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高敬亭为祸大别山区及其覆亡与翻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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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为祸大别山区及其覆亡与翻案始末

(2007-03-11 23: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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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别山区的民众酷爱和平，也具有抗暴的精神。
   
    大别山分布在华中豫、鄂、皖三省边区，山川形势复杂，各省都有进出山区的孔道，比起其他交通发达富庶之区或鱼米之乡，只算是穷乡僻壤。山区民众靠些山产和少量农田，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准，但人们习於勤奋，乐天知命，一向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如果不以物质条件来衡量，俨然可算另一处桃源胜境。    自南宋到清末，不少外地避难者，都先後携家带眷，来到这块「乐土」，躲避战乱或灾难，从此落籍生根。所以这里的人基本上都酷爱和平，而厌恶战乱和暴力，对於那外来入侵的恶势力，更易产生很大的抗拒力量。如：清代太平天国兵下江南，英王陈玉成於攻占安庆後，企图染指大别山区，以巩固其占领区域，曾亲率徒众直接扑龙井关。由於当时所谓太平军在山外青草塥附近杀人如麻，据说「万人岭」便是被残杀上万人而得名的。於是山中人一致团结，誓死抗暴，紧闭关囗，准备了滚木檑石，两面夹击，重创了「长毛」，从此「四眼狗」再也不敢觊觎山中，维持了相当长久安定的日子。
    但自清廷被推翻後，军阀割据，山中反逐渐变得门户洞开，北方逃荒的灾民，外来哨集的土匪，南北军阀的溃军……不时夺路而过或盘踞山中，趁机掠夺，但由於只损及些财物，顶多被拉去充当挑夫，尚不致危及生命，虽不堪其扰，但本质和平纯朴的乡人，也只有忍耐一时，等避过锋头，仍能安然生活如昔，因此尚未有兴起直接抗争的行动。
    时当一九三○年（或一九三一年）,　忽有一名叫高敬亭的恶棍，由豫、鄂等地哨集数百地痞流氓，侵入大别山区，伪称「七十五师」，施行劫掠，从此山中变得不能安宁，由於其行踪飘忽，防不胜防，所到之处，不但绑架勒索，搜刮财物，初趁宁汉分裂之後，局势动荡之际，冒「红军」之名，只要需索不遂，便任意加上「地主」、「恶霸」、「反动」……等罪名，被他杀戮的安善良民不知凡几，地方政府无可奈何，复不见军队进剿，百姓投告无门，没法申冤，更不敢言报仇雪恨，生命财产随时都有丧失的可能。　高酋等予取予求，更扩大骚扰，踪迹遍豫、鄂的固始、商城、黄冈、麻城、黄梅、英山；就安徽而言遍及皖西潜、舒、六、岳、霍、太诸县，而以潜山受害最深，乡从为求自保，乃不得不组织地方武力，县编保安总队，乡有大队，县与县之间协议联防，这些自卫保家的青年子弟，与当时入侵的恶势力高敬亭部相周旋，确曾於黄柏，夫子岭、野人寨、衙前……多处予以迎头痛击，迫使高酋不得不率众远窜到其他地区，原遭蹂躏的地方才稍得喘息，得到一时安宁，此後两年，山中暂时恢复平靖，更得军队扫荡，民间自卫组织便自动解散
   
