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田小野的朋友们》（txyfriends.top263.net）和《华夏知青文摘》(www.hxzq.net/wz.htm)两个网页上登出刘双先生《丑陋的老三届》一文，是篇谴责老三届的文章，火气很大。《田小野的朋友们》的版主知我读过此文，嘱我写点感想。盛约难却之下，胡乱涂鸦，算是对版主敷衍。 因为刘双的文章是很典型的“恢弘叙事”文本，故有解剖价值。虽鄙人与刘双先生素昧平生，但我想刘先生的文如其人，可以从中透视一些作者的思想背景，处理问题方式，修辞习惯，以及折射出来的社会心态。因此对这个文本进行了一点分析，粗粗写来，望网友斧正。 一．审美和道德判断替代论证 刘双的《丑陋的老三届》（以下简称《丑》文）是从审美和道德角度处理历史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要用"丑陋"这个概念界定老三届。"丑陋"原本是一个审美判断，其比喻性的转意也可用于道德判断。但《丑》文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忽而是审美含义，忽而是道德含义，经常搅在一起，很不好分辨。当然，刘双主要在转意上使用它，即变成一种道德判断。 对于处理历史范畴的论证这很难说是严肃和负责的手法。 为什么作者采取这样不甚恰当处理方法呢？原因是作者个人郁积多日的情绪，由偶然听到一句传言被突然触发，行为上显得有些反应过度。这一点在刘双的文章中有披露，兹抄录如下：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届"在某歌厅聚会。一好事 者将聚会录影。之后，这盘录影带就在与会者中间流传。 某女士和她的女儿在家中一起看这盘录影带。没看几分钟， 女儿就发表了结论性的评论："这群人怎么一个儿一个儿的都 那么丑陋呀。"此话传入笔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写此文。 那位“没看几分钟”“就发表了结论性的评论”的女孩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在多大程度上是道德判断。老三届渐近老境，丑是自然规律，顺理成章，正像刘双自己也不会青春永驻一样。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他有压抑多日的冲动，因此才有过度反应，他是有备而来，才在文章中把“丑陋” 转义为道德判断。 其实，老三届在歌厅自娱自乐，其行为没有对他人造成妨碍，却引来刘双的道德谴责，实有悖于情理。从各种迹象上来看，《丑》文作者在处理老三届这个历史范畴时，其思维和心理都有些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以下这段文字可以证明：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 下乡"为背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 好象唤做"魂系黑土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 （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 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 计算机输入法中的词语输入功能是按照汉语规则编制的，“无悔”在汉语中不是常用双字词，这是常识。这样一件无关的琐碎细节，在刘双眼里却有不一般的意义，莫非连计算机也有了灵气，会“冷落”一些老三届用的词语？如果搞文学创作，这叫“浪漫”手法，如果处理历史范畴，是在和读者开玩笑，也是拿自己开玩笑。这种“浪漫”手法悖理之处是用主观臆想强加于客观事物。 另外，刘双使用的是拼音输入，双字词的出现顺序如下： 标准拼音法：误会、舞会、污秽、芜秽 微软拼音法：误会、舞会、污秽 全拼音法：误会、污秽 双拼音法：误会、污秽 刘双到底采用了哪种输入法，他是怎样列出“无悔”一词的同音词的，为何不见“舞会”一词，读者们一眼就能明白。 可惜《丑》文是处理历史问题的，我们无法把它当作文学创作，却怎么流露出这种心态呢？可能是作者压抑多日，就对键盘发生起妄想，实为《丑》文作者的不幸。 另外，《丑》文用区区一个“丑陋”标签贴在种种范畴上（丑陋的革命、丑陋的青春…..），这等造诣和胆量，叫人跌破眼镜。也正是因为有胆量，才有横扫一切的文风。 刘双的文本，我愿称之为“恢弘叙事”的文本。这种文本是和分析与实证精神相冲突。我们不妨检出几例。 1.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历史重担>历史跨过>历史希望的目光>全民高唱>历史的旧帐 (原文是: ……"老三届"不能挑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担。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兴国"的今天，应该清一清这没有偿还的历史的旧帐。) 2. 