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黄靖答问：宗教政策转变的最大阻力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1月24日16:01:4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最近中国任命郭金才神父为河北省承德地区主教，与梵蒂冈又起争执，让我想起2006年我对时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的专访。虽然他自谦“卷入与中国宗教沾边的课题纯属‘抓丁’”，但还是详尽阐述了中国宗教政策变化的脉络和原因，以及面临的难题——中国与梵蒂冈的风波，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体制内的交锋 ◆黃靖／高伐林 　　最近中国任命郭金才神父为河北省承德地区主教，与梵蒂冈又起争执，梵蒂冈称郭金才这项任命未经教廷批准，因此是“非法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出面为这项任命辩护，反驳教廷。这一争执，让我想起2006年我写过的一组专访。 　　那次专访的对象，是时任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黄靖博士后来离开，2008年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目前，他也担任新华社资深国际经济分析师以及中国国际与战略基金会的顾问。用中国《南风窗》在对他的专访中所介绍的，“黄靖教授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 　　笔者向黄靖博士所提的问题范围相当广泛，后来我将他的回答整理出了五个专题，全文陆续刊登在海外《多维时报》，国内中国青年报社的有关子报也刊登了其中大部分内容。这里首先刊出他分析中国宗教政策的答问。 　　关于黄靖博士的情况，我在后面的专题中会详细介绍。 黃靖博士（高伐林攝） 　　“我卷入与中国宗教沾边的课题纯属‘抓丁’，”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这么调侃自己，“——我的本行是研究美中外交关系、国际战略啊。”但他还是对笔者畅谈了他对目前中国宗教政策的变化迹象的分析。 　　我是在2006年5月上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向黄靖专访的。当时围绕宗教自由问题，中国当局的大手笔不断，出现的风波不断，各方解读的说法不断。简单回顾一下，不妨说，4月份出现了中国宗教的“早春天气”： 　　4月中旬在浙江普陀山举行了1949年以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围绕“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主题进行探讨，会议规模空前，开幕式有来自37多个国家、地区的近二千名高僧、学者和官员出席； 　　几乎是同时，传出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谈判有所进展、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最早可能于五月中旬回国的消息；当然，消息同时也提到中国宗教事务管理局长叶小文说，“达赖喇嘛必须彻底放弃对西藏独立的任何支持”； 　　随后中国官方媒体首次报导“与梵蒂冈就建交问题保持接触”，坊间风传罗马天主教廷将与北京建交，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言之凿凿地说“中国与梵蒂冈接近建交阶段”。但中国媒体也报道叶小文说，罗马天主教廷必须首先满足两个条件才能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与台湾断交，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这后者指的是双方围绕主教任命权的争执。 　　人们尚未来得及感到鼓舞欣慰，一进五月，马上遭遇“倒春寒”，被兜头浇下几瓢冷水：4月下旬，中国官方爱国教会自行任命新主教，引起梵蒂冈强烈反应，5月4日宣布将４名主教驱除出教会，中梵之间的关系一下紧张起来；5月10日，拉萨市长指责达赖喇嘛策划煽动捣毁拉萨市甘丹寺供奉的多杰雄天神像，“图谋‘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改变”。 　　北京发出的这些关于宗教政策的信号就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布什总统5月11日在白宫会见了中国持不同政见的三名基督教徒余杰、李柏光和王怡，更使情况增添扑朔迷离的因素。 中国的宗教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高：最近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信息和说法互相矛盾，让人困惑。我们都理解，中国的宗教问题有一些特殊的背景，中国当局在制订和调整宗教政策时，与其它国家相比也就很不一样，必须考虑一些为其它国家所没有的因素，例如：除了攸关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更与“主权”和“国家统一”这些被中国当局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密切相关；再例如：当前宗教问题是在中国面临精神资源匮乏、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混乱的局面下展开，导致当局既要求援于宗教又要设法控制宗教，等等。 　　在你看来，对中国的宗教政策的总体思路、实质和变化趋势，应该如何解读？ 　　黄靖：中国的宗教问题其实并不是我研究的本行，我最近之所以被卷到与中国宗教沾边的课题纯属“抓丁”——我的本行是研究美中外交关系、国际战略啊。 　　高：实际上，中国最近出现的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美国人并不将之完全看作宗教问题。 　　