    二、「二一五」事件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自一九三三年末期到一九三五年初，流窜到湖北地界的高敬亭，鉴於过去受挫於地方自卫部队的教训，积极谋求扩展其组织，先後於麻、黄一带吸收一些流氓浪人，胁了部分无知的青少年，已发展到千馀人，於是更伪称「二十八军」，自封为名不符实的「军头」。　为图报复过去的潜山遭受的抗拒，於是年二月十五日（民国廿四年夏历正月十二日），派他的得力爪牙胡金庭、林维先、汪银川、李世焱等带领五百徒众，命何耀榜策划，突袭官庄、林家冲一带，实行绑架勒索的暴行，许多良善无辜的民众，稍有碗饭吃的，都无一幸免，并扣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索取从一万至十万银元不等的赎金，外加可观的被服、装具、药品、电筒……不一而足，最不可思议的，带逼着地方要交出两百枝包括机枪、步枪、手枪、各式弹药等军械，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可谓空前，并施以个别威逼和恫吓：「拿钱买命，无钱休想！」目的是想在消灭抵抗力量之前，尽量攫夺财物，扩充其实力，实则处此穷乡僻壤，绝无人能填满他贪婪的欲望，其目的既未达成，於是被绑的三百馀人，竟悉数惨遭其集体屠杀的毒手，遗尸被丢下山涧，或弃置林莽，血腥遍野。
    笔者家人三代（祖父、父亲、从弟。）同时遇难，其中从弟年仅十三，居然也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不能幸免，另一幼弟十二岁，是所有被绑的人中被赎回幸存的唯一活囗，经历了月馀的「肉票」生活，受尽了凌虐和鞭笞，归来後亲述高酋及其徒众种种兽行，令人发指。笔者幼弟被赎回家，身负内伤，（数年後伤势复发於告夭折。）当时气若游丝，但神智非常清晰，经多方调养後，亲囗道出目击种种惨剧……。
    如：曾多次见匪徒将肉票推到河边，一班或一排人将他围在核心，然後就地取材、每人拾起鹅孵石，一人喊打，其馀的人都纷纷将石头掷向那蹲在地上的「可怜人」，只听他连声发出哀号，然後那发号者喊「打头」！只见众人用力对准那人的头部，「碰、碰、碰……」几声，一颗头颅已被砸得脑浆四溅，成了血肉模糊的「烂西瓜」。某次走到一片竹林，恶徒们砍伐了竹竿，剖开削成许多一头尖锐的标枪，将肉票牵到一边，撕下他的上衣，这时已是大雪严寒的天气，那人只是哆嗦，颤抖不已，这边一个头头发号施令，各人拿起标枪，作势纷纷用力扎向那人的身上，但见标枪根根落实到那人身体，刺胸穿腹，直到血染全身，哀号气绝方罢。这种毒恶残忍的把戏，也不止一次搬演过。
    另一次赶去一个人家，被抓的据说是一名屠夫，这人脾气暴躁，平时大概得罪了小人，被人诬指他家中藏有钱财，经搜查无着，他出言顶撞，於是几个恶徒将他按倒在地，褪下他的裤子，就用他平时杀猪所用的挺肠（长约一公尺半的铁条），从他的肛门直通腹部，深入胸腔，只见这人发出几声惨叫，便气绝归阴了。　後来又来到一个人家，男主人早已闻风逃逸，於是抓出他倒霉的妻子，拷问之下，得不到她丈夫的下落，翻箱倒笼之後，又搜不出令恶徒们满意的财物，於是诬指他们平时买卖「大进小出」，赚了太多的「黑心钱」，非要交代出她丈夫的下落，或将财物全数拿出，这妇人跪地直喊无中生有，哭着哀求，既不知丈夫的去处，家中也确实没有钱，这下触怒了恶徒，於是不动声色，命令妇人将被褥搬出，这妇人以为被褥搬出便可无事，诺诺连声，迅速将两上好的棉被搬出，恶徒叫她躺在被上，妇人还猜不透他的用意，显得面有难色，这时发令者使个眼神，其他徒众一拥上前，不由分说，将妇人按倒在地，七手八脚，将整个人卷在被中，捆以绳索。妇人此时仍猜不透要将她怎样处置，只管号叫哀求，其时发令的恶徒横眉竖目，大声叫：「再问你！他在哪里？钱在何处？」妇人还是回说：「我实在不知他跑到何处！家中根本没有钱！」只见那恶煞大喝一声！「泼油！」於是打开她家贮油的水桶，取出里面的桐油，拨在那卷起的棉被上，再一声：「点火！」刹时烟雾弥漫，烈焰腾空，很快被烧得乌焦一团……。
    高酋等处决「人犯」，必勒令其他被捕的人们在旁「参观」，用收威吓警诫之放，被他用特殊方法处死的，还解释说是为了节省子弹。我的幼弟亲见自己祖父、父亲、兄长被恶徒枪杀，更见到以上种种残酷毒恶的手段，初时被吓得魂不附体，全身瘫痪，後来见得多了，已是见怪不怪，童言无忌，不会造作，至於恶徒们残忍、毒恶、恐怖的程度，谅还不是一个稚龄儿童能描述於万一的。除以上几样残酷暴行外，至於遭枪杀、刀刺而死的，已算特别给予「厚待」，保守的统计，也在两千人以上。    几十年来，这些惨痛的阴影，一直笼照在人们的心头，时至今日，虽有高龄乡人身历其事，或知悉当时实情者，但要他们挺身出来作证，仍不易办到，笔者难忘灭门的惨痛和幼弟控诉之辞，有生之年，为使这段血腥事实不被湮没，高敬亭及其徒众所犯的蹈天罪行不轻易被瞒过，大陆开放後，复经多方查证，就所知情形忠实地纪录下来，公诸世人之前。
   