人类的使者>全人类的目光>地球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 (原文是: ……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3. 桃李芬芳>欢歌一堂>天下的兴亡>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 (原文是: 他们舍弃了自己桃李芬芳，欢歌一堂的时光，就以为担负起了天下的兴亡；他们过早地、盲目地进行了选择，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 这类例子太多了，我不敢拿这些宏大、浪漫、时髦的词句继续折磨读者，就此打住。 二．官方评价的简单延伸 刘双说：不断深化的对"文革"的否定的认识应该导致对"老三届"历史形象的重新复位。 我们知道官方对文革的评价是“彻底否定文革”，而且要求国民对文革评价标准是“宜粗不宜细”。官方的评价是一种笼统的界定，后来的文人在著书立说中就需要对此延伸。 官方的界定其实有一个没有明说的前提：官本位。换句话说，是按照特权阶级的视野来取舍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东纠”、“西纠”他们残害平民少吗？而且，很多人有血债。但是，文革结束不久就下了红头文件，为他们平反，根据是保护了老干部。 简单延伸官方评价者是不明白官方评价背后的奥妙的。可见官方对红卫兵的的实际态度就比文人们来的现实和“入情入理”。 对文革以及老三届问题的基本看法上我们和刘双相去甚远。 49年以后，虽然大陆采取了一系列消灭旧阶级的政策，新阶级的划分依然逐渐显露出来。文革是由统治阶层的内斗引发，但下层的行为有自身的规律，虽然在这场大乱的初期平民是以统治阶层的附庸面目出现（正像工人起初是作为资产阶级附庸走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舞台的，如英国的有关“谷物法”的历史）但是到了76年的4.5运动就显出种种平民自身的特点。对4.5运动官方的讲法是反四人帮和拥邓的运动，其实要复杂得多。 关于文革中北京地区中学生的状况,我们的基本估计如下： 在北京地区的中学中，积极参加文革活动的不足百分之二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逍遥派”，大约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属于“中间状态”。这个比率，依各校情况有所不同。如果官方档案开放，我们会有更精确的统计推断。因为，历次运动中，各级组织首要的任务是对群众排队，这方面的纪录肯定很丰富。 “逍遥派”基本上是大乱以后不来学校的，“中间状态”的是来学校看看大字报，读读社论，偶尔写张大字报，但基本不参加红卫兵的各种社会活动。 1966年9月以前，红卫兵是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红五类”的组织，9月以后才在各种家庭背景的中学生中逐渐组建，情况也逐渐复杂。（高校中的情况我们这里无力涉及）。 如果谁把红卫兵等同于在校生，进一步等同于老三届至少是犯了统计错误。特别把9月以前的红卫兵（在一般同学面前也不忘逞威风）做为老三届的代表，更是于实际情况不符。 老三届不是一个整体，只是他们受教育在同一个时间段。文革之前特权阶层子女（有些人就是今天的“太子党”）的情况被掩盖着，以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与一般中国青年的成长轨迹明显分歧。至于农村的以至中小城镇中的青年与政治漩涡的中心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文革中红卫兵从来不是一个整体，特权阶层子女的红卫兵和后来普通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之间（用文革的语言来讲）存在势不两立的“派性斗争”。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派性斗争”确实包含有阶级分野的成分。遇罗克的文章正是因为揭示出这点才受到官方“赏识”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对联一方面强调了实际存在的新阶级分野（即“好汉”与“混蛋”），另一面既然涉及到“老子”和“儿子”，因此也涉及到权力与利益的继承问题，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的子女要求排他性的继承。关于利益与权力继承问题那时被种种理论包裹着，比如毛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等等。林彪作为钦定接班人出事，打破了关于毛“英明”、“正确”的神话，对晚年的毛打击很大。利益与权力继承问题在今天社会中依然没有一套正当的解决办法，特别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资本原始积累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纳税人的共同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来实现的，这其中不乏巧取豪夺，但这是利益继承的一种形式。