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前提是人权与平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人权和平等作基础，硬性搞民主的话，搞出来的民主必然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比如1940年代中华民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搞的投票民主选举，就是西方大国压力下硬搞出来的流于形式的民主。要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关键是要有社会生活中的人权和平等。

人权与平等的反面是特权与等级。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特权与等级呢？这可以从动物生态中找到答案。结群生活的动物有两种生态，一种以猴子为代表，称为猴型生态；另一种以大雁为代表，称为雁型生态。猴型生态是一种特权与等级的生态，猴群里分为猴王、上等猴和下等猴三个阶层，猴王里还分大猴王、二猴王、三猴王等级别，上等猴和下等猴的阶层里也还有上位和下位的区分。两只猴相遇时，立即可以看出其上下等级关系。级别较低的猴目光向下，不能直视级别较高的猴；下级猴要给上级猴让路，还要给上级猴搓背搔痒。猴群里的猴王是靠武力产生的，最强壮的公猴打败其他挑战者作猴王。猴王有很多特权，美食他先吃，母猴他先挑等等。

与此相比，雁群中的领头雁不是靠武力产生的。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大雁被推举为领头雁，有些类似于人类社会的民主选举。领头雁病倒或死去后，雁群中会根据经验与见识选举出新的领头雁，不会出现争夺领头雁地位的暴力冲突。领头雁虽然领导整个雁群，它的待遇却与其他大雁一律平等，没有任何特权。雁型生态是一种均权与平等的生态。人类社会中的独裁体制类似于猴型生态，民主体制类似于雁型生态，所以也有人形象地把独裁社会称为猴型社会，把民主社会称为雁型社会。

不同品种、不同产地猴子的猴性也有所不同，听说亚洲的猴子相对更独裁一些，而非洲的猴子相对较民主一些。对猴子的这些观察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人类？假设东方人猴性强一些，所以东方人缔造了独裁社会；西方人雁性多一些，所以西方人缔造了民主社会。当然把猴性推广到人性，肯定会有许多人类爱好者大感愤慨，就象当年达尔文提出“人是猴子变的”，引发众多人类爱好者的同仇敌忾一样。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所以人在本性上就有几分天然的猴性。尽管猴性和人性不能简单相比，不能说“人性的一半是猴性”，但人性中凝聚有想当成分的猴性是无可置疑的。

水往低处流是自发倾向，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个自发倾向。在没有强加外力情况下，中国自发地走向独裁社会，西方自发地走向民主社会。古希腊的民主社会是自发产生的，不是从什么独裁社会演变过来了；近代美国法国民主革命也是自发产生的，不是来自外国侵略干涉的外部压力。西方的民主社会和民主运动是来自这样自发的倾向，中国的民主运动却完全不同，是在西洋炮舰的威胁下产生的。如果没有洋人用大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将一直在独裁的道路上发展下去。

观察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代表的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不同。西方历史是“民主－独裁－民主－独裁”这样的循环，而中国历史却是“腐败独裁－清廉独裁－腐败独裁－清廉独裁”这样的循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选举、议会这样的民主机制，最被推崇的先王尧、舜、禹，也不过是“开明专制”。尧、舜、禹用禅让的方式交班，虽然比世袭方式强一些，但与邓小平指定江泽民接班的作法如出一辙，谈不上什么民主。传统中华思想中找不出一滴民主人权成分。

也正是由于民主产生的机制不同，所以中国人和西洋人对民主的“感觉”完全不同。西方人把民主人权视为空气、视为水，是每时每刻也离不开的生活必须品；而中国人却把民主人权视为大衣、手套这样的道具，天气不好时暂时披上一件民主的大衣，天气好转就把大衣抛到一边了。

中国人对民主人权有一种先天的功利看法。你问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民主？他会告诉你：“为了富国强兵，为了现代化，为了言论自由，，，”，却绝少有人告诉你：“为了让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力。”西方的民主运动没有功利性，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等人权革命，都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或为了现代化。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搞民主不能实现富国强兵，还要不要搞民主？”但西方人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时，美国人法国人根本没有指望搞民主会使他们的国家实现富国强兵，或搞民主能够加快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富国强兵不过是民主制度的副产物而已，并不是西方人搞民主人权运动的契机和动力。

相反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的民主人权，一开始就是为了富国强兵这样功利性的目的。当年康有为向光绪帝大讲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王朝倾倒，国王人头落地，吓得光绪帝目瞪口呆。后来光绪帝决意要搞民主变法，相当程度上是给康有为吓出来的，他害怕再不搞民主变法清王朝就要倒台，他自己就要人头落地。光绪帝搞民主化改革的戊戌变法，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挽救清王朝，为了救自己而已，并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人人平等民主社会的动机。

中国历史上每次民主运动都带有极大的功利成分，纯粹为了“民主”而搞民主的运动一次也没有。孙中山搞民主是为了赶走满族统治者、赶走帝国主义，辛亥革命是反满反帝的革命，并没有把“平等人权”放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上。延安时代共产党处于弱势，于是大放民主气球争取国际舆论，等政权到手后，民主就“娇兔死、走狗烹”了。邓小平未掌权以前也披起民主大衣，大放民主空气，但等他坐稳江山后，民主大衣就扔一边去了。中国历史上每次提倡民主的背后，都有其他的非民主目的，因此也难怪中国老百姓总会怀疑那些高喊民主精英们背后的真实动机。有人批评国人对“民主活动家”不信任、有疑虑，但要知道这种疑虑曾被太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要想排除国人对民主运动的这种疑虑，绝非轻而易举。