    三、高敬亭其人其事　
   
    根据笔者察知，高敬亭原名高俊亭，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出生於河南光山县、董占子地方，一个小康之家，父亲送他到私塾念书，希望他力求上进，但这个天性阴鸷的顽童，却时时在外做害人缺德的事，常想出许多坏点子，专以整人为乐，与邻童打架，下手狠毒，久而久之，他父亲受人责怪，也曾对这个不肖子施以重罚，无奈他顽劣成性，怙恶不悛，随着年龄增长，愈加为非作歹，终於把个老父活活气死。　後来他竟在外骗人说是某富商害死的，企图假祸於人，终於在当地无法立足，乾脆结合一批「同志」，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以致激起家乡父老众怒，为维护地方治安，必须捉送官府究办，高的妻子，也为他的劣行忧郁致死，在这种情形之下，地方和自己家庭被他搞得乌烟瘴气，人人不安，而他无法再在自己出生的地方生存下去，乾脆带着一批经常与他厮混的浪人逃向豫、鄂、皖边区的大别山区，正式落草为寇。　由於山区民风淳朴，保守怕事，可以予取予求，无往而不得利，认为这里的百姓比自己家乡的人容易对付，钱财也容易到手，於是更使他变本加厉，助长他扩充地盘增强实力的野心，由於多次顺利枪夺些枪枝，复又在豫鄂等地哨集或裹胁些背景不齐的分子，在这些人中安桩布线，加紧控制。　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初，高酋率领的徒众，也只有八百馀人，靠这些人组的「七十五师」，三、四年间横行在大别山区，劫掠虽多半得手，但遭国府军队的扫荡，地方团队的抗拒，也有不少的损失。这更使他领悟到欲图发展必须扩充实力。　　在他发动「二一五」事件之前，人数增至一千二百馀人，并宣布「二十八军」成。迄抗战开始再增至三千一百馀人，一九三八年底，最高竟发展近万人之多。　自宁汉分裂以後的数年，中共谋求向华中地带发展，拟积极在大别山区建立根据地，对高敬亭这批草莽急欲加以罗致吸收，化异为同，使为己用。但高某狡猾成性，兼有基本实力和在大别山区闯荡多年的经验，对於这里一切了如指掌，过去虽也曾冒「红军」之名，都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除了对扩充实力、提高地位认为有必要之外，对於那些「革命」的高调，根本没有兴趣，於是表面对中共中央不得不虚与委蛇，实际独行其是，对於共军投奔的方永乐也容纳不得，处处为难，迫使方作阵前牺牲，
    高酋总认为先来者为尊，大别山区岂容他人染指？抗战前国府军队由卫立煌指挥，全力进剿，也亏他带着这批人东躲西藏，在双方大军夹缝中求生存，希望以後靠拢时能凭此与共军讲斤论两。　四、国、共合作对日抗战，共军新四军成立，高敬亭被收编为该军第四支队司令员。
    抗战军兴，国、共第二次合作，华中一带共军编成新四军。　很不幸这个不折不扣的大盗，竟被收编为该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如果他见好就收，从此洗手，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抗日战争的大时代中，尚不失为有所作为的军人。　无奈这个草莽成性的恶棍，只知贪婪地求取私利，不肯将他的部队投入抗战的行列，他认为大别山区是他闯荡出来的天下，凭自封为「军头」的地位，如今只换得个小小支队司令员的职位，屈居人下，受别的军长指挥，实不值得。　因此他对当时执掌新四军军符的叶挺处处掣肘，尤其对项英等人不满，既不服领导，又排斥友军，野心勃勃，已表露无遗。　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大员，如：郑位三、戴季英等人到这个被收编的部队，原希望协调他与军部和中央的关系，但他却认为是派来监视他的行动，又极力加以排斥，公开对部下说：「这批人是派来夺权的！」　这时新四军既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参加抗战行列，更负有方面的战斗任务，在叶挺要调他的军队离开大别山区，支援皖东战场，高敬亭在无法抗拒东进的命令时，竟唆使他的老部下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侵吞大量军饷财物，弃职潜逃，而他并不加处理，实际是他暗差杨、曹冒劫盗公款的大不韪，为他自己暗辟退路。　当他率领部行到中途时，更去而复返，准备重回大别山区，作他的山大王。以致迫使叶挺的东进大军行动不得，这才激起各方对他的怪异行为与态度，感到大为惊诧和恼怒，原来这时大家才认出高敬亭的真面目，俨然已是独霸一方的大军阀，决不肯屈就一个区区支队司令员，而放弃自己的地盘，俯首听命於任何人。
   
