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与理性——中国如何面对西方（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0月13日14:54:0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13年前，香港出版《中国如何面对西方》，由中国大陆学者主编组稿，邀雷颐、孙立平、许纪霖、康晓光、杨东平、王力雄、王小波、陈小雅、刘兵、萧学慧，以及用笔名署名的学者、作家共21位，针对《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各抒己见（此书目录附后）。当时我受明镜出版社委托，写了一篇长文作该书的“导读”，今天看来，失于偏颇和肤浅。不过，既然此前我抛砖引玉很有成效，得到很多朋友尖锐而又扎实的反馈，让我大有收益，这里我就再抛一次砖！ ◆高伐林 　　华裔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理性与感性》，展现了“理性和感性”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在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时，几乎也无时无刻不迎面碰上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说不”是“泡沫话题”吗？ 　　学术界对于社会风潮的回响，往往有一种滞后效应。在中国大陆，这种滞后效应的多种原因中，有一种非常可敬的原因，这就是：经历了多年政治风波之后，学者们对于各种追风尖逐浪头的活动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直觉的排拒。在他们看来，钻热门、跟时髦，不加思索地照著长官意志或者跟著市场效益跑，都是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学术尊严，没有定力，没有主见，只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浅薄浮躁表现。而真正做学问的学者不应如此，哪怕是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的学者，也宁愿等一等，看一看，到底这些风这些浪够不够等级档次进入自己恢弘的视野，进入自己精深的脑海，最后进入自己如椽的笔端——风里浪中，除了喧哗和躁动之外，总得有点什么东西值得自己拨弄拨弄才行。 　　这里就是一例：中国大陆三数个青年人搞出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称《说不》)，随后引得海内外纷纷扬扬；一波波“说不”内外相激，书商趁热打铁，读者趋之若鹜，一时间甚至仿佛一本《红楼梦》引出五花八门“后梦”“又梦”“续梦”“补梦”的盛况再现了。然而，这种“说不热”，也使得许多严肃的学者下意识地产生逆反心理，裹足不前：世上有“泡沫经济”，有“泡沫政治”，也就有“泡沫学术”、“泡沫话题”——热热闹闹地开会研讨、著书立说，最后烟消云散，“伟大的空话”不见了“伟大”，只剩了“空话”，他们吃这种亏还少吗？ 　　于是直到今天，一九九七年的春季，在《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要说不》喧嚣了半年，已经开始冷场之际，我们面前才有了这么一部由21位大陆中青年学者和作家，考察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论集《中国如何面对西方》(明镜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面对西方》)。 民族主义思潮：助力或者阻力 　　民族主义思潮，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心理变迁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不论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它是支配著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百五十多年中国所有重大事件的主要动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决定著中国未来一个世纪的走向——不用说，这种支配和决定，有时是正面作用，有时是逆向作用；有时是直接作用，有时是间接作用，甚至有时以引起反弹的形式体现。我们要感谢《说不》的策划操作者，从选题、出版至畅销的整个过程，及时提醒了人们：在设计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蓝图之际，切切不可低估了民族主义思潮——作为助力，或者，作为阻力。 　　正如《面对西方》许多作者所再三指出的，中国面对西方，何曾不敢“说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说不”甚至是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作为历史的一般现象，弱势民族，尤其是外敌当前、国势危殆时的弱势民族，“说不”的声音总是最为震人心弦。他们需要高张民族主义旗帜，来肯定自身，凝聚共识，激扬民气，动员本民族成员求同存异，放下自己内部一切地域、阶级、家族的隔阂纷争，形成统一的力量来“兴灭国，继绝世”。但是这一次“说不”，却并非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是正相反，是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最富强的时候。仅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发人深思之处。 　　说实话，起初在翻阅435页的《说不》时，我很难压下一种官能上的强烈反感。