当年的老三届中统治阶层的子女很多人今天家财千万亿万，还有很多人只要有机会，手中的权力就能兑成人民币或美元。 三．关于老三届 其实，我们从字面上讲，把老三届的定义为当时的中学在校生，这一点上和刘双区别不大。但是，一谈到具体问题刘双笔下的老三届基本上是指以北京地区为主的大中城市中的老三届。严格来说，这只是老三届的一部分。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比如说，边远地区，文革的影响很有限(如果你那时到过那些地方，就会感到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依旧活着)，7月还在上课，最初的造反甚至是老师带领烧旧书，砸庙宇等等。就是北京以外的大城市，包括上海，老三届最早参加的红卫兵是官办的。而且，老三届中对于文革的积极程度的“排队”也是很不一样的。越是边远地区，造反的目的可能越是显得实际，态度消极的人群更大。 老三届和红卫兵的概念有重合的部分，但并不是同一的事物。红卫兵组织后来发展到除了军队以外的各行各业中，连中央机关也不例外，包括国务院、外交部等等极为敏感的单位。而且，老三届不是所有人参加过红卫兵组织。拿红卫兵一词概括文革中的自发的群众组织其实也未必准确。当时，官方是用“群众组织”一词概括，似乎更准确一点。比如被官方查禁的“中学生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就是一例。 文革中老三届里有少数人对于诸如抄家、打人、斗老师等等不满（当然多数人处于麻木甚至附和状态），只能采取如回避等消极办法。因为，当时处于“红色恐怖”中。 刘双屡屡提出“忏悔”问题。据我的观察刘双所指的“忏悔”是一种涉及原罪救赎的概念，而且近乎宗教式的执著了。我们所以不敢对他所讲的“忏悔”一语抱十分虔诚的态度，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是因为我们看出刘双有跟风炒作时髦词语的习性： 比如“全民高唱‘科教兴国’”。多“浪漫”！。 又如 “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时，能够在记忆的长河中采到一朵浪花，让它闪现出往日的明媚和鲜艳就可以自慰平生了。”这里一些词语常见于半吊子的流行歌曲中。严峻的现实中，花季何来？这浪上如何有适合采摘的花？词语搭配到这等滥畅的地步，让我们把刘双当“李白”呢？还是当做一个严肃的论证者？ 再如“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何谓浪迹江湖？是指流浪行为？还是实际上指身处社会底层？又何必用港式武打片的语言把问题搅乱？ 所谓“忏悔”现在也是时髦语言了。 最近我看到陶东风的一篇文章叫《从逼人忏悔说到圣人情结》，其中说： 就文坛上余秋雨被人要求忏悔一事，作者认为似乎有人抱 著"中国知识分子不忏悔，中国便无希望"的想法。这种态度其 实是反映中国文化对圣人的渴望与人格崇拜，更反映出这是强 调人治的社会特征。于是有知识分子掀起的造"神"运动，便以 不能乎合"文化圣人"作为苛责他人的藉口。却无人去反省他 们身处的人治社会是否有缺陷。国人的政治意识不成熟会导致 个人崇拜、圣人情结，甚至道德苛求。因此社会整体道德水平 是取决于制度环境，而非领袖或名人的个人品格。 陶东风还说： 只有在一个政教分离因而政治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的现代法制 国家，才可能有比较成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理性。宗教性的或准 宗教性的国家（这些国家同时也都是人治的国家，比如现在的阿 拉伯国家、古代中国以及文革时期的中国）的政治领袖常常具有 教主或半教主的性质，政府的宣传机器着意把政治领袖塑造成道 德完人，而老百姓则或无知或无奈地把他们奉为教主。教主崇拜、 圣人情结与道德理想主义是人治社会中的三胞胎兄弟。当它被推广 到文化界、知识界以后，就导致对于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名人的道德 苛求，逼迫余秋雨忏悔即是这种道德苛求的反映。 陶东风对炒作“忏悔”泼了凉水。但是，我也有不太同意陶的地方，余秋雨是公众人物。民主社会中，甚至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利益冲突时都要打折扣的，何况是个人历史问题，而且目前有迹象显示，余秋雨很有“来头”。我们调侃克林顿绯闻，却暂时忘了我们自己的可怜处境。同样，大家对于老三届中的公众人物可以像对余秋雨、克林顿那样戳戳点点。但是，对于全体老三届，这个规则可能不适用。对于平民，这样相对弱势群体，很多人即使表面上有言论的权力，但实现起来很不容易，一般严肃的作家对这“沉默的多数”总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欺凌没有反抗能力的人太丢脸。 我们不一般反对忏悔，但是我觉得深刻反省更来得科学一些，因为我们过去的很多错误来自愚昧。愚昧状态不解除，忏悔难道不是闹戏吗？大家还记得牛虻通过蒙太利尼向神的忏悔吗？结果这“忏悔”给牛虻带来一生难以洗清的耻辱。还有司汤达笔下德瑞纳夫人的“忏悔”。