “哈哈，他被吓死了！他死了！” 电话随即被挂断。再打过去，那边已经关机了。
极度不安的等待持续了60多个小时，7月8日下午4点，杨全红的家人接到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他们去认领尸体。因为不想让栾兴燕受到过于强烈的刺激，杨全红的母亲亲自到殡仪馆去辨认尸体。母亲一个一个地翻看，看了两百多号，在一具面目模糊的尸体前停顿了下来。被害人脸部已被打得变形，身上血迹斑斑，即便是最熟悉孩子的母亲，也是在反复辨认后才确定这就是杨全红。那场波及全市的惨祸卷走了她的丈夫。灾难大约是在中泉路一带袭来的，一群暴徒洗劫了丈夫身上的财物，还残暴地剥夺了他做父亲的权利。
预产期是在7月31日前后，再过半个多月，栾兴燕就要做母亲了。坐在环球大酒店大堂吧等车的时候，栾兴燕的目光长久停滞在玻璃茶几的边缘。随后，她翻出一张相片，上面是丈夫杨全红的六幅一寸头像。她的目光又长久地徘徊在照片上，像是在与上面的每双眼睛对视。忙于丈夫善后这些天，栾兴燕安慰自己和亲属：孩子应该没事，还在动呢。在呵护胎儿和祭奠丈夫之间，她无法做出取舍。
为了哥哥的善后处理，受捐了肾脏的弟弟马不停蹄地忙了好几天。到了7月11日，身体好像出了问题，脸上浮肿起来，颜色青紫。亲属们要求他在家休养，不能再忙了。栾兴燕仍然停不下来。7月14日，她上午和下午先后赶往两个墓地，要为丈夫找一块理想的安息之地。那是一个生性本分的人，栾兴燕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安宁、平静的往生。★
（汪金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青年努尔：一半是失意，一半是躁动
本刊记者/王刚 刘刚 王婧(发自乌鲁木齐、广东韶关)
居住在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附近的努尔-纳吾凯尔觉得自己就像个硬币，永远都有与生俱来的两面，但在生活中表现出的，却从来都只是其中的一面。
26岁的努尔是汉维混血，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族。100%维族血统的人会很容易发现他身上汉族的成分，维族的女孩子大多不喜欢他；而汉族女孩子却对他的深眼窝、高鼻梁趋之若鹜。
努尔从来不跟人说自己血里流淌的汉族的二分之一血统。这是他长这么大最大的秘密。他的汉族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
7月5日，当努尔在大街上遇到那些失意的年轻人高举拳头游行的时候，他也加入其中。有那么一刻，他身上一种不协调的感觉来得更加猛烈了，他不知道自己在空中挥舞的拳头，洋溢着哪一半的血。
他下意识地摘掉了自己的眼镜，因为戴着眼镜，让他看上去像个汉人。
但他的激情却很快就消失。努尔在暴乱发生前的那一夜，悄悄溜回家中。之后，乌鲁木齐发生了流血的骚乱。
二分之一的迷惑
关于生父，努尔只了解几点：一、他是个汉族人；二、听母亲说，他是个知识分子；三、母亲对这个男人充满怨恨。
努尔还在怀里被人抱着的时候，经常遭遇另一半身份的质疑。大人们抱着他，都会开玩笑问，你爸爸去了哪里？你是什么人？
努尔小时候的回答完全视心情而定，有时候是汉族，有时候是维族。关于身份的冲突，有时候也零星地发生在这对母子之间。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母亲不准他在家里说汉语，还为此骂过他。虽然母亲的汉语也说得很好。母亲和努尔住在人民广场汉人聚居区，但是母亲却坚持让努尔去上维族学校。
努尔对于汉语有着先天的优势，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流利地说汉语了，这让他在维族孩子里更显得另类。
努尔上小学，开始遭遇更多质疑。当时已经是90年代初，周围的维族人对于身份开始愈发敏感起来，在维族学校，有同学对他的身份提出了质疑。他隐约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着一半和另一半的冲突。
直到16岁，一切往事重又被母亲提起。当时要登记身份证，母亲郑重其事跟他说，努尔的生父是个汉族，她和这个男人在努尔两三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原因是感情不和。
最终，在努尔的身份证上，写的是维族。
关于生父，努尔没有丝毫感情。但他对于母亲和那个男人的故事，却充满着小心翼翼的好奇，他从别人那里了解的消息是，母亲和生父是80年代初结婚的，当时在乌鲁木齐这个城市，汉维通婚的现象已经没有解放初期那么普遍。
新疆解放之初，大批内地人口的迁入，各民族混居现象日益普遍，族际婚姻的发生频率升高。 当时维汉通婚的例子随处可见。而到了70年代，经历了文革，此类通婚基本上就持续不下去了，在民间，维族人更愿意在自己的族群里寻找找另一半。
当时，来自政府的态度是，对于维汉通婚“一不提倡，二加以保护”。而来自民间的情况仿佛要更复杂，努尔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当时面对着怎样的社会环境，但事实是，没过几年双方就离婚了，而且彼此充满着不理解。
到了80年代，汉维通婚的情况已经不多见。到了努尔这一代，维汉通婚就更少。有时候，他问母亲，自己如果抛开维族的身份，去找个汉族的女孩结婚如何，母亲的回答很冷静，她说，我会不要你。
只剩一半的努尔
16岁，这是努尔对于身份真正启蒙的一年。
他开始疏远自己的母亲。他不想听到关于自己身份的丝毫信息，不想知道上一代人的对或错。 当他拿到身份证的时候，努尔做出了选择。他开始有意识掩盖自己另一半的汉族血统，彻底变成一个百分百的维族“巴郎子”。