黄靖：没错，将之看成政治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确实面临一个你所说的精神资源紧缺，社会价值混乱的棘手局面。以前的一套肯定不行了，但是要想回归到传统孔孟之道，邓、江都不是没有花力气，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胡锦涛上台之后提出“和谐社会”的设想，但很难想象，一个和谐社会不能容忍和平宗教的发展。胡锦涛面临两个大的难题：一个，是如何让人民对现实有一种满足感？社会不稳定，按照他们的看法，是有一种“浮躁的心态”，不能随遇而安；另一个，中国最近宗教发展很快——不仅是指基督教，而且佛教，甚至气功、法轮功什么的——这说明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为了应因这种形势，中国当局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长叶小文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出头露面越来越频繁。当局的考虑就是：与其让宗教自发地泛滥，不如利用它的正面意义，使之成为一个和平安定的因素。 　　高：那么，你认为中国当前宗教政策，主要的意图是什么？ 　　黄靖：他们的目标，首先是使中国的宗教团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融入世界大潮。这就可以得到两个好处，第一个，使中国官方能够利用宗教的合法性，来使自己建立和谐社会、宽容、包容的形象得到认可，给政府提供合法性；再一个，使社会除了中共之外，增加一些另外的组织，来协助政府促进安定团结——我这些都是“官话”了，我介绍的是中国官方的基本思路，他们是这样打算的，是否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高：你分析官方这个意图是否能够实现？　 　　黄靖：中国的宗教政策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是否能真正控制中国宗教团体的性质？大家都知道，搞政治运动有三个要素：大家都接受的领导，大家都接受的理念，行之有效的组织。有了这三条，政治运动就能搞起来。当局对法轮功为什么那么警惕呢？就是因为北京看到这三个因素法轮功的团体都有了，他能搞起活动，就不是个人行动了。这次中国天主教几个主教的任命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也有这样的因素。当局要严密戒备，防止在这一类团体中出现一个领导核心，防止其发展成为有政治效果的组织——他们非常担心的是这类团体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 　　当局采取什么措施呢？在政治上，用他们的话讲，叫“抢旗”：一开始就将领导权抓过来，使宗教成为“党领导下的宗教”。那些“爱国教会”啊，在杭州开佛教论坛啊，都是由政府一开始就参与其间的。 　　在思想理论上，叫“融汇”：也就是说，将不同宗教的理念，与政府提倡的诸如“和谐社会”“安定团结”等等口号，基本上融会贯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这次在杭州讲话的根本精神，也就是将宗教的教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衔接起来。 　　在组织上，设法让他们去掉政治性，严格把住自己的性质只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组织。 　　能不能做到姑且不论，但当局的设想是这样的。 当局面临的对手是老体制的代表 　　高：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 　　黄靖：第二方面的挑战，是对中共体制自己的挑战。 　　中国管理、控制宗教团体，从上到下是有一套系统，有一套组织办法的。这一套系统、组织和老的政策已经合在一起了。现在要采取新的做法，这些老的系统、组织的利益怎么办？这就像以前平反冤假错案一样：不是不知道那些是冤假错案，但是你平反，当时制造冤假错案的那些人怎么办？像西藏问题啊、天主教问题啊，一直都有统战部、宗教局、民族事务委员会……甚至公安部等等机构在参与主管，一旦政策要调整变更，首先就碰到他们的阻力——因为他们从1949年，特别是“文革”以来，执行中共老的宗教政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利益。现在实行新的更和缓、更柔软的宗教政策，这些部门、这些人过去是不是错了呢？如果说他们错了，那么他们今后的政治前途何在？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反复跳出来“搅局”了——他要捍卫他自己的利益么。刘柏年要的，不外乎两点：一是表明“我还是有说话算话的权力”，有这个权力他的政治前途就有了保证；二是“我以前就这么做，没有错，不能说现在有了新政策了，要跟梵蒂冈建交了，就批判我以前错了，我就没有任命主教权了”——权力基础、正确性，他要的就是这两条么。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央的想法是好的，做法也有积极意义，但面临这两个非常复杂的巨大挑战：一个，如何排除这些宗教团体类似过去太平天国、小刀会那样的政治潜力；一个是与自己过去的做法摘干净，消解自己内部老的系统反弹的阻力，这个弯怎么平平顺顺地转过来？ 　　还有第三个挑战——我个人看法——还没有突显出来：一旦宗教团体发展壮大了，是否能够按照当权者所想的这条轨道走？不过，当局现在还来不及考虑。 中梵风波反映中国体制内的交锋 　　高：我感觉，这次北京在与梵蒂冈任命主教问题的争执上，是在权衡事涉主权的两方面的利弊：一方面，在外交上想与梵蒂冈搞好关系，才能使梵蒂冈与台湾断交，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孤立台湾；但另一方面，又绝不想放弃对国内宗教事务的绝对控制权，中国国内的事情就得我说了算。现在这两方面的目标彼此冲突了：要前者，就得出让一部分宗教人事管理的权力给梵蒂冈；要后者，就可能与梵蒂冈翻脸，别想要对方台湾断交。当局左右为难，举措上也就出现矛盾和反复。 　　黄靖：这种权衡当然是有的。不过，出现这种争执，我们会考虑的是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中国的决策者内部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第二个，是他们没有将各相关方面摆平。