“忏悔”一直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宗教的忏悔建立在因果报应的基础上，近代意识下的“忏悔”即深刻反省，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上。即公民的主人意识，和责任意识。 盲目炒作“忏悔”，是不是一种蒙昧主义呢？一部中世纪史，说明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没有科学精神，没有人文主义精神，以至人道主义的启蒙，忏悔精神可能受到亵渎。 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腾堡的帕拉斯特教堂的门上贴出《95条论纲》，因此引发了宗教改革。主要原因就是反对教会发售赎罪券。那时信徒的忏悔是教会控制人们思想，搜集情报的手段。赎罪是教会的财源。马丁-路德提出个人的信仰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不认为信徒与神的交流必须以教会为中介）的理念，新教中叫“因信称义”。马丁-路德对宗教的贡献在于，中世纪以后，宗教是属于个人信仰范畴，同理，宗教中救赎意义上的忏悔主要是个人与神之间的事，但是忏悔到了一些时髦的国人的嘴上就快变成“吃（忏悔）了吗？”一样的语言。哪有一点严肃的意义呢？（目前国内媒体有时起了发酵缸的作用，美酒可以酿成老醋） 近代意义上的忏悔，从框架上讲与马丁-路德对个人信仰的界定类似，忏悔属于个人与他/她的社会意识和责任的关系范畴。是基于人文主义（排除蒙昧）和人道主义（提倡博爱）的。 另外造成忏悔困难的是，善恶之间还有大小之分，直接间接之分，虚实之分，而且善恶相依。比如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上，周恩来不得不支持红卫兵抄家、砸四旧，批邓反对右倾翻案风万人大会上他也不得不表示坚决拥护，当然，他保全自己有保护他人的意义。另外辛德勒，他要发战争财，为生产军需，才可以保护一部分犹太人。而对辛德勒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应该庇护犹太人的。另外他好色，借机搞了不少犹太女人，这点上，辛德勒遗孀颇有微词。善恶是非之间的界线有时不是一句“凭良心”就可判断的。现代科学也发现，二值逻辑（非此即彼）是不够完善的，人的判断完全套到二值逻辑中会发生绝对化的错误。 最后补充的是，一般人多少带有自发性质的忏悔或反省，和有世俗罪恶的人的忏悔有不一样的地方。而对后者第一位是个认罪和接受惩处的问题，然后才有个人的忏悔。 对老三届乃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确实要认真反省这段惨痛历史，不是一句“向前看”就可以把我们的记忆抹去。钱理群提出“拒绝遗忘”，同时还包含了自新的愿望。但是，这种自新，和皈依式的自新和救赎式的自新不一样。（说句题外话：我的朋友在美国皈依基督教，他受洗之后发表感想，没说“迷途返回”，而是说自己“脱胎换骨”了，使得台湾来的教友很惊诧，但又深感他的话确是刻骨铭心。“脱胎换骨”是佛家语言，但是这位朋友深刻体会“脱胎换骨”一语是下乡时苦读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果。这位朋友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对过去行为的忏悔，当然，他在文革中因出身问题始终处于压抑状态，他下乡是为了自己“脱胎换骨”。既然他身为教徒，以后主要是向神忏悔了。） 这项反省的“工程”十分浩大，可能一辈人的努力还不够，因为近一百多年中国经历的巨大变革是过去两千年不可比的，文革历史以至老三届历史的检讨不是一声“丑陋”就可完事的。对于文革研究，国内外不少学者对这些课题进行了很多比较扎实的工作。老三届本身是文革以及以转变时期的见证者，他们的回忆文章至少有史料的参考价值，也不是“炫耀”一言可以蔽之的。既然刘双推崇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却为没有平静的心态（更不敢要求他能有兼收并蓄心胸），客观分析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文本，与其说在挖苦老三届，不如说刘双的扭曲心理的展示：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下乡"为背 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好象唤做"魂系黑土 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 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 但是，一个思维健全，心态正常的人看过影展后都不会留下美好、 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头垢面，龟头鼠脸，神情和目光都 很呆滞。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 意欲何为。他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的很。