水往低处流是自发倾向，你要改变这种自发倾向，使水往高处流，就必须借助水泵等外力。但外力造成的水往高处流是不稳定的，一旦遇到停电或水泵故障，水就又要退回低处。对中国来说，独裁是一种自发倾向，所以中国的独裁体系是稳定的，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也证明了独裁体制的稳定性。你要用外力强加中国搞民主，即使民主搞成了，也不会稳定，一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就又要自动退回到独裁的老路。

中国人并不反感独裁，而是反感“贪官独裁”，“清官独裁”在中国一直深受好评。“六四”刚开始时，学生们的口号是“要民主要自由”，但很少有市民产生同样的共鸣；后来学生们打出“反官倒”的口号后，触动中国人反“贪官独裁”的内在神经，使“六四”一下变成全国全民运动。与其说“六四”是民主运动，不如说“六四”是一场呼唤清官的反“贪官独裁”群众运动。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反“贪官独裁”群众运动和农民起义，中国的历史就是“清官独裁－贪官独裁－清官独裁－贪官独裁”的循环历史。中国老百姓对民主人权的渴望，远远小于对清官的渴望。中国老百姓并不想自己作主，而是盼望清官大老爷为他们作主。西方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争取民主人权的运动，但中国民间却没有发生过一次自发的争取民主人权的运动。中国的农民被压在最底层，但多少年来农民没有发起过一次要求平等、要求人权的运动。尽管农民饱受压迫，但很多农民进城脱离农民身份后，就看不起农民，压迫起农民来。毛泽东是种地出身，深知农民被歧视差别的苦痛，可是他掌权后，农民不但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受到更大的压迫。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没有一次是为了解放农民本身，而是为了打倒旧的压迫者自己作新的压迫者，即所谓打倒皇帝做皇帝。

我有一种感觉（未必正确），感到中国人的猴性未泯，上下等级观念的意识特重。两个中国人碰到一起，就像两只猴子碰到一起一样，非比出个上下优劣不可。你吹我是名牌毕业的，他吹我的成绩班上第一，总要找出一些我比你更优越的地方，压过对方一筹。一旦找到自己比对方优越的地方，就会表现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得意，中国人就是喜欢这种优越感。近来沸腾中的吴杨事件，就是中国人为拔高自己而吹牛撒谎的绝好例证。其实在中国，像吴杨那样自我吹嘘的人可谓太过寻常，只不过绝大部分自我吹嘘的人没有名气，人们懒得去揭他们的谎言而已。

中国人喜欢美国，喜欢的是美国的富裕，对美国的民主人权倒还在其次。一般中国人对美国的汽车洋房，对美国人的富裕生活很感兴趣，但对美国人的民主人权兴趣却不大。凡是从美国回来的人，总是谈美国人生活怎样富裕，很少见到谈美国人生活怎样平等，当然你就是谈这些别人也没兴趣听。美国黑人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用武力绑架到美国去的，上世纪美国修铁路时，很多中国劳工自愿跑到美国去打工。那时中国劳工在美国的待遇并不比黑人强，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可是中国劳工们还是要去，他们并不在乎没有人权，他们只在乎没有钱。现在又有不少中国偷渡者进入美国打工，他们的想法和上世纪的中国劳工先辈们没有什么两样。中国有句老话：“吃尽苦中苦，要做人上人”，这就是中国打工者的精神支柱。

近年来亚洲出现一种“新权威主义”，更是露骨地把民主人权功利化。“新权威主义”主张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民主人权要缓行，先发展经济，人权慢慢来。难道人权是可以用金钱买卖的东西吗？给你钱你就可以出卖你的人权吗？“新权威主义”的骨子就是“花钱买人权”，先富裕，后人权。但“新权威主义”在西方社会就没有市场，西方人不能接受先致富、后人权的功利化民主主义。“新权威主义”在中国却很有市场，中国人看来，富裕比人权更为重要，只要有钱，没有人权也行。中国老百姓的观念是：“宁做富家的仆人，不做穷家的主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作法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不少中国人评论俄国的民主改革一无是处：“俄国现在还不如中国，俄国人现在比中国人还穷”。俄国民主改革后，俄国人有了民主人权，但对此中国人并不羡慕，中国人宁愿要一个有钱没人权的社会，也不要一个有人权没钱的社会，中国人对财富的欲望远大于对人权的欲望。中国人理想中的中国是一个富国强兵的大国，并不在乎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平等人权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富国强兵、现代化的目的，清官掌权的开明独裁体制，很可能比民主体制更为有效。清官独裁的有效性已被中国的历史所证明，只要再出现一、两个唐太宗那样的贞观之治，中国就有可能实现富国强兵。

猴的天性是独裁的，让猴群搞雁式民主就很难；雁的天性是民主的，让雁群搞猴式独裁也很难。如果说中国搞民主困难，是因为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缺少民主的成分，大概会被许多人批判为侮辱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在潜意识里把民主看成是比独裁更高等、更神圣的东西，认为有民主思想的人就高等一些，没有民主思想的人就低等一些，这其实是中国人思维中根深蒂固的等级思想作怪，见到什么也要分出个高低上下。猴是独裁的，雁是民主的，但猴并不比雁低等，没有民主思维的中国人，为什么就比有民主思维的西方人低等？民主和独裁都是上帝创造的两种人类社会模式，两者各有各的优缺点，谈不上哪个模式更高级一些。

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对民主和人权缺乏西方人那样的热忱是无可非议的，所以中国难于自发地走向民主社会。要想在中国搞民主，就必须借助于外力，借助于权威，这就是所谓的“恩赐民主”。台湾的民主来自李登辉的“恩赐”，中国今后会不会出现李登辉式的人物给老百姓恩赐民主？请看历史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