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台湾史真相之二】荷兰人为何轻易占领台湾

一、 前言

十七世纪初，荷兰人在澎湖与明军鏖战了八个多月后，与明军达成协议，退据台湾，对这段台湾史大事，中外学者仍众说纷纭，主要的说法有「默认说」和「割让说」，以及「私下协议说」，其中「私下协议说」更把罪过完全归咎于腐败的福建地方官员与荷兰人的私下协议，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这些说法有很多可议之处。

二、「私下协议说」的疑点

去(2000)年十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福建社会科学院杨彦杰所撰【荷据时代台湾史】对于荷兰人占领和经营台湾的原委有极详细的论述，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是难得的台湾史大作，但是他力主中国会「允许」荷兰人占领台湾的原因是「福建地方官员与荷兰人的私下协议，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所以荷兰人占据台湾是『非法的』」(pp.32-42)，这个说法产生许多疑点：

(一) 假如台湾当时已经是中国领土，为什幺历代都没有派兵在台湾驻扎，到了明朝还成为中国和日本的走私者与海盗的天堂？(二) 假如台湾当时已经是中国领土，岂是地方官员可以「私下协议」来处置的？(三) 如果真的是地方官员私下协议，怎幺没看到爱国志士群起而攻之？也没看到朝廷有责难之意，难道福建巡抚神通广大，竟能轻易瞒住天下？(四) 如果台湾当时是中国领土，丢失台湾应是抄家灭族之罪，荷兰人在澎湖最后竖白旗投降，中国算是胜利者，福建官员为什幺反而要冒杀身之祸与天下之大不韪，听任荷兰人占领台湾？(五) 然而许多文献显示，朝廷及民间都知道荷人占领台湾，而且议论纷纷，巡抚南居易竟还能论功行赏，不但没人骂他「汉奸卖国贼」，反而还立碑称赞他击退荷兰人，岂不怪哉？(六) 朝廷对荷人侵入澎湖，反应激烈，但对荷人占领台湾一事，却反应冷淡，形成强烈对比，当时有识之士知道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后，即使能从战略观点提出建言，却大都仅建议如何巩固澎湖和海防，丝毫没有要”收复失土”的意念，这岂是中国人惯有的表现？

为了解答以上问题，我又找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小冲于1993年12月发表于「思与言」月刊的大作「1622-1624年的澎湖危机」，这篇文章所搜集的资料也极为丰富，他认为荷兰人据台的原因是：

（一） 厦门当局对荷兰人侵占澎湖是下了大气力来对付的，因为他们有守土之责，但把台湾视为化外之地、非中国之地，最后当作与荷兰交涉的牺牲品。(pp158-159)（二） 厦门当局因朝廷面临内忧外患、财力窘困，无法施以强而有力的督促与支持，所以对于澎湖危机带有明显敷衍塞责的特色，因此虽然在澎湖打了胜战，厦门当局无力乘胜追击，「所谓缔结条约，只不过是厦门地方当局『诡词抚议』的一种计谋而已」(p151)，「充其量不过是口头上暂时允许荷兰人在大员(台湾)滞留，以大员做为中荷通商贸易的口岸」(p157)

陈小冲先生的研究比杨先生更进一步，点出了台湾被视为化外非中国之地，但是和杨彦杰先生一样把问题导向为：结果都是「厦门当局」地方政府所为，中央政府无力督导。不仅无法解决上述疑问，反而又增加了新的问题：

（一） 假如当时台湾是中国领土，为何福建巡抚只对澎湖有守土之责？台湾被荷兰人占据，谁应负这个「失土之责」？（二） 陈小冲先生认为厦门当局会把「领土」当作化外非中国之地是「只考虑个人职守，不顾国家安危的作法」(p.159)，责怪福建巡抚把台湾当作牺牲品，问题是所谓「非中国之地」的说法来自「澎湖残文件」，记录的都是福建巡抚对朝廷的奏疏（参见南居益「谨陈闽事始末疏」：「夷从东番(指台湾)，虽非中国之地，而一苇可渡，尚伏门庭之忧。」），他胆敢把「台湾非中国之地」写在给中央政府的奏疏里而不怕被弹劾，而事实上后来也没被驳斥，可见是官方一致的立场，并非地方官员的认知落差。（三） 从南居益给朝廷的奏疏，显示他对荷人退往台湾，并没有隐瞒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指示，假如台湾当时真的属中国领土，那幺朝廷对此为何没有追究，毫不以为意？南居益也没有也没因而身首异处？明朝国力当时再怎幺衰弱，要究办一个失职官员并不困难吧！（四） 假如让荷人占领台湾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总会有「收复」的计画吧？可是巡抚南居益在天启四年的「奏捷疏」只提到「夷船十三只俱向东番遁去。我师犄角札营，防其复回，并议酌善后事宜」，随后在天启五年提议的「条陈彭湖善后事宜」及崇祯二年三月间提「谨陈闽事始末疏」检讨澎湖战役及善后事宜时，却只建议如何加强澎湖防卫能力，防其「复回」，一字未提如何「收复」台湾。（五） 那幺，知识分子对此事也应有激烈反应吧？然而当时却只有少部分人有感于台湾战略地位重要，而所提出的对策也只是建议加强澎湖防御能力而已，仅有诏安县乡官沉铁上书巡抚南居益「移檄暹罗」，提出可笑的建议：「选择武士带喻暹罗岛主，严令荷人速归本土，不许久驻大湾，引诱日本奸佞互市。」认为台湾有个「暹罗岛主」，应由他来驱逐荷兰人，也因此根本无「收复」的认知。（六） 清朝末年同样是风雨飘摇之际，割让台湾给日本之举引发朝野愤慨，上陈要求收回成命的奏疏不绝于耳，对比之下，明朝毫无领土被占领后应有的反应，对安土重迁、大一统思想浓厚的中国人来说，领土被占领绝对是极端严重的问题，台湾被荷兰人占据，而明朝却「老神在在」，绝对不是「朝廷昏聩颟顸」或「国力薄弱，无暇关注」一语就可以带过的，而且知识分子没有半丝责怪之意，难道也都是「昏聩颟顸」所致？