照片 上作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 不知影展的举办人想向来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这两年，这类照片 又被汇集成册，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于世。那样的生活值得炫耀吗？ 其一，观看历史照片，没有谁抱着审美的期望，除非这历史照片中有虚假的成分。其二，其实49年以前（那以后媒体上的照片经过审查，虚假成分较大）的照片上中国普通人的形象有多少是漂亮丰满的？就是正面人物，面带菜色、衣冠不整的很多，本不足为奇。至于文革时服饰无款式本是历史原貌。莫非若刘双成长在那个年月会有另一个样子？除非是见了鬼。这样去附会“丑陋”二字，还会有多少求实精神呢？ 小学生的作文中常看到类似文本：今天我特别高兴，天比往常更兰更兰，云比平时更白更白。这和刘双的附会手法是一样的，只是《丑》文的文本显得很腌臜。但更腌臜的还在下面： 我这里只捡最触目的问题分析一下。标准的汉语中有“獐头鼠目”一词，刘双不用，改成“龟头鼠脸”。为了公正，我们尽力罗列出“龟头”一词可能的含义，其一，乌龟头，其二，多数情况指的是男性外生殖器的一部分，其三是二的转义，是骂人话，四是带绿帽子的男人，也是骂人话。我们看一下《现代汉语辞典》（商务97年版），这是中小学用的标准辞书，“龟头”条下只有一种解释：“阴茎前端膨大的部分”（474页）。 人们可能会问：《丑》文作者的修辞伎俩是否显得太下流而阴损呢？我们的回答是，对《丑》文作者的道德评判不感兴趣。因为，我们更愿意关注一下文论批评的心理学，对这个文本背后的意识和心理进行分析和解剖。 文学批评中常常分析“意淫”。郭沫若的文学作品中“意淫”例子很多，比如他在幼年时对嫂子发生的妄想，旅居日本时写的小说中，描写“我”对妻子以外的女子联翩浮想的文字。“意淫”可能是某种压抑引起的，而由压抑引起的“意淫”是文艺创作的动力之一，这对任何有健全形象思维的人不足为怪。但是，“意淫”对于文艺创作以外的领域确实不恰当，因为在那里意向和现实不可混淆。比如李敖批评国民党意淫大陆，是嘲笑其脱离现实的臆想。可见现实社会中的发生集体“意淫”是多么可悲。 狭义的“意淫”无庸讳言与性有关。广义的“意淫”是意识中的“侵犯”欲、“征服”欲的存在形式，当然属于不正当的意向。 历史中政治人物中明显有妄想和“意淫”心理特征的是希特勒先生（音乐家瓦格纳虽有“意淫”犹太人的倾向，但还是“意淫”缪斯时多，毕竟是优秀艺术家，不像政客那样不可救药，祖宾-梅塔最近指挥以色列交响乐团初次演奏了瓦格纳作品，马上招来一些以色列人的激烈反应）。希特勒年轻时不得志，另外他的精神不健全，这其中还有家族病史的原因。（有意思的是，他和弗洛依德医生全是维也纳居民）没有时代的错乱，他的不得志最多造成个人的“意淫”问题，但时代疯了，让这个偏执狂大大的得志，约束和羁绊完全解除，而他的精神过敏、妄想、偏执这些心理疾患就肆无忌惮起来。当时德国人处于屈辱压抑的境地，希特勒的张狂、气冲牛斗让德国人感到分外的“扬眉吐气”，因此很有“凝聚力”。起初是“意淫”社会主义，接下来是“意淫”犹太，结果全都能付诸实践，真是心遂如愿。于是就把 “意淫”世界转化为实践。 政治人物的“意淫”看来很可怕，而世界上的极端派别和组织的“意淫”更可怕。个人“意淫”没有交互重叠作用，一群人之间相互激励、相互响应的“意淫”就太可怕了（斯密和马克思都讲到，人类简单协作不是劳动力的相加，而是相乘！），集体“意淫”控制不好，就会发生急剧质变，由“意淫”对象变为“强暴”对象。 首先，刘双先生听到传说中的一位“没看几分钟”录像的女孩的一句话时的过度反应，就有一点压抑生冲动的迹象。 后来，对计算机的中文输入法发生轻度妄想，那时就有因物引发“意淫”的朕兆了。 这次，《丑》文作者真的露骨地“意淫”起照片了。其实，说“意淫”照片也未必准确，因为从上面引述的文本来看，有诸如“多年以前，……影展好象唤做’魂系黑土地’”等字样，说明作者写文章时,并没有面对照片,其实照片在心中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是凭着脑中的印象发生了妄想，恐怕更为确切一点的说法是，作者的内心发生了形象意识的一种“自淫”。 这就是从耳闻生义到望文（输入法的同音词序列）生义，直到见物生义或意象生义。 总得来说《丑》文“意淫”老三届是通过调动修辞（带有主观意向的词语搭配取舍）和判断（武断甚至悖理的审美和道德推断）等方法，采用联想、夸张、移花接木等等手段，对自己的读者进行“心理适应训练”，以建构“意淫”的“合法”氛围。因为，他的论点如果采用论证性叙述方法，没有说服力，于是就采用煽情的征服性叙述手法，“恢弘叙事”文本又特别适应这种征服性叙述。但它与论证性叙述或说服性叙述完全不是一码事，因为论证说服依靠的是科学精神。因此，我们在阅读文本时要注意区分诸如“罗素文本”或“希特勒文本”等等差别。 另外，分析“意淫”实施时，这里有“授”和“受”的两方面。特别，在“授”方有攻击倾向时，实施“意淫”者会得到“施虐”的快感。这次一些老三届对刘双表示愤怒，是一种“受虐”反应。这可以让《丑》文作者得到很大的心理报偿。 我们暂且打住。如果《丑》文作者不是那样唐突，我们也不会陪着他一直跑到脐下三寸。但愿此行大家有点收获。 确实老三届中有人说了一些欠思考的话，比如“青春无悔”， 王小波就调侃地批评过。说明老三届中一些人有“恢弘叙事”的毛病，过大话瘾（因为可以得到掌声）而不自知，发展严重就要“意淫青春”了。