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

作者：信济 [http://blog.creaders.net/xinjilong/] 

诗曰：

天命依稀梦中国，

二十一年仍蹉跎。  （注1）

当道纷争计无定，

绝食意气谈不妥。  （注2）

仇雠左右终血洗，

平准东西岂虚说？  （注3）

且令伤痛随风去，

锈剑执中用新磨。  （注4）

注1：历史的疤痕

    新中国再造统一，与民更始，立国、富国各三十载，功业不可谓小，然而区区一甲子的历史上疤痕累累，以跃进、文革为最，亦每每为世所诟病。其中尤以两道疤痕最为特殊。

九·一三事件，去今几四十年矣；一代名将兼副领袖仓皇外逃、折戟沉沙，如兜头冷水，浇醒了文革的梦中人。六·四事件，去今二十有一年矣；天安门广场一声枪响，打出了一代人的玩世不恭，催眠了改革的先觉者；上至官员、富豪，下至工人、农民，多少人至今宁肯醉生梦死，也不敢让真诚与高尚醒来。

九·一三在前，六·四在后，彼此印证了一件事，那就是无论毛式、邓式，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已不可持续；共产党天命未去，而灵魂已死，于是才有不争论主义和吉地皮主义这些不伦不类的小道得志。

注2：广场的政治

    如今再回顾邓公所谓“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都包括两个层次。前者首先是西方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从精神到物质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成功渗透，其次是国际共运的持续衰落与冷战的濒临结束。后者是随着国内意识形态教条被打破和经济的快速不和谐发展，首先在党政军高层出现了剧烈的意见分化与派系分野，几乎再现了文革中的你死我活，其次在民间尤其是高校形成了盲目崇美、全盘西化的潮流，不少人把民主自由当成了文革中的阶级斗争，真以为这些无根的妙术能“一抓就灵”。

在这样一种大小气候的蒸熏之下，改革的热土便成为了动乱的温床。当道诸公的纷争不定，绝食学生的意气不平，这些台面上的广场政治，也就成为了毫无悬念的必然之义。

注3：对立的价值

中国是大文明，学潮的历史几乎与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一样长久，最著名的三起是东汉末年的党锢案、北宋末年的伏阙案和明朝末年的东林党案。学潮通常都是书生们看准了朝廷分裂的机会而群起奋争，用意也都不错，而结果几乎没有好的。北宋靖康那次表面算是成功了，除了蔡京，留了李纲，因为金人已经快把皇帝逼疯了，可不久金人退去，李纲还是被贬，然后金人杀回来还是灭了北宋，最后陈东作为太学生领袖还是被偏安的高宗担心再出麻烦而杀害。

    动乱固然难免，可为什么从古到今中国的学潮就不能温和的解决冲突呢？这是反思六·四必须要正面回答的头等问题。除了责怪书生们的书生气和朝廷、党国的专制之外，总要有些更深入的解释。

    说到底，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特大规模的陆基重农文明。在中原这种一马平川之地，只要朝廷、君王有一般的威信，则反叛者绝对无所遁形，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个意思。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周之战，就留下了互相指责对方收匿逃人的记录，最终周灭殷，天下一统，便解决了这个问题。像这样的文明，当然专制成本低而民主成本高，统一成本低而分裂成本高，安定的秩序靠血缘、亲情、礼仪维系，最为方便，而君臣关系也就格外不可妥协，弑君反叛者谓之贼，必除之而后快。与此相对比，西方自古就是一个海基重商文明，岛屿林立，城邦错杂，靠地缘、金钱、契约维系和平，所以便民主而难专制、便分裂而难一统。这是双方独立做出的平等选择，以适应自身所处的环境，本无所谓高下。

地理交通的成本是制度与文化传统形成的根本原因，而传统一旦形成，也就不易改变了，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正由于中国的这种传统，一旦冲突发生，冲突双方都会非常紧张，因为寻求妥协比一拼高下的成本要高的多，所以总是成者王侯败者贼。

具体到六·四，处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时代，民主与分裂的关系又还不为人所知（否则也不会以纪念胡耀邦为借口——老胡可是以绥靖少数民族分裂倾向著称的），社会上以全盘西化为特征的“启蒙”运动正如火如荼，于是专制和民主、左派和右派、姓社和姓资、东方和西方这几对价值及其背后的支持人群便发生了对立，对立自然的发展为冲突，而因着传统的惯性，冲突终于激化。历史再一次证明：妥协成本太高，而开枪成本极低。书生们本以为政府不敢开枪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事实是，手里有枪的人，无论是不是政府，在遇到不可调和的威胁时，总是会开枪的，因为这是摆脱威胁成本最低的方式。

所以说，血洗广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平时尽量维系不生矛盾而一旦生了矛盾便难以调和的陆基文明传统，同时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又是现代价值的矛盾，谈不上血缘、亲情、礼仪的约束，天生难以调和。

要在中国调和这种价值的矛盾，靠任何所谓“普世价值”的夸夸其谈，都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冲突双方中的一方，而且它也并不就是真理的化身，至少令中国分裂而陷入战乱的倾向它就无法避免，而它的对手则可以避免。

注4：中道的力量

    办法还是有的，而且真的是很早就有了。

大约四千二百年前，有一次著名的地质骤冷事件发生，体现到中纬度就是多雨和大洪水。犹太人的诺亚方舟应该就是那时候造的，而中国的中原邦联也是那时候被迫形成的。《论语·尧曰》与《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率众抵御洪水的圣贤之君尧、舜在禅让帝位时对接班人的交代，其中关键也就是几个字。尧曰：“允执其中！”就是说：一定要在矛盾对立中把握中道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就是说：人的心中什么危险难测的想法都有，而天道的映照又微妙难识，所以一定要仔细专注于事，在看似矛盾的价值中间寻求平衡啊！太史公说孔子“祖述尧舜”，正是因为孔子为儒家建立的核心价值“中庸之道”，就来自于尧、舜这个“允执其中”，这种在对偶价值之间把握动态平衡的努力。

这么早就有了办法，为什么中国还会有那个令人不快的传统呢？这还是陆基地理的天命。古代的中国社会，靠血缘、亲情、礼仪维系安定就是最好的中道了，这也是儒家一贯的追求，虽不完美，但比起现代社会，又有哪个古代社会完美呢？有了现代的技术条件后，陆基地理的直接影响因素变小了，剩下的只有古代传统的间接影响因素，那么中道的力量、儒家的力量也就相应变大了。

由于率先现代化的西方的突袭，儒家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被草率的放弃了，国人都对更能直接起作用的学问和主义更感兴趣，最典型的就是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如今科学对环境和人伦的破坏力已是众所周知，民主与专制这对冤家正是六·四的价值祸根，马克思主义也早已功成名遂、正待身退。而儒家则如一把废置锈蚀而刚韧不减的宝剑，只需有识者略加打磨，便可锋芒再现、执中决断。我想，与其陷在年复一年的六·四伤痛之中，不如振兴儒家中道，公允平等的看待专制与民主、自律与自由、礼治与律治、通学与科学这些看似邪正对立其实中性对偶的价值，在其间把握中庸，以行制度创新，这才是中国人对六·四一劳永逸的最佳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