从上述疑点反过来看杨、陈两位先生所谓「福建地方官员颟顸腐败、荷兰非法据台」、「福建当局只考虑个人职守，不顾国家安危」的评语实在有待商榷，且让我们继续探讨实情，看看整个事件的过程。

三、福建巡抚到底和荷兰人是怎幺谈的？

一六○二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却始终无法打开与中国贸易的大门，因而对中国地方政府不闻不问的态度心生不满，乃决定在中国沿海占领据点，并以侵扰的方式吸引朝廷的注意，因此在一六二二年六月廿四日攻击澳门未果之后，于七月十日入侵澎湖，依据荷兰驻东印度总督定期提报的【东印度事物报告】(参阅【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程绍刚译注，联经出版，2000) 的记载，从那时开始，到一六二四年八月荷兰人自澎湖撤军到台湾为止，为解决贸易及撤军问题，中荷双方约有九次接触，中方主要谈判人是福建巡抚，先后有商周祚与南居益，荷方则为舰队司令官莱尔森(Cornelis Rijersz，杨彦杰译为雷约兹) 与宋克(Martinus Sonck)及驻巴达维亚总督库恩(Jan Pietersz. Coen)、卡尔本杰(Pieter de Carpentier杨彦杰译为卡本特)。

在这几次谈判当中，荷兰人开始的要求是开放贸易(互市)，并请中国禁止商船和荷兰的敌对国贸易，后来应中方的要求，答应退出澎湖，选择合适港口互市。中国的要求则一开始拒绝互市，并要求荷人退出澎湖，后来见僵持不下，巡抚商周祚建议由中方派领航员协助荷兰人到行政管辖权以外的地区---台湾去寻找合适的贸易港互市，探勘期间荷兰人可以在澎湖等候，并答应禁止中国商船与荷兰敌对国贸易。但继任者南居益一度拒绝承认商周祚所达成的协议，态度颇为强硬，不过后来除了不限制商船活动外，大致仍以维持原订协议告终。

依据程绍刚译注的【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在这谈判过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方建议荷兰人到非中国行政管辖的地区互市，并主动派领航员帮荷兰人探勘这个非中国管辖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赫然就是台湾，中方还多次告诉荷兰人台湾适合互市，因为台湾并不是中国领土，因而在撤出澎湖前一年，荷兰人早已在台湾建筑城堡，等候中国商船来互市。

依据商周祚对朝廷的报告：「谕令速离彭湖，扬帆归国。如彼必以候信为辞，亦须退出海外别港以候；但不系我汛守之地，听其择便拋泊。」（【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与荷兰人的记载有别的是，他告诉朝廷他只许荷兰人到汛守以外之地候信，杨彦杰解释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商周祚的「羁縻之术」。但不管如何，这段话明白显示台湾并非「汛守之地」，与他说服荷兰人去台湾的理由是一致的。而这也是他有把握将荷兰人引至台湾，合乎当时明朝不准对外开放港埠的政策，不至于获罪的原因。

天启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商周祚卸任，新任巡抚南居益已经到职。「实录」上载有南居益的奏疏，报告红夷仍旧据彭筑城，要挟互市。他认为『羁縻之术已穷，天讨之诛必加』，只有『略抽水兵之精锐五千，列舰海上，以张渡彭声讨之势；仍分布水陆之兵，连营信地，以为登岸豕突之防』。兵部赞成他的主张；熹宗皇帝也有圣旨，着他『督率将吏，悉心防御，作速驱除』 (俱见天启三年九月初五日「实录」)，经一番备战之后，终于在隔年二月二十日展开中荷澎湖之役。这段记录显示尽管明朝当时国事纷乱，但对于澎湖平夷之事，仍非常关心，并非像陈小冲先生所言无力过问。

这场战争历经七个多月，到最后明兵拥众万人，兵船二百艘，而荷兰人只剩下九百余人，且多病伤，可战之船只剩十三艘，势已岌岌可危(巴达维亚城日志)，后来巡抚使出「用间之计」，离间日本人与荷兰人的合作关系(参见兵部题行「条陈彭湖善后事宜」残稿)，在商人李旦的斡旋下，荷兰人竖白旗退出澎湖。这场战役显示巡抚南居益为战事付出极多心血，至少在拮据的财源下，他还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支持，绝非全无奥援，在这情况下，他大可以胜利之师，要求荷兰人退出台海，但他认为「汛地既复，威灵已畅，政不必穷追贪功，失驭夷广大之道也」（参见【南居益奏捷疏】），朝野以收复澎湖汛地，达成任务为满足。没有进而要求荷兰人退出台湾，个中原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