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走了。

以左倾激进而激扬革命，顺理成章地入党掌权，却因依然怀抱纯洁理想而质疑革命。这样的人物，在中国还剩几个？

生于1920年代中期的王若水，与比他早生了七、八年的陈涟、袁永熙夫妇，（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名单上再加上傅作义的女儿、张学良的弟弟，富家女韦君宜，以及一批当时名牌大学学生、外加年轻的胡风追随者们……），基本上是同一时代、同一阶层、同一倾向、在没“经历过党内路线斗争的洗礼”时也基本具有同一价值观的青年。

这批有根基、有学识、背叛了富有的家庭、对自己的理想和主义怀着宗教般热诚的知识青年，大都被共产党网罗。我们已经从无数文艺作品中知道他们“在红旗下宣誓”时候的如何热泪泉涌，但很少有人明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早晚不一地被冤屈、被折磨乃至凌虐至死之时──那些热情地向他们伸出“粗黑的手”的工农同志，对中国革命前景的理解，与他们其实天壤之别。人家受剥削的苦人儿要的是翻身解放、“老子打天下坐天下”，对王若水辈期望的自由、民主不过当个好词儿听听。至于这些理想主义者仇视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独裁专制等，在当时和泥脚杆子革命家期望的“打翻旧世界”，还来不及起什么冲突。

王若水显然是作为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在刚一建国就受到当局重用的。那时候毛泽东还常被称做毛先生，他主要的政治标记还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我们可以想象王若水们是如何把民主自由的追求放在一边，以执政党员的骄傲和自信，建设新中国──而其中的一项，就是按照本党的安排来剿灭“无产阶级”所不容的知识和知识的载体：知识人。

不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怎么看待那一茬接一茬地经他参与（起码旁观）而给灭掉了的他的师长辈。相信在他心底，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独立的思想与言论并没有如真正卖身钻营的文宣打手们那样的嫉恨，但胡适、俞平伯、梁漱溟等人救治中国的方针，本来就与当年左倾激进派有差异，更何况如今已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新中国”、和赏识他才华的“我们的伟大领袖”。

直到大饥荒之后，王若水还没有和他的党拉开距离，虽说在《人民日报》中层干部这样的位置上，他不可能一无所知。

历史上一个偶然（或许也可以说是必然）是，当毛泽东打算以文革来实现他的理想时，他选择了上海的左派，而把王若水等正宗喉舌们撂到了一边。王若水做下的一件有名的事是批评激进色彩比他们还鲜亮得多的张春桥、姚文元。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对党的主流亦步亦趋，但他用的依旧是给当今密折奏事的传统手段；而进言的对象，实际上正是左倾激进的总代表。到了这时候，他还没有明白以激进为底色的对专制的妥协，其实是他们这批理想主义者对自己理想的背叛。

估计随后十年的冷板凳，使他从一名毛泽东思想宣传家，退到列宁主义，再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依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按照中共化的理论体系发言，哪怕抬出来的是老鼻祖的“人道主义”，也为当局所不容。

王若水思路清晰、思想缜密，为人聪敏又温和。他不是靠钻营而是凭才干做到“喉舌”副主管的高位的。而以他所登上的位置不再窥测攀附，而是站起来代表自己发言，总因为内心有点什么没有泯灭。

虽然不幸成了当局“清污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当其冲的靶子，直到生命的晚期，王若水仍不是一名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青年时代的献身、壮年时代的屈从与妥协，进入老年后有限的觉醒，其实是二十世纪初一批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这特定舞台上客串的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