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万维连篇累牍发表了多篇有关海归海不归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于是忍不住也插上几句。

说实话，当年能游到海外的，大多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考托福、GRE，甚至软磨硬泡求领导把自己放出去的，有的说得更难听，求领导把把自己当作“屁”一样放出去。想象自己的亲身经历，真是甘苦备尝。因此，说归并不容易。

陶渊明《归去来兮！》云：“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与不归，肯定有感情因素在里面，患得患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等复杂心情都难以避免。经济因素自然也是要考虑得， 多年辛苦读出学位，在国外打下了一片天地，甚至扎下了根，“五子”登科了，说海归。肯定要权衡得失，决心并不容易下。

从征文内容来看，大多数是也从个人回国后如何发展的角度来谈的。国内最需要什么，自己能带回中国什么，年龄优势劣势，等等。中国政府正开展一项大规模引进人才的宣传攻势，制定了这个“计划”，那个“工程”，让人眼花缭乱；派出国挖人才的官员毫不掩饰地对海外精英们说，“在美国接受教育是有优势的，但这种优势正在削弱，现在再不回中国就来不及了”。

对于那些还在“留”与“归”之间徘徊、观望、特别是工作、家庭还不稳定的学子来说，当然会仔细考虑来得及来不及的问题。机会稍纵即逝，年龄不饶人，四归五不归，要归就趁早。而对于那些铁了心海不归的人，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他也不会归，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谈海归，谈得最多的似乎都是和钱有关的问题。有人曾对某些海归提出批评，说他们只有取利之勇，没有羞耻之心，回国后很快便堕落了。当然，希望这样的海归只是少数人。

据说，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滞留海外的人才便会大量回归。也有数据显示，当教育经费占GDP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时，归国的海外人才便会大幅增加。但是，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发展很快，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但据中国发改委统计，高层次海归比例并没有显著上升。显然，经济发展、人均GDP只可能是海归考虑的一个因素，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则可能是多数海归考虑问题的首要因素。有钱不一定就有了一切。

海归，因何而归？话当然可以说得很高尚，回国报效祖国。那么祖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从国内单位面向海外招聘人才的清单可以看出，主要是理工、科技、金融、贸易等实用性专业比较吃香。说白了，这些人才好用，见效快。这些海归回国就是当工具用的，你在国外学到了人家先进的科技、金融秘诀，回国后立马能派上用场，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短期效应明显，当然你就是重金争抢的对象。国内高校也有向海外招聘文科类人才的，但是相比之下，显然是凤毛麟角。

引进的人才不仅是实用型的，而且一定要是能适应现有体制的，最好是没有任何棱角、不具有任何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工具型“人才”。国家急需的是技术、金融、商业等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思想、精神与价值观等虚无缥缈不实用的东西。常听到人们谆谆告诫海归回去后要注意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避免文化震荡；也常听到一些海归回国后水土不服，不得不回流；当然也常听到一些海归回国后如何如何“如鱼得水”，很快便混出个人样来了，常令人感到好奇。看来看去便看出门道来了，并不是这些人在科研上很快便取得了重大突破，学术上有了很大建树，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更多的是指这些人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国内环境每个人都清楚，所谓适应环境就是指能和周围人搞好关系，能投领导所好，能见风使舵，甚至加入腐败大潮，同流合污，自甘沉沦。体制的力量如此庞大，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只要进入体制，环境所逼，很难不沉沦，否则就可能造成个人悲剧，海归中曾出现过自杀者。有独立思想的人文学科学者多不为体制所容，不少人成了体制外的艺术家，单干户，比如艾青之子艾未未等。

起码到目前为止，新一代海归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回顾历史，海归派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从清末开始，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大都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强国梦”促使国人不得不放下架子，虚心向别人学习。一批立志救国的年轻学子剪掉辫子，换上西装，出国寻求知识和真理，学成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担负起改造社会、富国强民的重任。光绪初年官派赴美的幼童成为近代中国留学之先驱，从中涌现出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人物；北洋政府高官70%都是海归派。他们带回了先进的思想理念，促进了中国在教育、文化、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革命。 “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大多数是海归。胡适是1910年的清华“庚款留学生”，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都是20世纪初留日的学生。钱学森、钱伟长、竺可桢等科学家也曾是庚款留学海归，他们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体制的改革乃至转型，直至最后建成共和，都是在海归派的手中完成的。

因此，海归对中国的发展影响一直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科技领域，更是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改革等方面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到目前为止，如果从科学技术等领域来看，发展进步是显著的，有目共睹，可是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现代化却远远落后于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即使是体制内的人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这一点。发展的矛盾越来越明显，造成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这种由工具理性指导下实现的所谓“现代化”的典型特征是国富、兵强、民穷。人民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希望，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也失去了社会责任感，随波逐流；整个社会失去了维系人心的精神道德支柱，人人任意而为。社会的稳定不靠制度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而靠高压、强制、铁腕和暴力维持，谁都知道这种稳定代价太高，而且难以持久。

没有法治观念、民主思想、人权为基础的成熟的公民社会，无论国多么富，兵多么强，中国的现代化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化。这种片面甚至畸形的现代化潜藏着巨大危险。海归在这些方面不能说大有所为，但是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有不少海归正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例如，曾留学于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袁天鹏讲师就在帮助安徽阜阳颍州区南塘村的村民实践着“萝卜白菜规则”（即罗伯特议事规则），应用于日常的开会议事。据说，学习“萝卜白菜规则”后，唯领导是从的领导人文化以及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文化，都得到了有效解决。“萝卜白菜规则”显然还很粗浅，但是，它切实触及了有中国特色的官本位文化，这种文化正是腐败的源头。既然这个规则能适用于缺乏知识的中国农民，当然可以推而广之，惠及全体中国人民。

据统计，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海归”担任校长的占78%，在博士导师中占6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的72％。由此可见，新一代海归已经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理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起到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衷心地希望，新一代海归能效仿老一代海归的精神，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我更希望中国新一代国家领袖中能出现有魄力，敢担当的改革家，以民族利益为重，重用具有现代思想和国际视野的海归，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如此，则国之幸甚，民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