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数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许多国家都曾发展出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但是，至今为止，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理想的道德文明国家，所谓的理想国还未曾出现过。

中国人在这厢吆喝国家的道德价值危机，有许多事实证据：官员贪污腐败，豆腐渣工程，亲情淡薄，离婚率上升，假货横行，毒奶粉，地沟油，等等。但先进的美日和欧洲诸国也同样谈论着道德危机。政客的哗众取宠，华尔街的欺诈，资本家的唯利是图，传统宗教和家庭价值的衰败，理想的丧失。 日本人平时看起来彬彬有礼，遭遇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而社会依然井然有序，可日本的精英人物石原竟说大地震是老天对日本人私欲的报复。

就在我们高喊道德危机的同时，我们看到汶川地震的余震尚在时，公路上一队是往外逃难的灾民，另一队是赶赴灾区，载着救难物资的志愿者，他们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自发的人流。我们曾担心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孩子们从小娇生惯养，自私自利，心中缺少爱与善良，但一次奥运会，我们亲眼看到青年志愿者们从心里发出的那股真诚和善良，他们不是几个人，而是几十万人。

我们谴责资本家的贪婪与狡诈，但我们同时看到西方各类慈善基金会，诸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真诚帮助。我们痛恨索罗斯们在全世界催生金融危机，并从中攉取巨大利润，但我们同时看到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看到索罗斯本人对建设公正与进步文明社会的全力支持。

难道从中国的平常善良百姓，到大名鼎鼎的盖茨和索罗斯都患有同样的道德分裂人格症吗？

道德沦丧源于对自由的追求?

人的自由无非是享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许多情况下，机会是零和游戏，你得到机会，就意味着他人失去机会。可以说，追求利益就意味着追求自由。那么，特权就是享受他人没有的自由，贪婪就是无限地追求自由，不择手段就是创造性地追求自由。人们经常说，追求自由有什么不对吗？人们知道自由是要付出的，要付出体力和智力的代价，但很少有人关心，自由更要付出道德的昂贵代价。

自由给人幸福，给人创造力，但代价往往是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丧失。现代西方社会注重人的自由甚于道德，他们采用民主机制，达成最大程度个人自由之下的社会道德共识。这种社会道德共识就是法律。法律，像一个大笼子，罩住人们自由的区间，限制人的自由，限制一些人自由而导致对另外一些人的伤害。这时，法律成为道德的最低底线。 要保证更大的自由，就必须接受最低的道德底线，放弃对所谓高尚道德的追求。

西方用民主和法制将个人自由罩住，既保证个人的幸福和创造力，又尽量减少道德缺失带来的副作用，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以为这一模式有天大的道德优势，则是一种误解。

那么，文化传统上，中国社会又是如何对待个人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