他开始留意自己的胡须和喉结是否像个维族小伙子；他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头发是不是卷曲、发黄的；他开始试着每周去清真寺做礼拜，严格遵守着穆斯林的宗教习惯。
唯一难以改变的，是他的近视。近视在维族小伙子中并不多见，他敏感地觉得这是来自生父的遗传。
努尔的朋友圈子也只是围绕着维族年轻人展开，好在没人怀疑他的身份了。但有些冲突却在内心隐隐发作，比如，他不太习惯别着刀子穿行在傍晚的大街，不太习惯有的同伴老土的穿着，他喜欢香水，迪奥或者博柏丽。而且致命的是，很少有维族的年轻女孩喜欢他这种书生类型的青年。维族女孩都更喜欢阳刚的、充满雄性气息的维族青年。
18岁的时候，努尔选择去内地读大学。他说不清楚是为了什么，或许仅仅是为了逃避母亲。 2001年高考的时候，努尔被中国传媒大学录取，主修新闻专业。努尔享受了少数民族的高考政策优惠，加分50。那一年，中国传媒大学在新疆仅招收了两个民族学生。
但也从这一年起，新疆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率开始出现下降。两年后，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开始像内地大学生一样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毕业生从以前的分配制度改向自主择业。这对于新疆的民族学生是一个十足的坏消息。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李晓霞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大中专学生的一份研究表明，传统的维族大中专毕业生，其就业市场多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维族青年本身的汉语水平、外语水平，以及技术性毕业生少，而人文类毕业生多，都造成自主择业后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的下降。
近年来，人文类的学生不如技术类的毕业生更好找到工作。而接收毕业生的单位，从直接分配改为毕业生自主选择之后，一般要求“逢进必考”，使很多人，尤其是汉语水平不高的人无缘进入。一些岗位进人还有民族成分的规定。而从企业来看，用工完全走向了市场化，过去曾经实施的对企业招工中的少数民族比例控制早已不再存在，少数民族毕业生要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面对市场。
种种因素之下，实行自主择业后， 2003年起，新疆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 在南疆三地州，甚至流传着一些不成文的定律，大学生越多，村子越穷；读书越多，家里越穷。越来越多的南疆青年开始涌向首府乌鲁木齐，或者流向内地。
努尔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他只想逃向内地，远离自己身份冲突的中心。
在北京
2001年至2006年，努尔的大学生活在北京度过。这五年中，他内心中身份的冲突从未停止过。
一方面，努尔爱着这个城市，渴望毕业后留在这里；另一方面，他抱怨着饮食上的不适应和北京水果的味道。2004年暑假的时候，他去过上海、苏州，甚至更南方的深圳。他爱上了星巴克的拿铁和外滩的西餐厅，这些乌鲁木齐都没有。
在学校里，努尔没有真正恋爱过，因为学校里的维族女孩除了跟他一起考进来的一个之外，少之又少。喜欢他的汉族女孩倒是不少，但他并不感兴趣。
在北京，新疆青年努尔喜欢上了儒家文化。 2005年春，他喜欢上了于丹。几乎读遍了于丹所有关于孔子、庄子的书。在毕业前最狼狈的日子里，努尔在传媒大学的教室中听过于丹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努尔向于丹提问，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青年，在纷繁复杂的现代都市里，应该怎么去立足？因为努尔学过播音，那一天在课堂上，他的声音很洪亮，腔调十足。努尔觉得，那一刻他很给维族人争面子。
于丹给努尔签名写了一长串，大意是，我希望你做到最好的自己。 因为这句话，努尔打算留在北京。和他一起考入传媒大学的另一个维族女生，毕业后早早地回了新疆。
起初，在北京的路看上去一帆风顺。2006年夏天，他一心想进中央电视台，为此他参加了2006年的央视主持人大赛，进到了前40名，距离成功就差一步了。但是后来情况变得糟糕起来。因为民族习惯，努尔饮食极不方便。进入决赛后，那里没有能够解决民族餐饮的地方，大大影响了他的发挥。再加上他眼睛高度近视，角膜又出了问题，最终只好退出。
毕业后，在北京的日子变得艰难。首先面对的是租房子，努尔开始有意识地掩饰自己骨子里此前张扬的那一半。他开始出门戴帽子和眼镜，这让努尔看上去更像一个汉族青年。
差不多找了半年，努尔才在西三环找到一个住处。随后的半年，他穿行在北京的环路之间，投了无数的简历。
与此同时，为了疏导南疆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新疆自治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把维族青年输向内地。2006年，仅喀什疏附县一县，就组织了233名劳动力到天津企业务工，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7.02万人次。
和那些来自南疆的年轻人一样，努尔试图在大城市找到自己的梦。他梦想着做个电台DJ或者电视台的主持人，他为此做着长久的准备，每日模仿着何炅的主持台风，这不仅没有为他带来一份工作，认识不久的维族女友也离开了他。