    五、高敬亭自食恶果，受国法制裁。
   
    高敬亭一连串的怪异行动，引起延安方面深切的疑虑，初时对这个半路投靠的草寇，尚存沟通说服的希望，俟派去的大员千方百计协调不成，所得的结论竟然是高敬亭背叛党国，违抗军令时，於是遭到中共中央严厉批斗，由军部断然处置，迅速将高加以逮捕，经项英将高嚣张跋扈，在战场不服从军令的严重情形，据实呈报军事委员会，要求按军律处以极刑，经批准後，依中共处理重大案件的程序，召开了三天的反高大会，由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主持，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状：
    一、不服从军部领导，
    二、排挤延安干部，
    三、山头主义，
    四、宗派主义。
    於是就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这一鱼肉大别山区民众达七年之久的恶魔，终於在森严的军法之前，於合肥青龙场，被拖出接受国法制裁，枪决伏法了。　经他长期蹂躏的大别山区同胞，咸认为这是天理招彰，报应不爽。高魔之死，虽不是为他所虐杀非刑处死的同胞昭雪奇冤，但巨恶授首，总是大快人心的事。
   
    六、荒谬的翻案行为
   
    高魔伏法了，伏法在军令，党纪之下，可说是罪有应得。　可是伏法後的三十六年（一九七五年），他的女儿高凤英，竟用三十年前（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延安「七大」会议时，忽然想起高敬亭，问新四军的某负责人一句话：「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据此为他父亲要求澄清，作出结论。　居然於一九七七年，单凭一纸总政治部「关於给高敬亭同志的平反通知」，一夕之间，使一代魔头忽然变成了「烈士」，当初铁证如山，百罪莫赎，如今竟轻描淡写，他是「功大於过」，而予「平反」。　笔者对高魔之女为父平反的行为无意责难，因为尽管高魔的罪孽深重，但罪不及女，高凤英能为其父平反，无宁是个孝女，她的行为应该受到肯定。但何以毛曾为一个伏法六年後的叛将说了这句话？何以高女轻易地能为罪孽深重的父亲平反？问题似乎显得莫测高深，令人难解。
    其实只须依据若干资料稍加分析，便见端倪，高敬亭所犯重大罪行既如前述，（根据新华文摘7、8一九八九年版耿嵘所写「枪声在这里回响高敬亭传略」，有很清晰的记载）。　当时中共为提振军令党纪，杀一个犯案累累，并无中心思想，实则草寇的叛将，本不足惜，且是申张大义之举，但六年後毛检讨抗战初期所订重要策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系根据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所揭述，录目总统府机要档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日战时期之第一编，中共活动真相如今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已无机密可言。」　毛於困难中忽然想起高敬亭事件，算得「大计未成，先斩部将。」似乎很不值得，若留下一个高敬亭，或可在七分发展中更增一分以後斗争的力量，所以，脱囗而出说了「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这句令人莫明其妙的话，明知於事无补，不过为当时革命前途有感而发，绝非认为高魔的罪行可以豁免，这是就常理可以推断的。　当高魔伏法後三十六年（一九七五），适中共於解放大陆後，审理检讨以前内战与抗战时党内外发生过所谓冤、假、错案，高女逮住机会，（必然透过明人指点）据毛所说的那句话，诉求高为其父平反，更无疑得到她「父执」的帮助，受理者在胳膊朝里弯的情形下，单凭一纸总政治部的通知，完全避去高魔祸国殃民的罪责，便轻轻松松认为高魔「功大於过」；将「功」折罪而予平反，并追为「烈士」。
    　再隔十一年，大概也觉得这件荒谬的事，於理无法自圆其说，於是才有作者耿嵘为高魔作传，载於新华文摘，并不讳言高所犯滔天大罪，却又夸说他「功大於过」；另有曾是当年追随高魔的得力爪牙，同在大别山区闯荡、双手沾满血腥的林维光，领衔夥同几个同志，在人民日报，以一篇纸上作业的「集体采访」报道，刊於「革命回忆录」，极力宣说高当年在大别山区发展游击如成功，佐证耿嵘的评论，实则如其说高发展游击如何成功，毋宁说他劫掠杀伐无辜百姓的彻底、天道宁论？公理何存？
   
    七、後记。
   
    或曰：「革命的大时代，造成冤抑、牺牲，势所难免，这是历来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不幸。」　更有人说：「历史是少数人为另一些人少数人写的，芸芸众生是没有人理会的。且成王败寇，事实往往被人扭曲。」…… 　但古有良史，今世虽世风日下，可是我们仍相信有良史出现，笔者经历家人，乡人遭受屠杀的种种惨事，数十年来寝食难忘，虽然江山易代，人事沧桑．仇恨可以不计，但公道不可不平！事实尤其不可不明！　近阅现今安徽省县级资料室发表有关高敬亭的资料，对其为祸乡、国，独作偏袒不实的记述，但对高魔枉杀冤死的乡人，仍沿高初时为其所定的罪名，横加诋毁，全然周顾事实，因此笔者以无比悲愤且冷静的心情，追叙六十馀年前这段惨痛的经过，希望使虚妄者不致在一面倒的情形下湮没了真相，或者能提供执笔为史上的诸公一些考考，实为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