老三届中也确实有人炫耀自己经历的苦难，徐友渔的批评如下： 苦难有可能转化为人的精神财富，但它并不天然地就是财富。 它能不能成为财富，除了看你能不能战胜苦难，还要看你是否 胸有丘壑，对苦难持一份平常心。我怀疑，不少生活、事业上 的成功者夸大和卖弄自己的经历的苦难，不过是变相地宣扬“吃 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以上的批评全是老三届自己批评老三届。老三届渐进老境，心态会逐渐平和，老三届的自我批评甚至自我调侃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我很欣赏王蒙的机智，他很会调侃自己，他最近在《读书》上评论《大浴女》，其中就有“以我一个过气作者，以我老朽心态”等字样，多潇洒、豁达。鲁迅被人骂作“堕落文人”，于是就为自己起了个笔名“隋洛文”。这不是犬儒主义，是更高一层的智慧（哇！这样说不会犯忌吧？）。 但是，就老三届的全体来说，多数人是平民，很多人窘迫得无暇思考，批评他们等于批评“沉默的大多数”，恐怕是无的放矢，类似对无反抗能力的人施拳脚。少数人是新的大小“头面人物”，但不同于文革时期旧的风云人物，他们中有人说错话、傻话、狂话，受到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四．关于老三届的代表人物 徐友渔先生关于文革反思的文章里有一篇叫《个体经验和集体意识的对话》。讲到老三届中的一些或是成功人士或是某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他们一讲话就说“我们”如何如何。徐友渔的分析是：他们并没有撒谎，但僭取了“我们”这个名义。 在一次知青举行的大型综合晚会上，一些成功人士发表类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言论，徐对此分析如下： 这里，生活中最常见但很少引起人们警觉的现象 再次出现了，一种部分人拥有的，有时甚至是虚构的 集体意识代替了每个个体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经验。 文革中官方僭取民众的名义，按自己的需要制造“舆论”，制造知青或老三届的代表人物。人群是呈“布朗运动”的状态，舆论或经济利益以至法律等等规范或整合这种“布朗运动”。通过舆论工具，或行政手段，也可以在人群中选拔、诱导出需要的分子。刘双所罗列的知青代表人物中的“政治明星”几乎全有这样的特征。 比如，徐友渔记录的一例如下：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夕，作为“四人帮”基地的 上海急需要“反潮流”和“新生事物”典型，以捞取政治 资本，下到云南傣族山寨的上海知青朱克家被姚文元等人 看中，专门写作班子为他炮制署名文章《我深深爱上了 边疆的一草一木》，突击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人大常委。 像朱克家这样经过当权者“政治包装”、“政治炒作”的代表人物很多，政坛更迭，又换上一批，被刘双推为老三届的代表，当年官方加给老三届的代表，因政治风向转变而过了气，今天又要被刘双“扶正”。 我们先不管这些代表的“合法性”，关键在于这里有个人经验和集体意识的一致性问题。一些人僭取了老三届的名义，说的话与普通老三届个人经验不符，做的事甚至与普通人的利益冲突。这种代表的代表性是不是要打折扣？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刘双推出的老三届的代表，其产生时间大约截至1976年，换句话说应该给“老三届的代表”一词加上一个关于时间段的限定语。如果不加限定语，也可以通过宣布1976年后老三届不复存在，刘双的论证才能严密一些。因为，1976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少数老三届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而且其中政治包装和商业包装因素相对少一些，一旦他们再来“僭越”代表的位置，岂不麻烦？ 当代社会科学因为溶入数理统计，更为严谨精密了。现在搞新闻的不懂盖洛普，搞法律不知道DNA检验证据在多大机率上成立，搞教育和社会学的不懂抽样调查那才是笑话呢，更不用说搞经济的了。甚至历史学家，涉及人口、民族、生产、经济波动、罢工、犯罪、吸毒、堕胎的历史数据就必须有统计知识。 比如说记者报道：米洛舍维奇当选有望。这是主观推断，谁也不敢信。其实，真正严肃客观的报道是：据1000个样本抽样显示，米洛舍维奇的拥护率为38.6，百分之九十五概率，误差上下3个百分点。 统计学的介入，也引起人们对已往一些望文生义的概念的修正。何为一个群体的“代表”，我们有了更为丰富精确的描述。最简单的有“平均数”、“中位数”、“众数”可从不同侧面作为群体的代表。但是，有一点，对于“异常值”、“极端值”社会科学中的统计理论是不承认其代表性的。而刘双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要把异常样本作为老三届的“代表”，甚至是官方塑造的样本作为“代表”加给老三届。 目前，已经有国外学者对知青问题进行统计学的研究。