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皆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领袖人物。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或登高疾呼，或抛头颅洒热血，或处心积虑，运筹帷幄，不断地激励和改造这个积弱几百年的民族。今天，我们这代人才看得到这个重新崛起的中国。

薄熙来，明明知道树大招风，明明知道做事要得罪人，明明知道自己过去的政绩并不完美，明明知道自己的政敌多多，但他依然坚持做出头鸟。薄的儿子备受媒体争议，可能拖薄的后腿，《薄熙来之歌》也无助于薄的形象，但薄依然前行。

纵观历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总离不开领袖。许多人现在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因为领袖往往意味着独裁专制，意味着精英政治，意味着脱离民主进程。

中国需要领袖带领度过五大危局

当今，欧美强国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农业已早已摆脱原始状态，使用高科技优选培育良种，化肥，电力灌溉，信息化，机器化，农业工业化了。而在中国，亿万农民还在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生活。从农耕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国家，城乡一体化的道路艰巨而漫长。后世看来，中国社会这一转化过程可能充满浪漫和惊喜，就像谈到自己的某位朋友一夜之间从穷小子成为亿万富翁一样。但现实中，在浪漫和惊喜之下，本人在以前的博文谈到这一转化过程潜伏着的五大危局：一是国家主权危局，二是社会平等危局，三是立国之本危局，四是公德危局，五是环境与资源危局。

上述中国政治的五大危局是自然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历史必经之宿命，破解这五大危局意味着整个民族与国家的一次脱胎换骨，是一个及其艰难和痛苦的过程。问题是谁来承受这份艰难，痛苦，甚至牺牲，谁来承担民众和社会在此社会巨变过程中发出的责难，又是谁来享受它的成果。

依本人愚见，按中国的现实，破解这五大危局的最佳方式是由领袖带领的精英政治模式。它需要需要一位讲道义，有魄力，勇于决断，勇于承担责任，甚至社会责难，有远见，有极佳判断力的强势领导人。而专制独裁模式，民主与自由市场竞争模式等等，则应为领袖带领下的精英政治模式的补充。

薄自从主政重庆以来，打黑，杀公安高官文强祭大旗，倡读红色经典，搞住房安民工程，取消农业户籍制，等等，虽有备受争议的地方，但做的有声有色，每项工作都有具体成果，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肯定。

法制源于人治   活力在于人治

谈到领袖精英政治时，人们不免对精英政治的可持续性发生怀疑。即使薄在任期间，其团队可以将重庆管理的很好，但薄离开重庆之后，群龙无首，胡汉三们还可能重新回来，反攻倒算，重庆还可能变成黑帮袍哥们的天下。因此，人们往往认为西方的法制是政府治理之至。

但追溯西方法治的源头，法制本身是人治的结果，是人治的契约化。拿美国宪法为例，美国宪法是美国国父们相互哲学诘难和其背后利益群体之间妥协的结果，它在成为契约之后不会永久一成不变，只是原创时考量的比较周全，变动的较少而已。但不可否认，法制是人治的成果，没有人治，法制只是纸上谈兵。

西方的企业成功也以制度化为特色。但制度化背后的活力是企业再造，企业重组，企业创新，制度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人治为基础，离开人治，制度化就成为条条主义，形式主义。

本人亲自见识过两位中国商人，均为国内一时著名富豪。本是时势造英雄，偶然成功，两位却认为自己天资过人，已找到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的诀窍，就将他们的经验写成文本，也就是制度化，供企业员工学习和执行。其结果，这两位均不得善终。

应当看到，中国的现实依然是五大危局并现，社会基础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此变易是常态，人治是常态。在这种现实下，你可以批判人治是腐败的温床，可以批判实用主义的短视，缺少道德内涵，但与时俱进，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依然是维艰渡难的真经，而法制化和制度化则是个现实理想。

鼓励薄熙来们

薄熙来一个人也许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他是一个象征，在于我们鼓励那些勇于负责，有胆识，做实事的管理者们。 他们做的好，我们就为他们鼓掌，喝彩。以一己之见，国务院的王岐山，人民银行的周小川，不都是值得我们称赞的薄熙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