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最近在自己和网友的博客中参与了一些美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讨论，深受网友的启发，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为了留个记录，也作为抛砖引玉，在这里以“随想”的形式记录下来。为了讨论方便，计划分为五篇，每篇集中于一个题目，从具体到抽象分别为：关于美国国债，美国如何保持竞争力，美国的未来，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因为是随想，就不引经据典，而只是凭印象说话了。各位姑妄听之吧。】

最近提高国债限度的政治风波和对美国国债评级的降低，引起了美国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撞击，特别是茶党极端，强硬的立场通过这件事占据了美国政治版图的一角。归结起来，可以说主要争论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应该继续花钱刺激经济，还是应该削减赤字？奥巴马上台后，继续 布什救助金融机构的做法，而且通过了经济刺激法案，斥资一万亿左右来“刺激”经济。应该指出，这两次花钱是不同的性质。对于金融机构的救助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危机（现金流通性），而且虽然有巨额损失的风险，但这笔钱的投入与收回都有一定的计划。而经济刺激只是遵循了凯恩斯主义的“花钱提高就业”的一般原则，对于花钱的范围和预计的回报都没有明确构想。到了今天，虽然国会中主张继续前两年大笔花钱政策的人不多了，但有些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仍然声称“就业重于赤字”，言下之意就是主张不管政府财政状况，继续大笔花钱刺激经济。

这里我不想评论凯恩斯主义这个一般理论以及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这个特定的话题，而只想指出，目前美国的财务状况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甚至影响了美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而且在美国国内，民众与政治家也对债台高企的局面日益不满。这不仅是因为目前的国债与赤字水平，而且因为这个赤字水平看来已经不是应付经济萧条的临时措施而是成了可预见的未来的常规状态。而这次国会关于提高借债限额的僵局更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控制赤字的无能。这是美国信用评级被降低和茶党政见得到广泛同情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凯恩斯主义如何美妙，它已经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务实的政治家只能在没有附加资金的情况下设法复兴经济，而不是再说“工作机会最重要”这些空话。要知道，举债花钱刺激经济，这是谁都会干的事儿。而在客观条件的约束下找出最佳解决方案，才是对于治国能力的考验。

第二个问题，如果必须削减赤字的话，应该增税还是应该缩减开支？这两个选项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控制政府规模的问题。显然，前一个选项导致更大的政府，而后一个则减小了政府的规模和权力。所以，增税还是节支，就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理念争论的一个焦点，而不只是有些人描述为的“富人与穷人之争”。我认为，从经济角度说，政府花钱肯定没有私人花钱效率高。在官僚主义，决策失误，权钱交易等方面，“天下乌鸦一般黑”，哪国的政府都一样。但是毕竟一个社会中有些经济需求是不能靠市场来满足的，例如基本设施的建设，基础研究，行业内部和之间的协调等。所以政府的作用也不能全然否定。然而，另一个非常重要却少有人注意的因素，就是政府掌控的财政资源可以被用来推行其社会政策。虽然美国宪法，特别是民权法案对于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作了界定，使得国会不能通过法律形式来左右公民和私人机构的行为，但是国会和行政部门却可以对接受联邦政府的资助或订单的私人公司提出各种要求，从而推行某些社会政策。例如著名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就是这种性质的。而保守势力也曾同样利用联邦资助权来限制对于人工流产选项的宣传和对于干细胞的研究。在奥巴马推行通过的健保改革法案中，也包括了建立很多机构“研究”医疗服务和医疗资源分配的政策问题。可以想见，当联邦政府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保险提供者”之后，全国所有医院和医生都需要为政府的健康服务政策效劳了。所以我们在接受政府在经济中 扮演的角色时，也不要忘记了政府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动物。而且从小布什以来，两党在白宫和国会都有过表现的机会，也都乏善可陈。在这种情况下再要增税扩大政府，也太说不过去了。那些认为大政府对美国有益的人，应该先从小政府做起，把“政府”的信誉挣回来再说。

当然，目前赤字是如此糟糕，不加税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拖下去，只能在现实上和心理上把这样的赤字水平变成“常态”，使得以后的削减更加困难。所以我赞成暂时加税。但应该成立一个特殊基金，把加税得来的收入专用于还债，而不是并入一般预算之中。这样才能在为政府“擦屁股”的同时，不再次养虎遗患。

第三个问题，如果要缩减开支的话，应该如何对待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我们常常听到Mandatory Spending,Social Benefits, Entitlement之类的词。它们精确的定义有不同，但大体上是指政府向某些民众发放的金钱项目。在2010年，这部分钱占政府总开支的一半多一些，共有一万九千亿美元。由于削减这部分开销会直接影响部分国民的收入，但不削减又不可能做到平衡预算，这个两难问题也是两党争执的重点。两党的立场不仅涉及理念之争（政府是否应该负责国民福利），也是保住各自票仓的博弈。但是很少有人指出的是：这个“社会福利”的开支实际有两部分：社会福利保险（SocialSecurity）和老人医疗表现(Medicare)是一部分，其他的社会救济（Medicaid, FoodStamp, Unemployment Benefit等）是另一部分。在2010年，前一部分总花费为一万两千亿，后一部分为七千亿。这两部分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前一部分有专门的税收和基金会来支持，对于纳税人来收等于是一辈子缴税换取老年的福利。联邦政府虽然管理这些基金并用联邦债券来“借用”基金的盈余，但从法律上没有责任在基金用完后继续承担支付的责任，也没有挪用这些基金的收入或存底来堵其他预算窟窿的权利。而后一部分取决于现时的社会与财政政策。我认为，社保与老年医疗的确面临长远的问题，但这与目前的赤字危机是两回事。对于这个体系的改革应该从长计议，而不是用财务危机来绑架这个改革。而社会救济的部分则是应该量入为出，与其他花费项目如国防一样，列入削减的范围。当前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做法， 把社会安全基金从联邦总预算中分离出来，并把老年医疗基金也如此对待。这样才能避免双方在“社会福利”问题上搅浑水，既保护了社安与医疗系统，又不以“保护退休者福利”为名为其他福利政策提供“防空洞”。

总而言之，前两年为了应付危机而“不惜代价”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是高赤字高国债的“潜在危机”，而且是债务信用降级，国际地位受到威胁的“硬性约束”。在这个时候，理念之争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我们需要的是“在约束下优化”的工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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