努尔当时还想，实在不行就在迪厅做个DJ。直到2007年的一天母亲来电话，说很想他。随后，在北京的努尔大病一场。从医院出来之后，努尔买了回新疆的机票。
失意者的街头
2007年年底，回到乌鲁木齐的努尔，出路并没有变得开阔起来。
在人才交流市场上，可以看到的希望显然不多。新疆的企业数量比起内地本来就非常有限，这些企业对少数民族毕业生的汉语、英语水平表示怀疑。如果能力不存在问题，一些以汉族人口为主的聘用单位(大多为企业)，也往往为避免因风俗习惯，主要是饮食习惯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麻烦，而控制聘用少数民族毕业生。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2003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出台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意见》，如规定中小企业当年招用高校毕业生及失业人员总数超过本企业职工总数的50%，或招用少数民族毕业生和女毕业生占本企业职工总数的25%以上，减免部分税费等招工优惠政策，但成果并不明显。
2008年，努尔开始尝试着出国。去美国是他的梦想，也是乌鲁木齐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几条好出路。乌鲁木齐每年试图出国留学的年轻人都保持着两位数增长，拒签率也将近达到一半。在这个城市的年轻人看来，眼下的好出路包括，考公务员、做老师、进电视台，再或者就是出国。但努尔被拒签了。
努尔在2008年还试着找过很多工作。他自始至终地渴望做一个出镜主持，最初是电视台，后来是广播电台，再后来，他甚至向乌鲁木齐的一家大型商场投去了简历。当时这个大型商场招收3到4个部门经理，但是报考的人有200多个。努尔被录取了，这是这家商场迄今为止录取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中层经理。但是干了一个月，努尔辞职了。这个工作不是他想要的，整天和销售打交道，让他觉得这和自己的梦想离得越来越远。唯一让他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这一个月里，为商场主持了8周年店庆的晚会。 努尔还是喜欢舞台。
2008年后的一年多，他尝试了很多个工作，但都持续不久。和努尔一样，周围一些从内地回来的民族青年，就业的路子都显得狭窄而有限。一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为了一个公务员的编制甚至等了3～4年。努尔一个复旦毕业的同学，一直在自治区某机关实习，如今都两三年了，编制还没有落实，一个月仅有400元的收入。
在2007年到2009年的三年中，努尔连续三次参加了乌鲁木齐公务员的招考。但每年这个城市针对民族干部的更新都很有限，他连续三年落榜。
面对越来越多失业的年轻人，新疆自治区政府从2003年以来，面向内地进行劳务输出。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一年，新疆劳务输出54万人次；2004年输出100 万人次。
但这些措施只是针对新疆农村青年的劳务输出，对于那些有文凭、见过世面的大学毕业生，政府可以提供的有效办法依然不多。
待业在家的努尔，内心冲突始终不断。2008年，得知努尔未能出国的消息后，他一个北京的同学给他电话，说可以帮他把户口迁到内地，前提是把民族身份改成汉族。
努尔偷偷地想过许久，甚至小心翼翼地去母亲那里求证生父的消息。母亲对于那个男人的恨至今丝毫未减。而那个男人，现在可能就在北京。
努尔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生父竟然有可能在北京，那个自己曾经想方设法试图留下的地方。自己在那里待了五年，竟然和这个人没有一次相遇，他觉得这个人离他很远。 努尔关于生父的这份微妙关系无法和维族的朋友分享，成为他很多年来内心的一个秘密。对于这种莫名的冲突，努尔有时候也觉得不能接受。一方面他个人显得越来越西化，听HIPHOP的音乐，跟老外说几句不流利的英语，甚至为杰克逊的死而祷告。但另一方面，他在观念上却越来越趋向保守，他希望找一个温顺的维族女孩做老婆，而且必须是处女。
2009年6月，乌鲁木齐开始进入不安的夏季。努尔还在大街上寻找着自己的希望和心仪的女孩。
与此同时，因受金融危机影响，新疆的经济状况开始变得不太妙。2009年初，新疆针对3.8万家中小企业新增90亿元贷款，意图减少一些企业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限产或停产。这些企业吸纳和安置就业的人数，超过了30万人。但同时，因为企业不景气出现的失业人员，也越来越多了。
韶关录像之火
6月底，来自广东韶关的消息流传于当地维族青年之间，他们通过QQ群，转发着一个视频地址。视频是用手机拍的，像素很高。
视频里一群南疆的维族青年被追着打，看了后，努尔感觉很难过。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努尔很少和汉族人闹矛盾。在他看来，维族人和汉族人出现冲突，往往是因为维族男孩在语言上说不过汉族青年，所以就干脆干起来。维族青年骨子里有野性的一面，让他们骄傲且不甘受挫。来自广东的谣言各种各样，最为离谱的说法是，在当地有300多个维族女青年被强奸了。而在当地务工的南疆维族女工仅只有200多人。这些消息让努尔很愤懑，但包括努尔在内，可能并不了解全面的信息。
2007年8月，针对南疆地区多年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现象，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曾以喀什地区疏附县为样本，在当地做调查并发表了《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
