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天人驳右翼

作者：信济      [http://blog.creaders.net/xinjilong/]

    按：这是最近在发了《小议天命》一文以后与两位我尊重的右翼网友的问难记录，主要谈的是儒家和基督教对于终极主宰的认识异同和事关中国命运的终极把握，也谈到了为人的境界和风度，可能对网友们的信仰思考有一些参考价值，故集中起来转发于此。为了对两位辩友公平，我的驳论也基本不做修改，有所补充则放到注文中。

论一：与阿妞不牛网友谈拜上帝、幸运天赐、主义非天赐

阿妞不牛网友在给山哥网友《得福不知的中国人》的回帖中说：

山哥好文。

即便华人没有在上帝膝下统一，看这左中右也在山哥的旗帜下统一了。

俺跟西岸信济还有亲爱的屁屁同志，都不拜上帝，可是却都同意山哥的主题：中国幸运，中国人是幸运的。

关于这个幸运，尤其是近代中国不幸和屈辱苦难之中的大幸，俺在《世界之涡中国之福》一文中有所表达。山哥这篇博文则表达的极为系统明晰。无论信奉上帝与否，应该承认中华神州是上苍赐福之地，华夏民族是天之骄子，虽然不断有黎民百姓被包了饺子。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绝对不会因为我们曾经裹过小脚留过猪尾巴而有丝毫贬损，尤其是知道是我们民族自己放开的小脚剪掉的猪尾巴的时候。

知道我们的幸运，当我们面对灾难屈辱和邪恶的时候，当我们陷入愚昧混乱甚至集体癫狂的时候，我们不能责怪上帝不公或苍天瞎了眼。当我们不应该因为先祖裹着小脚留着猪尾巴而丧失对他们应有的尊敬和自己应有的自尊与自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把小脚猪尾巴当做国粹来歌颂并发扬光大代代相传，说那是上帝或上苍对华人的特别优惠恩赐。

俺跟以上许多朋友的一个严重分歧是：共产主义是另外一根粗大的猪尾巴和一双最紧最臭的裹脚布，它们并不是上帝特意恩赐给中国人的。俺绝对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天命。

我回帖说：

阿妞姐，您谈了三个问题：一、拜上帝，二、中国人幸运得上天赐福，三、共产主义非上天赐福。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拜上帝，宜先区分上帝之所指。如果是特指依赖于《圣经》文本的基督教上帝，您说的对，我们都和山哥、喜信几位不同，不宜掺和。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对基督教上帝也是一般。但如果是特指中国古文献中基本上等同于天的上帝，则我其实可以说还是拜上帝的。上帝与天作为至上信仰对象在历史上本来也略有区别，殷人信上帝，周人信天，后者更具理性特质、更少神秘色彩，更代表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但差别也有限，而且周人得天下后似乎刻意将上帝天化了，如此上帝就逐渐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所以大约在《淮南子》之后，上帝就完全被天所取代了。忽略上帝与天的有限差别，那么信济敬天，也可以说拜上帝。对于敬天的现代礼仪，我还在琢磨，不久以后肯定要搞一套东西出来，不过这是次要的，关键是心中有敬。我给喜信的回帖（注一）中说过，与基督徒不同，儒家对天的引用不是随时随地饭前事上的，而是逼到急处才会引用，一旦引用就特别郑重，视之为终极一招。这方面孔子特别典型，我自己也是如此。去年夏天我碰到五年一遇的危机，是信仰儒家天道以后的第一次，便在困顿中引用了，突然间意识到我作为行道之士，是天之骄子，上天对我有所托付，于是立刻信心倍增，打开了局面，然后赋诗一首，以示纪念。这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确是难得的际遇，意味着境界超越将至。如果我每天对上天念念叨叨，恐怕当时就不容易有这种际遇了。