作为一个曾经当过几天中国大陆官方喉舌的过来人，这种反感，与其说缘于该书虽尽可能避免暴露出党八股话语系统的烙印，却赤裸裸地主动与当局官方意图相配合，流露出“御用”的机心；缘于该书那种帮闲文人兼冒牌钦差的神态与口吻 (像这样的句子：“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毋宁说，缘于它那种简单图解的思维方式、狐假虎威的强权霸道，乃至那种一意煽情、诉诸非理性的论辩风格，使我们宛如面对成排森列、满是大叉和惊叹号的文革大字报栏。即便我们承认：该书针砭美国文化的内在痼疾确有一针见血之处，揭露美国霸权心态确有切中要害之击，也很难压下这种反感。 　　反感归反感，事实却是：这么一本拼凑痕迹甚重的书，竟获得了中国大陆官方与海内外市场的双重肯定。 　　官方的肯定，不在本文考察范围；此书编者自诩具有的“更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倒确实是引得中国严肃的知识分子终于用正眼读它的最重要原因。《面对西方》的许多作者不约而同提到：《说不》“这本反映‘网络时代义和团精神’的伪政论作品，由于其内容粗糙拙劣，本来不具正面讨论的价值，但从社会思潮层面来说，却又是值得注意的”(许纪霖)；《说不》“出现和畅销还是说明，它所持的观点和视角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肯定是很有一些社会基础的”(王跃生)；“在《说不》走红的背后，人们关心的主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体现了民意，反映了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杨东平)。 　　要说“民意”，《说不》的畅销其实倒并非“民意”的佐证，仅仅是商业的成功——中国的老百姓愿花十九块八角钱人民币买它，多半只表明人们被它勾起了好奇，而并非表明对它的认同。但是民意也倒确实露出了若干端倪：在一九九四和一九九五年两次举行、第二次多达十万多青年参加的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民意测验中，美国均被列为“最不友好国家”的第一位和“最无好感”的国家中第一位。 　　《说不》策划者的灵感是不是直接来自这一调查结果的鼓舞？不得而知；但至少他们感受到了市场的这一热点：老百姓正为美国大伤感情——对了，《说不》的副标题，就是“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 　　《说不》中大谈特谈的“政治抉择”，且按下不表；《面对西方》作者之一陈小雅在《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一文中，划分了“政府坐标系”、“民间坐标系”（其中又分为“民众坐标系”和“知识坐标系”，再细分为“情感坐轴”、“利益坐轴”、“科学坐轴”等等）与国际坐标系，总结得相当全面和系统。按照这个描述，民族主义思潮真是一个大得令人头晕的话题，我们就仅仅来探讨一下其中的民间坐标系里的“情感坐轴”吧。 中国人对美国感情的三次转变 　　即使缩到这么窄小的领域，说起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还是一言难尽。 　　感情本身就是难以用理智来控驭、来解释的领域：感情本身可能充满矛盾，爱恨交织，五味杂陈；感情作为一种心理关系，可以是现实中自己与对方实际关系的投射，也可以出现很大反差，甚至可以完全是南辕北辙——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欲除之而后快，或者对自己的死敌抱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古往今来都非罕见。而当我们的视野由个人扩展到文化程度、个人境遇、利益考量不同的社会大众，其在特定时候的感情取向，情况又复杂百倍千倍！ 　　回顾中共建政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以二十年为一个周期，转了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第一个弯：四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从“亲美”，转为“反美”。 　　这一次转变，主要由中共当局发动。中共建政之初，鉴于冷战两大营垒这一格局的现实利害考虑，以及“抗美援朝”、台湾海峡局势的演变，自上而下地动员，想方设法清除“亲美、恐美”的社会情绪。挟大军“小米加步枪”席卷神州大陆之余威，乘举国百废将兴、充满希望之顺风，这一工作未遇老百姓心理上的强烈抗拒。当局大张旗鼓地宣传“美国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对以“抗战八年的盟邦”和“内战三年的调停者”形象出现的美国，来个“剥下画皮，认清真相”，相当奏效。尽管也用了搞运动的方式，也要求人人过关，自我检查，但中共当时尚无须动用太多强制手段。最亲美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曾经留美的学者专家，纷纷表态，现身说法。“打倒美帝国主义”，确实成了全中国人民的共识。这第一个弯，就这么转过来了。此后由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中国人——不仅是中共——更视美帝为世界上头号死敌。 　　第二个弯：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从“反美”，转向“亲美”。 　　这一次转变的契机，是出于情感上的相对状况：在两个为情感所排斥的对象中，因为对其中的一个更为排斥，于是对另一个反而逐渐不那么排斥，逐渐可以容忍，甚至愈来愈觉得喜爱了。苏修在中国的北部边境线陈兵百万，促成了老百姓的“喜新厌旧”。从官方来讲，外交政策的大调整是基于“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的紧迫情势，“远交近攻”的战略设计，而老百姓情感转变的动因，则要丰富多采得多：名古屋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情节；基辛格对外宣称小恙却秘密访华，使世界为之哗然的传奇色彩；而尼克松总统万里迢迢前来拜会毛泽东，多么符合过去中国皇上端坐龙庭、接受蛮夷万方来朝的传说与想像！中国人的虚荣心，大大满足了一回。