在做调查时，一位维族乡长曾告诉马戎，2007年3月，内地的一个鞋厂需要劳动力，计划招60人，他带队去企业考察，专门带上摄像机，把厂子的情况、宿舍、食堂、车间都拍下来，刻成几张光盘，发给每个村，在一周的时间内让全乡农民都看到，“最后组织自愿报名，90 %以上都是自愿报名的。”
7月13日，视频内的打斗发生地、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贺玲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旭日玩具厂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工厂招生产线上的工人，对文化要求不高，接受9年义务教育即可。
今年年初，招工信息放到网上之后，“县劳动部门是通过网上了解到旭日用工信息，”7月10日，在接受境外媒体集体采访时，新疆自治区疏附县长艾海提 -沙依提介绍，经新疆方面有关领导同意后，专门派出人到企业考察，认为旭日用工需求大，5月2日，双方互相考察10天后，疏附县第一批325名维吾尔族的员工，就在6名领队的带领下，抵达韶关，进厂。6名带队干部大多数是疏附县当地副科级干部，极个别是教师。
贺玲介绍，维族员工和汉族员工的薪酬标准属于“同工同酬”。员工每月休息4天，工作日每天8小时，薪水28元（工资）+5元（津贴），每天加班3小时，按白天正常班的1.5倍计算（约5.25元），一般情况下，一个员工一月薪水在1400元～1600元。
此外，旭日玩具厂和疏附县劳务输出办签定协议时，还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做出特别承诺。新疆籍员工住在一块，每间宿舍10人；工厂2栋3层楼的食堂，每层2个操作间，单独列出一个操作间为新疆籍员工食堂，厨师也一并来自疏附县，以50人配一名厨师的标准；餐具等用品隔开；牛羊肉等食物由新疆籍员工在指定的清真食品供应商处采购。
新疆籍员工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交流存在障碍，“他们能听懂汉语，但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很流利地说汉语。”贺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语言障碍其实也是马戎在《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里单独提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南疆农村中小学长期以来实施的是民族教育，即用维吾尔语讲授全部课程，从小学三年级才开始讲授汉语课程。由于课本难度低和缺乏汉族教师,这些中小学毕业生的汉语能力很差，基本上不能用汉语进行对话。” 自2000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大力推动双语教育后，这一语言学习模式才开始发生变化。据2007年4月疏附县教育局统计，全县小学生中只有3.1%进入“双语班”学习，初中学生中有8.7%进入“双语班”，高中学生中只有2.9%进入“双语班”。换言之，前几年毕业的维吾尔族初中生基本没有汉语交流能力，2008 年也将只有133 名初三学生从“双语班”毕业。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在很多媒体有关新疆劳务输出的新闻报道里，经常捕捉到年轻姑娘小伙手捧《实用汉语会话手册》大声朗读的细节。
“或许由于汉、维族语言及生活习俗有所不同，平常假期时，工人间有小摩擦，”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但都不曾酿成大问题。 “出事前，没有打过一次架，厂方对新疆籍员工也比较满意，所以才会不断增加用工数量。”贺玲介绍，5月25日，疏附县第二批300多人，抵达韶关。6月 22日，第三批，170多人进厂。 “三批一共输送了818人，出事前，有40多人因为不适应当地的环境返乡，剩下大约780人。”贺玲介绍，根据厂方和疏附县的协议，本来男女工比例应为 1：1，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新疆籍男工比例大于女工比例，男工500多人，女工200多人。
“这是一宗充满偶然性的、单纯的群体斗殴事件，”韶关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国强7月9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介绍，连参与斗殴人员使用的工具，都是临时在宿舍、车间顺手拿来的垃圾桶、床脚架。刘国强介绍，这起事件很大起因是双方语言不通，互相之间沟通困难，而此前社会上曾有谣言，称该厂有发生汉族女工被新疆籍员工强奸的事件，因此一起因小摩擦引发的事件逐渐升级。 但乌鲁木齐的年轻人，受到这个录像的刺激，开始酝酿着示威。
7月5日，在广场，努尔遭遇了示威游行的维族学生们。努尔取掉眼镜迅速加入了其中。 但最终，努尔没有留在广场而是回到了家。也许，是他骨子里流着的另外一种血液，帮助他做出了这个下意识的选择。 ★
“新疆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家园”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新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地方，在民族交往和冲突中各民族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