二，关于中国人幸运得上天赐福，我在本文中也有过分析，基本上是不太赞成这种观点。我认为天基本上是中性的，不会有偏私，所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人道基础和圣贤大体才格外可贵，因为这是下学上达的最佳路径。上天恐怕不会永远特别赐福于哪个特定民族，但上天提供的时空生存环境还是有所不同，哪个民族利用的好哪个民族就更兴旺或者说更得于时之天赐，但这也不会一成不变，是所谓风水轮流转。中国确实有其非常的特殊性，为其他民族所无，尤其是其文明规模，史域人物，无与伦比，这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上天在有史以来的文明安排上暂时有所凸显，但终究靠的还是数百世人民的不懈努力，而且这凸显也真不知什么时候会拿去，想想过去偶尔拿去的情形便知道，天命终究不可恃，唯有尽人事而已。所以我不会认为中国人真有多得天独厚，除非中国人的努力一直更近天道——我目前所做的努力，正是为了这个大方向。

三，关于共产主义非上天赐福，我想包括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体制都不能称为上天赐福，共产主义当然也不例外。这些东西都是文明在历史中运行的工具，如同昆虫褪壳，是其发育所需的自然现象。昆虫之所重，在昆虫自身，而不在壳。到了时间，自然就掉了，是所谓功成身退；没到时间，就还用着，因为总要有个壳子，没有不行。重壳忘身，是执著左右的朋友们的一种常见的纠结，我是不能赞许的。

注一：给喜信网友的回帖也在《小议天命》文后，其中与此有关的两段如下。

我认为信仰和理性之间也应该是一种中庸的关系。儒家与基督教的主要不同之处，就是理性化色彩比较强，作为信仰既有绝对而玄远的天道，也有相对而亲切的人道，其中的理性和信仰是平等的关系，不像基督教是信仰大于理性。儒家经典尽去，儒家依然存在，但圣经一去，基督教恐怕就不存在了。我引用圣贤之言，也不是因为圣贤之言都是对的，而是因为我认为所引是对的，是符合圣贤大体的。另外像圣人，只是一个可以趋近而难以达到的目标，虽孔子也不例外，并无丝毫玄虚可言，这在基督教可能是境界低的表现，不如基督神通，在儒家则是实事求是的当然之义。

儒家的超越，不需要每天与上帝对话，因为诉诸于天是大事，是终极，是最后一招，所以不容轻慢。对上帝动辄引用，则错误必多，有了错误再勉强解释，还不如当初不引用。这是我作为新儒家的观点，不一定适合基督徒，不过没关系。信仰只要能引人向善，信什么都可以，看个人的资质和需要，儒家对此是非常开通的，要说有什么固执，也只是对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言。

论二：与枫苑梦客网友谈中西上帝不同、耻与罪、父子相隐、引用上帝意志

    枫苑梦客网友的观点俱见《回望神州：上帝的祝福、管教与救赎》。

    我回帖说：

枫苑兄这一篇也是比较个人化，与落基山人兄谈近代教案和义和团的文章（注二）相比，明显境界要低一些，太囿于门户了。

其实每一种伟大的传统文化都各有长短，也都在发展中，简单的、僵化的比较，结论是很难靠得住的。其他不说，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传统的昊天上帝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勉强搅在一起，一定会造成混乱。比如您说《诗经》中的《颂》是颂天、颂上帝，就完全偏离了主旨。天的伟大用得着特别赞颂吗？值得颂的是追随天命召唤的祖先。儒家传统素来对天是不轻易引用的，所以祭天非常郑重，不是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祭的，而百姓日用中更多是利用追随天道的人道来协调矛盾。中国现在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不信基督教的问题，因为中国人从来也没有信基督教的传统。实际上还是一个现代化重压之下传统崩溃未及重建的问题，是一个礼教的问题、人道的问题，天道固自在焉。

《菊与刀》是本很肤浅的书，也就只能用来分析分析日本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来源和更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概括力非常有限。耻是相对而言，是礼法概念；罪是绝对而言，是律法概念。二者根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事两面，硬分开是很可笑的。当代中国人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无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有罪的问题，完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谈。当然，中国传统对礼法比对律法更重视，有偏颇，而西方传统对律法比礼法重视，也同样偏颇。这不是一个谁高谁下的问题。