那么这一次可能是哪一种呢？我认为是第二种。 　　这次的风波，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体制内部的斗争：刘柏年这些老的利益代表者要与中央新的政策唱反调。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跟梵蒂冈发展关系（针对台湾问题当然是应有之义），就肯定要与梵蒂冈做妥协——说白了，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要给予梵蒂冈进入中国教会的渠道。在任命主教问题上，与梵蒂冈也达成一定共识，采取“中国提名，梵蒂冈批准”这么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既满足了梵蒂冈任命、管辖主教的要求，也满足了中国方面把住最后控制权的要求。我认为，北京与梵蒂冈争执了多年，最后在最高层是已经达成了这种妥协。也就是说，并不是中国在大的主权问题上还犹豫不决，实际上已经有了决断，但是碰到了刘柏年这些人反扑——刘是故意这么做的，你涉及他的利益，他就跟你翻脸嘛。所以现在的难题，是怎样去说服这些老的系统的利益代表者。 　　我昨天与国内来访的一个代表团成员谈，我说刘柏年发难的时机非常糟糕：胡锦涛刚刚来美国跟小布什总统谈宗教问题，梵蒂冈表示了极大的要跟中国搞好关系的愿望，国内一些人却趁胡锦涛不在国内的时候，挑了个最关键的任命主教问题来发难，很明显就是给胡难堪么。这位前外交部官员、现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回答说：“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经过协调的行动，也不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怎么解释他的“既没有协调也没有计划”呢？那就是某些人跳出来，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横插一杠了。 　　这既是中国开放改革带来的好处，也是带来的问题——就像今年春天全国人大开会，一篇北大教授的文章就可能让万事具备、看起来板上钉钉的物权法搁浅。我们这里谈的也是一个例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主权”问题，实际上是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利用对主权的不同解释，导致公开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就爆发了。往常出现这样的事情，一般都会有政府不同部门（甚至外交部）出来站在政府一边；可这次不是：前前后后就是刘柏年一个人在那儿蹦哒。梵蒂冈传递出的信息也是矛盾的，先驱除了四个主教，又认可了辽宁主教裴军民的任命。刘柏年跳了一个星期，胡锦涛一回到中国，事情马上就有了转机，这透露出，中国当局对外的妥协又达成了，本来唱白脸的刘又出来唱红脸了，他又出来说，是“有人故意要制造矛盾”，造成误会——这明明是谎言嘛，将责任推到香港的陈日君身上。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宗教政策的转变，最大的阻力不是在“外”，而是在“内”。中共党内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老的势力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如果利益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说不定公开跳出来摊牌，然后将矛盾“出口转内销”。中国当局培养了自己的“爱国教会”，他们一贯都以“与梵蒂冈坚决斗争、势不两立”为荣，现在中央要跟梵蒂冈搞好关系，他们怎么办？到哪里去找饭吃？所有就有一个“豁出来”跟你干的劲头。 　　我相信，胡锦涛并不想在宗教问题上闹出大风波，现在他案头的头等大事是党往哪里走。国内各方已经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剑拔弩张了，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妥，引发更大的冲突和党内争论，对党内、国内的安定团结就是致命威胁。所以他的上策还是息事宁人，能够两边抹就两边抹。如果为了跟梵蒂冈建交、建立“和谐社会”，就彻底得罪像刘柏年这样的人，那还是不上算的，还是采取安抚政策为好。刘柏年在党内滚了这么久，他也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跳出来这么干。这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两点：一是中国多年来改革开放确实比较公开了；二是集体领导是建立在个人权威大大下降的前提之下的——这也是一件好事：民主的真髓，就是谁也控制不了谁么。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一拳能把你整死，就根本不跟你妥协；凡是要作妥协的，必然是他一拳打不死你，还可能被你打一拳，他才要妥协，制订游戏规则。制订游戏规则，这就是政治稳定的开始，大家就按照游戏规则去作，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开始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当时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人家得遵守规则，他们可以不遵守；人家得从门里走，他们可以从窗户里跳！ 　　你问的这个中国宗教政策问题，实际上透露了一个更大、更深刻的问题：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怎样左右平衡、前后平衡，在现在非驴非马的“四不像”社会中，一边转型、往前走，一边还得维持现行体制的合法性，不把那些代表老的思路、老的组织的既得利益派，逼到要造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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