本刊记者/孙冉
中国新闻周刊：新疆的民族构成一直给人很复杂的印象，为什么？
马大正：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秦汉之际，来自于河西地区的月氏、乌孙、羌人等纷纷迁入新疆，而塞种人则迁至帕米尔高原地区，及至匈奴兴起，匈奴人不断涌入新疆并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公元前1世纪，伴随着西汉在西域统治秩序的建立，汉人日渐成为新疆众多古老民族之一。汉代以后，更多的我国古代民族纷纷进入到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而尤其以我国北方蒙古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为最多，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蒙古人先后涌入。这些民族和当地民族或和或战，不断融合，新疆地区的一些现代民族就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诞生的。至清代，满、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再次迁入，最终形成了新疆现在的民族分布格局。
中国新闻周刊：各民族融合的条件是什么？
马大正：新疆各民族之间的互补和融合可以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南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绿洲经济和北疆游牧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地处欧亚大陆通道又使各民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站点，频繁通过这些站点的人员和物资一方面连接起了欧亚大陆，另一方面则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其次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促成了各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诸如隋唐时期的高昌，无一不是在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流和融合中出现的多民族联合政权，而许多现在的民族，诸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族等，也多是在历史上众多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民族的不断迁入一方面推动了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发展，促成了新民族的诞生，诸如回鹘的西迁为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对稳定新疆的局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为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融合之外也有冲突？
马大正：民族之间压迫、剥削和歧视的存在是导致民族之间的冲突战争的主要原因，新疆也不例外。在新疆民族关系史上，既有新疆各民族反抗历代王朝、割据政权统治者压迫而引起的冲突，也存在着历代王朝、割据政权统治者利用其他民族的力量镇压反抗或扩张势力的战争。应该说，这些冲突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不利，但同时这些冲突战争也是各民族形成关系的重要途径。一些民族在冲突战争中消亡了或迁出了新疆，但消失的民族或迁出民族的遗留部分却成为了其他民族的成员，或与其他民族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民族，而有些民族则随着冲突战争所带来的全疆或局部地区的统一，逐渐融合了辖境内其他民族成员，进而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如伴随着回鹘的西迁及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朝的创建，回鹘人逐渐融合了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众多民族，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维吾尔族。也就是说,尽管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存在冲突战争，但新疆的民族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分裂，总的趋势却是在这些交往和冲突中各民族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的血肉联系。
中国新闻周刊：多民族共存的局面也会导致文化和宗教上的共存？