这些都使中国人的这一次情感转变更为顺溜。而在心灵深处，多少也还有点大国心态的孓遗：美国要打“中国牌”，中国也打“美国牌”，而且既然是“玩牌”，双方就是互相需要——与美国的接近，意味着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与其他超级两霸平起平坐的地位。 　　中国开放国门之后，随著双方在经贸、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大批学人收拾行囊去了美国，国人对美国在情感的亲近更以加速度进行。从知识分子来讲，伴随了对中国近代落后根源的反思，对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呼唤——美国在他们心目中正是民主、自由、法制的化身；而从老百姓来讲，美国的物质富裕、科技发达使他们心向往之；美国的文化，也以全方位、多层面的声势大举涌入，使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毫无招架之功。 情感的因式分解 　　第三个弯：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又由“亲美”，转向了“疑美”甚至“反美”。 　　平心而论，这一次老百姓对美国的情感转变，官方不是主动发起者，周期性的社会思潮和情绪起伏消长、循环往复，起了很大作用。大体上，可以以一九八八年龙年的《河殇》现象作为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由衰转盛的关键点：《河殇》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激烈颠覆性批评，引起了轰动，始则群起共鸣，随后却引起了社会情绪的反拨；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成了从“亲美”转向“反美”的分界线。在那之前，中美贸易也不断有摩擦，中国的大量人才被美国吸引走，也酝酿了国人对美国的愤懑，然而“六四”之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中国一般老百姓心底并不反感——这一方面还是因为情感的相对效应的道理：其时民众最痛恨的是下令对学生开枪的独夫民贼，“予与汝偕亡！”即便自己会吃苦头也置之度外了，很多人当时恨不得与当局同归于尽；另一方面，当时人们相信：美国的制裁是针对反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潮流的顽固派，从根本上说与中国人民利益一致，与中国发展方向吻合。 　　如果说一九九二年布什总统的“中国学生保护法令”对中国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情绪波动还影响不大，官方也只是一般性地作点应景表态文章；那么，邓小平的南巡重新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随著对外经贸、科技、文化来往的增多，麻烦自然也增多，民族主义情绪的热度也越来越急剧上涨了。更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原来在美国国际棋盘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战略地位跌价，原来顾全“大局”隐忍不言的分歧，像人权、奴工产品、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越来越凸现。美国放话也越来越不再斟酌词句，掂量反应。美国以一副无辜模样，纳闷中国反美情绪热度何以上升——其实，美国真该问问自己能不能辞其咎？对华政策和策略失误连连，许多问题的处理之拙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想想“银河号”！)；很聪明的人犯这种错误，白宫主人该不该上纲上线挖挖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士也指出，中国反美热度上涨，也有国人由于实际利益受到影响的因素，例如，美国为知识产权问题要制裁中国，直接触犯了从盗版中得到好处的民众； 美国在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运作，使中国不少人的机会眼睁睁可望不可即；中国各级官方机构对外商以及“洋博士”的优惠性政策纷纷出笼，使“内商”和“土博士”置身于不平等竞争…… 　　而从中国社会心理的层面来看，罗列一下，至少可以排出以下几条原因：（未完待续） 附： 《中国如何面对西方》目录 导读 　　感性与理性——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如何面对西方》 第一部分　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现状与未来走向（陈小雅） 　　现代的“华夏中心观”与“民族主义”（雷　颐） 　　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许纪霖） 　　民族主义之于当前中国（孙立平） 　　中国已失去“主义”立足的基础（王力雄） 第二部分　为中国定位 　　中国：不应充当挑战者（康晓光） 　　社会情绪、文明交往与共同价值（王跃生） 　　加入国际社会：中国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杨　帆） 　　崛起中的中国怎样看世界（周　琦） 　　除了说“不”，还说什么？（金　牛） 　　更重要的是民族精神世界的重建（金　辉） 　　爱国还是爱政府（张见微） 第三部分　对《说不》说不 　　奇怪的“民间议政”（杨东平） 　　不能容忍的价值倒错（萧学慧） 　　包装：一种伪民族主义的伎俩（卞　悟） 　　对《说不》说不（李永辉） 　　“狼又来了”的小故事（艾　丹） 　　圣战骑士的“民族良心”何在（黄　钟） 　　官方媒体与商业炒作的互为利用（陈斯言） 　　警惕“文化义和团”（刘　兵） 　　百姓、洋人、官（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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