哪天我们有足够自由的环境，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精密的研究呢？什么时候图书馆的文革资料解禁，档案室中的文革档案开放，让历史的真实面目更清晰的浮现出来呢？比如，我们可以对历次运动中各单位对群众“排队”的报告资料，进行定量处理。 刘双在处理老三届“代表”这个范畴时“英雄史观”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他总愿把媒体中的“代表”作为老三届的代表，不问其事实上这个“样本”在知青群体中的实际位置，他或她在哪方面，有多大程度代表了老三届。当代社会科学不太注重慈禧太后或洪秀到底全谁代表了中国人，而是关心不同历史时期普通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才是大样本，是“总体”。 一些高干子女红卫兵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上加了个横批“绝对如此”，后来有些人考虑到不少高干本身就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绝对如此”等于把高干子女的父母也骂进去了，因此改为“基本如此”。刘双说：老三届是狼奶喂大的。遗憾的是，一个人先天的成长环境，是无法选择的，老三届也不例外。但是，刘双从这个判断还向前突进得很远，给老三届的“丑陋”加上了绝对的推断。这和那个对联所要达到的社会目的是一致的。刘双的言论和那个对联的共同本质就是，依据人生来无法选择的事物对人群进行“种姓”式的划分。如果你是“丑陋”时代成长的，你必然“丑陋”，而且你有原罪，你们应下地狱。如果像程一牛（以下将涉及）之流生在“美丽”的时代，他们就是天使，应上天堂，就有资格对老三届进行道德宣判。 “‘老三届’是用狼奶喂大的”这句话很犯忌。谁是狼？是当时的教育制度？还是那时的老师？老三届受中小学教育就是在1966年以前。而且，恢复高考以后，教育界流行的口号是“回到十七年去”（1966-1949=17），“狼妈妈”又恢复了元气，“狼奶”照喂不误，不但喂大过老三届，而且还喂大了刘双，怪不得狼的家族中“窝里斗”依然，小狼对大狼（老三届）呲牙呢！（对不起，贾平凹最近了篇《怀念狼》的小说，我在阅读，印象不错。） 关于文革的研究以至老三届的研究国内外已经有了扎实的工作，刘双几乎无视他人的工作，要另起炉灶，真是力排众说，横空出世。这特别表现在对老三届的道德界定上。刘双想标立新说，其实几年前已被《XX青年报》（相当商业化）炒过了。这类滥打一气的文章网上不时出现，比如最近有一篇谴责老三届文章登在《思想的境界》（www.sixiang.com）网站上，题目叫《造反派教授们》其火气比刘双还要大。原因是，在高校中有些老三届当了教授，遂被一些后代人视为升迁的绊脚石。换句话说，连老三届的自在自为的存在本身都妨碍他人。这里不妨抄录一点： 历史跟中国人又开起不痛不痒的玩笑了， 昔日的红卫兵造反派居然成了今天大学里的学 术权威和“当权派”，他们中几乎是清一色当 年破四旧、砸古迹、斗“走资派”和打教师的 老三届红卫兵们。无论他们的知识、能为、修养、 品质如何，历史无奈的选择了他们，这是中国历 史的悲哀和现实的无奈。即使这些造反派的教授 们无心误人子弟，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人格结构 都是缺陷不堪，根本担负不起“师表”重任。 首先程一牛先生的逻辑很奇怪，凡当上教授的老三届“他们中几乎是清一色当年破四旧、砸古迹、斗“走资派”和打教师的老三届红卫兵们”。这样信口雌黄，只能揭示程先生心中的“种姓”歧视。 这也是“恢弘叙事”的文本。当然，这位程一牛先生和刘双不一样，“历史无奈的选择了”老三届之类的话就和刘双的“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相抵触。但是，我们依然把它们归为一类，这两个文本的比照可以看出“恢弘叙事”中历史的拟人化，对抽象的宏大对象的人格化，是一种文本特征。把“无奈”、“ 不得不”、“ 无情地”全加给历史。“历史”好多情呦，哇，“历史”将感到多么温馨喔！ 我阅读程一牛的文本感到沉重的不是高等院校中搞得乌烟瘴气的职称评定制度，而是觉得“老三届教授”和程一牛先生像是被驱赶到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仇恨，不得不相互残杀是奴隶制度所致。但是，有的角斗士却不这样想，而是觉得“既生瑜，何生亮”！这难道不是一种狭仄和愚昧？其实，程一牛和刘双都是在开拓“生存空间”，而老三届的存在本身都被看作对这种空间的侵犯。这样他们才具备攻击性。 关于刘双和程一牛的文章，另外有老三届的评论（见于《华夏知青网》），现抄录如下： 有本书叫《第四代人的精神》 文/虫二 刘双那篇奇文就是我在别的论坛上转贴到华知， 又被转贴到南加的。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时的第一反 应就是——这和《第四代人的精神》如出一辙。那本 书上的 观点大意是：第四代人指的是60年代出生， 后于老三届受教育和走上社会的一代人。书的作者说， 他们最懂得个人自由的真谛，最反感象老三届那样以集 体主义、伪英雄主义为行动准则。我看那书看到后面， 发现了作者的真意：他们是觉得老三届把社会上好事都 给占全了，书读得不多，却职称比“第四代”高，资格 比第四代老，好像成了第四代的拦路虎了。