马大正：在新疆历史上，曾经有着众多具有不同信仰的宗教，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先后在新疆广泛传播。新疆历史上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是由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决定的。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联结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和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疆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和交汇的地区，不同的宗教往往在这里交汇，之后再传播到内地或其他地区。民族是宗教文化的载体，但由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的分布和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分布存在密切关系，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由此也导致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也正是因为有了多宗教并存的状况，历史上的新疆文化呈现出绚丽夺目的色彩。但个别时期由于割据政权奉行单一宗教的政策为新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诸如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积极推行伊斯兰教，和信奉佛教并且当时是西域佛教中心的于阗展开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冲突和战争，战争不仅造成了于阗文化的急剧衰败，而且也对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中国新闻周刊：新疆自古与内地的关系是怎样的？
马大正：新疆及其中卫地区在我国古代称为西域，我们的先辈早在先秦时期就使这一地区和内地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西汉之后的我国历代王朝，不管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时期的各王朝，都没有废弃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唐、元、清以其强盛的国力，不仅持续地对现在的新疆地区实施有效管理和开发，而且也将其周围地区纳入到了管辖范围之内，设官立府、驻军屯垦、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是到了近代，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朝国力日衰，列强的蚕食鲸吞使大片领土从母体上割裂出去，形成了我国新疆现在的疆域状况。
中国新闻周刊：边疆一直存在割据与分裂的问题，新疆是怎样的？
马大正：在新疆的历史上，既存在着割据政权，也有分裂政权，但总体而言前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则是在19世纪之后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因素。由于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特点，以及中央王朝采取的以羁縻统治为主的治理方式，在新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政权。但是，这些割据政权并没有以分裂中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而是或希望通过割据来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或积极主动地和中原王朝保持政治联系。进入19世纪下半叶之后，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分裂中国为目的的分裂分子和国外势力相勾结，开始试图在新疆建立分裂政权，阴谋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但新疆分裂政权的出现是在20世纪上半叶，1933年11月出现在新疆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这一思潮直接导致的结果。应该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是在新疆军阀混战、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行动的产物，虽然其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危害却是深远的。也正是有了这一恶劣先例，分裂活动成为20世纪新疆稳定和发展进程中的一股浊流，一些分裂组织通过篡改历史来混淆视听，利用宗教蛊惑人心，而且90年代开始在新疆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动、骚乱、爆炸等恐怖活动，并且和境外的敌对势力相勾结，已经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