至于父子相隐，涉及的是孝道和仁爱，道理光明正大。枫苑兄如果仍然对文革中撕裂人伦、逼令父子互相揭发的丑行义愤填膺的话，就不难理解我的意思，那么父子相隐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上天是崇高的，非人力可以企及的，那么从儒家的角度讲，就应该通过合理的设置人道来接近天道，保持谦卑，下学上达，一般的事情诉诸人道就可以了，极特殊的情形再诉诸天道，不要动辄以为自己履行的就是上帝的意志了，那是很可笑的。每当有人拿上帝夸夸其谈的时候，大家也应该对他有所警惕才对。当然我知道枫苑兄是虔诚的基督徒，应该没有那个意思，但有些传教者确实有那个意思，还有些虽然没有那个意思但也因为看上去有那个意思而惹人讨厌。

注二：落基山人网友在《从中西文化冲突看义和团运动》中对近代倚仗炮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有非常公允的评价，既肯定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真诚善念，也批评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不尊重。与此相关的，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很公允，既承认其愚氓色彩，也肯定其维护中国不被瓜分的历史作用和维护中国传统的正当性，包括对后来西方传教士温良举措的积极影响。并且他在回帖中说：“也许是神让义和团事件发生，借此修正不正确的传教方式。”这才真是视野开阔的左翼基督徒心态！不少基督徒就是太在乎他们“里面”如何如何了，殊不知“里面”固然重要，“外面”的见识在信仰实践中是同样重要、不可偏忽的。

论三：与枫苑梦客网友谈风度、新儒家、天道人道

    对我的上贴，枫苑梦客网友做了如下回应：

信济兄，

这是我的一点圣经学习心得，抛出来就教于大方之家，或者聊备一说，如何？

信济兄号称新儒家，可是所言所行和我所理解的传统新儒家非常不同，您提倡中庸，但是与您的言辞所表达的观点往往相违，对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用词尖刻，甚至连“鼠辈无知”这样的话也骂出来了，颇有失儒家谦谦君子风度。我在文中只谈自己的观点，并不有考虑什么“境界”，我谈的是基于自己信仰的理解，也许不成熟，但是不应该算是什么“门户”之见。您想用新儒学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最好系统地把解决问题的方案拿出来，也来传传“道”，让大家听听。

我曾几次表达过这种不解，身为“新儒家”，居然一再肯定摧毁中华儒家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并期望再来一次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再来一次荡涤，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新儒家承认传统儒学中的许多合理成分，比如“仁礼一体”的体系， “民贵君轻”的思想， “礼之用和为贵”等，不知道您是否也认同这些思想，还是您另辟蹊径，有新的创建？要搞一个“革命的新儒学”？

记得在以前的交流中我曾向您建议，如果您想复兴儒学，最好从儒学的天命观入手。天人关系是新儒家必须涉及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思想流派对天人关系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如“性与天道”、“天人合德”、“天人一体”、“天人之际”、“天人相等”等，归结起来，就是天人合一。因此，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敬德”、“保民”、“顺乎天而应乎人”等观念，就成了儒家天人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而信济兄号称新儒家，居然说“一般的事情诉诸人道就可以了，极特殊的情形再诉诸天道”，让人不能理解，难以自圆其说。

儒家和基督教分别以其各自不同的天、神观和人性观为基础，形成了对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的不同理解。从本质上讲，儒家的天人关系是相互“融合”的，人可以通过道德实践，超越天人之间的界限，而进入“与天地参”的境界；而基督教强调而人性有限，必须通过神的救赎可以达到人与神的复合，与神恢复了和谐的关系。儒家与基督教的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虽然出发点不同，路径不同，但最终对人的关怀是相同的。我相信它们可以融合与互补的。

我的回帖是：

枫苑兄，您似乎没有回应我对您博文的学术批评，而只是指斥我的风度和漫谈您个人化理解的儒学，令人有点遗憾。

我说过很多次了，信济于君子境界虽心向往之，却还远未达到，还需要也许十余年的不懈努力，谈何容易！关于风度，我在《鼠辈无知，偏爱评论毛公分寸》文后与王清网友有几个回合的交流，您不妨一观。简单来讲，我可能是还欠缺谦谦君子风度，但更没有唯唯乡愿风度，尤其没有琐琐小人风度。以风度论人，则蒋毛均不如汪精卫，不知枫苑兄是否如高伐林兄一般以汪某为君子？孟子曰：“无父无君，禽兽也。”不知枫苑兄是否以为尖刻？荀子曰：“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不知枫苑兄是否以为失和？我的境界当然比不了孔子，尤其是晚年的孔子，但于二子之战国雄论，实心有戚戚焉。（注三）