这就道破了 作者的心底隐私：既然第四代是以个人主义为标榜，他 们当然对一切有意无意成为他们野心实现障碍的人，恨 之入骨了！其实那里面说的第四代人，并不能代表所有 60年代出生的人，只是那几个作者自说自话罢了。那 本书和《丑陋》一文一样，确实也说出了一些事实， 比如老三届读书不多之类，但其实质都是反应一些年 轻人自以为是、胡乱评点自己不懂的历史的张狂之态。 对于我们老三届自己来说，倒也确实有一个认 真反省的问题应该及时提出。其实首先还不是老三届 这一茬人，对文革和极左的反省，应该是全民族的事。 可是这非常必要的工作却一直被当局所禁止，什么 “宜粗不宜细”，主要还是怕反省成为控诉，威胁到 政权的合法性。可既然掌权者都讳莫如深，下面谁 还会自己揭短？这可以拿日、德两国对二战的不同 态度来说明问题：日本右翼为什么越来越猖狂？因 为统治者从来就没忏悔过嘛！而德国却态度完全相反， 最近不是又重判了几个很年轻的新纳粹吗？德国人是 从上到下进行过深刻反省的。而世人可以预期，德国 法西斯主义复活的可能性远低于日本。中国对文革的 迅速淡忘，包括我们老三届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掩饰性 复述，比如象张承志那样宣称绝不忏悔的声音压倒一 切，其历史后果将是什么呢？我不敢想下去。 五. 《丑陋的老三届》一文向我们透露了什么? 刘双在界定老三届及其“代表”时的透露出自己的“英雄史观”、“先天决定论”，它们的来龙去脉何在？我在这里只能做一点简单的交待。因为，国内比较深刻的文章有一些（我在这里仅推荐徐友渔的《自由的言说》，算是对有兴趣探讨的读者的回答）。 在这里我要特别声明的是，我不一般反对“恢弘叙事”，只是认为“恢弘叙事”有其适用的场合，不可滥用。作为诗人和文学家的“恢弘叙事”我们愿意抱欣赏的态度去体会，但是，在法庭上，“李白”的文本却是胡搅了。 文革后，文革遗风不可能一天清除干净，因为它不仅仅是文革的产物。另外对很多问题我们自己也处于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即使“彻底否定文革”，还没真正触及到红卫兵“恢弘叙事”的文风。改革开放后不久，欧洲非理性主义在大学里受到欢迎，当时刘晓波、袁红冰颇得尼采气韵。这种思潮对中国人有多大影响不好贸然判断，只知道，很多人挂在嘴上的时髦词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是得尼采及叔本华先生之赐。 尼采的美学思想和佛洛依德心理分析对开放后我国文学艺术类专业教育影响很深。而且文学艺术乃至新闻传媒中不时可以看到其踪迹，但是，很多都十分中国化了（比如《红高梁》等等作品，正巧，还有一些是涉及狼的野性的歌曲和绘画，文论批评中有斥责当代男性精神阳痿的，新闻媒体中有呼唤“雄起”的）。 刘双是不是直接受到过这种思想的训练并不重要。这种思潮迎合了市场经济中竞争者的心态，如水银注地，四处撒播，不论是雅俗贫富，经各种媒体轮番炒作，耳濡目染，不少人被“训练”得套话可以脱口而出。 尼采的“恢弘叙事”和中国的“恢弘叙事”合流，已经难以辨认厘清了。让人不禁想起陈寅恪先生指出的，二十世纪中，在中国大陆，欧洲大陆的政治哲学传统取代了英美政治哲学传统的影响。这种后果处处可见，做学问的喜欢搭先验的理论框架再往里填内容，搞政治的喜欢先扣帽子再论证，制定的法律是（欧洲）大陆法系（比如香港回归就遇到法系协调问题），审判时是先有罪推定……。尼采在中国受欢迎，说明它与我们政治哲学思维模式早有亲属关系，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有差异。 这时，老三届“犯到”刘双的手里可就有点像犹太人面对尼采了。谁让你老三届里出过卖基督的犹大呢！因此，有罪推定，要想辩白，谈何容易。 不过，对老尼采我们还是很尊敬的，大家对他的哲学的能动性是普遍持肯定态度的。但是，这种能动性过了头就会变成攻击性的“狼的哲学”。刘双和程一牛可能就喝了转口贸易中变质的狼奶或加工制品。所以，处理起社会、历史问题“恢弘叙事”， 把当时官方炒作出来的“乱世枭雄”扶正为“代表”，不论你是城里学生还是山沟里的青年只要是老三届一概“有罪推定”，宣判为“丑陋一族”，……但这全是对历史的事后非难。 人类从群婚时代繁衍过来，有人出于道德责任，进行“评价复位”，指出那时的人是“乱交”出来的。恩格斯说这是带着妓院眼镜观察人类的婚姻史。老三届是“丑陋”时代过来的，这种时代的“丑陋”早在老三届遭遇文革以前就有了，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反右倾只是没有象文革对中国社会破坏得那样到家，1966年以前就“美丽”了？公开刊物上承认三年自然灾害死三千万，现在知道主要是人祸所至，河南、安徽发展到吃人的地步。《丑》文作者也免不了是“丑陋”时代的后裔，思想和心理上显然有“丑陋”的“遗传因子”。就是现在，我们也不敢说时代“美丽”了，因为历史上资本的原始积累期是道德沦丧的时期，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 《丑》文实在是一个活标本，解剖它让我们仔细看看这花花世界中的一种生象。在本文结束时谨向标本提供者深表谢忱。我诚惶诚恐，因为，美人送我野人头，我却还她手术刀。 顺颂秋安！ （2000年10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