我的“新儒家”与您理解的所谓新儒家确实是迥然不同的。后者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一样早被西方文化吓破了胆，所以尽管于圣贤教训有所领悟有所坚持，却不得要领，而且根本上已经甘愿服低做小了，在所谓“普世价值”面前一些气概也无，同时昧于时变、党同伐异，对历史过节揪住不放、感情用事。看看汪晖被南方系围剿时余英时、林毓生的表现就知道了。永驻右翼，便不能理解左翼的价值，不能理解文革的积极成分，不能看到左倾文革和右倾改革共有的工具特性。我所重者，在圣贤大体、时中和用，不在寻章摘句、一字一言之琐屑，至于“革命”与否，全在时势所需，无可无不可。君以我为希望文革再来涤荡中国传统，是不知我、不知文革、不知传统亦不知中国也。（注四）

我对天道、人道早有论述，这次做《小议天命》也是相关的讨论，不记得您的建议了，但还是谢谢您。我基本上是坚持《尚书》和《论语》中周公、孔子的天道、天命观，而对《中庸》、《易传》中子思、子弓的观点有所保留，因为后者过多的涉了玄虚，天地人的并列更带有道家特色。我同意您的观点，儒家与基督教确有很多可通之处，这我早在《论儒家与基督教的根本区别与殊途同归》中就论述过。不过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特别重要的就是儒家强调以人道拟天道，以人道体天道，故于天格外郑重，不似基督教之饭前事上动辄引用。不少境界较低的基督徒常常不由自主的滥用上帝名义，结果陷入亵渎迷信而不自知，是不足以笑义和团也。

您是有水平的网友，希望下次能直接针对批评回应，否则话题会越扯越远。这些问题都是谈不完的，所以还是应该突出重点。我的骂鼠辈文虽然凌厉，却也只是批极右派小人对金门炮战一事原委的无知和指鹿为马。

注三：很多人把中庸看作一味讲风度、修边幅的好好先生作派。以如此标准，孔子第一个就不中庸，孟子、荀子以下只有更差，反而一些政治小白脸如汪精卫辈颇能得高分。

我在《中庸之道与网络辩论》中说：在所有中性对偶的概念（如阴阳、如真美）或实体（如左右派、如国内外）之间保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动态平衡，从而统计折中以贵和致用，这种仁心对分寸的追求，就是信济对中庸所下的新定义。

中庸中包括一个特别重要的“时”的概念。真正的中庸，必须要应时守中，按照时代的长远需要去做选择，以求宏观之中，而不是只考虑个人名誉、利益之得失，正如孔子一生奋斗所示，因此孟子称颂他为“圣之时者也”。整天一团和气，对谁都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君子，是乡愿，这种人总想守中却总是守偏，因为他们不懂得应时变化、为所当为。所以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这样没有是非的人讲一辈子道德中庸，还是免不了猥琐。

我在给王清网友的回帖中说：“讲风度也要自然的讲，随着个人境界提高而逐渐进步，否则就是假惺惺的造作了。我不会刻意避免树敌。极左派、极右派、骑墙派永远是我的敌人，是谓大争也，没有商量余地，所以我对他们开火从不留情，必要时突破上三品也可以，只是通常犯不上而已。”

我之暂时成为左翼一员，就是判断中国社会尤其是主流知识分子已过于右倾之后动态平衡的选择。如此为人，当然不免“不够君子”之讥，然信济之不为乡愿，亦明矣。

注四：枫苑兄要我把系统解决中国问题的“道”拿出来让大家听听。其实我开博半年以来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当然有些东西太过于惊世骇俗，需要精密的考察和论证，不适合作为博文发表，我只能放到专著中去。但细心的网友如果一直关注信济龙行的话，对于我不时一鳞半爪透露的重要想法应该会有所留意，那么也可能多少感觉到我的体系轮廓。到现在为止我自己发明的概念好像只透露了“暗德”、“智能产义”、“二次文革”等有限的几个。光一个“二次文革”就已经把枫苑兄气的不行了，所以确实不敢多说，还是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