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50周年，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 华盛顿缅怀大饥荒国际研讨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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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乍寒未暖，黄色的迎春花已经悄悄地吐蕊报春。二月十五日、十六日，来自大陆、香港、英国、加拿大、俄罗斯以及全美各地的二十余位中国大饥荒研究专家、学者、教授云集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由劳改基金会(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联合举办的“见证与纪念：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饥荒”研讨会。与会者有《墓碑》作者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饿鬼》作者史学家贝克JASPER BECKER、《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香港大学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共用的墓碑》作者李世华、《人祸》的作者丁抒教授、大饥荒研究者姚监复、宋永毅、郭健等。
今年是大饥荒结束五十周年。持续五年，某些地区甚至持续时间更长一些的大饥荒，造成了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五百万中国人在和平年代死于非命。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由于当局的刻意隐瞒，这场大饥荒的真相至今鲜为人知。不但七零后、八零后会发出：“真的吗？”的疑问，就是大饥荒时期能吃饱肚子的城里人也大多不愿意相信解放后的中国曾饿死那么多人。认为是造谣污蔑，是夸大其辞，甚至有意为祖国抹黑。
漫漫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大饥荒的幸存者纷纷谢世。因此拯救记忆、纪录历史真相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劳改基金会联手传统基金会策划召开这次大饥荒国际研讨会，意在邀请大饥荒幸存者和研究者，共同见证历史、铭记灾难、悼念无辜饿魂、为后人留下珍贵的信史。
“实事求是”是在大陆政府部门随处可见的口号标语。可是由于当局的极力阻拦骚扰，几位收到邀请函的大饥荒幸存者、大饥荒研究者都未能参会，有些人被有关部门谈话做工作，有些甚至被在机场出关时扣留拦截。留下遗憾。
吴弘达 劳改农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二月十五日的会议在华府传统基金会(214 MASSACHUSETTS AVE)举行，劳改基金会创办人、著名人权活动家、劳改研究专家吴弘达，以英文向近百位来宾致开幕词。他以自己作为一名政治犯在劳改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大饥荒的悲惨遭遇。
“1957年，我还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个学生，因为发表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而被打成右派，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从此被卷进无休无止的政治旋涡之中，长达十九年。
那是在1960年，我在北京的清河劳改农场，一顿饭就是两个核桃大的窝窝头，一碗清汤，我的体重只瘦的剩下九十磅了。那么多的人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没有力气呻吟。每天都有人死亡，破被子一裹抬出去，草草掩埋。没有人哭没有人悲伤，谁都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一千多名劳改犯死了五百多人，形成了一个大坟场。
我的朋友陈明‘死了’，被抬出去，半夜他又跌跌撞撞回来了，原来他还没有完全咽气，又爬了回来。农场头头说：‘好吧，看看明天怎么样’。我苦苦哀求领导给陈明申请到了病号饭，就是四两窝窝头。陈明抓起来就狼吞虎咽吃下去，却立即胃绞痛在地上翻滚，疼死掉了。因为长期饥饿，他的胃壁已经很薄很薄，两个窝窝头把胃给撑破了。这是我到今天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自责的事情。”
为了生存，我像牲口一样吃过许多东西，包括青蛙、老鼠、蛇、草根、白菜根等等，用唯一的‘炊具’——每个人都有的洗脸盆煮来吃，苟且偷生。到了1961年，我们被转到葡萄园劳动，大家就开始偷吃葡萄，不偷是活不下来的，人人都在偷。我是一个很好的小偷，靠偷吃葡萄活了下来.....饥饿，让人失去了尊严和人性，还美其名曰要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饥荒往往是人类历史和社会上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中国的大饥荒实际上并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由于政治体系造成的，而且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次饥荒，导致了3500万到4500万人死亡。我们要拥护这样人民连吃饭权力都没有的领袖吗？这就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吗？以后的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时会说，这就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最灭绝人性的一页。”
因此，九死一生从人间地狱里——劳改集中营爬出来的吴弘达于1985年来到美国，成为一个自由人之后，带着圣徒般的虔城多年来致力于人权活动，成立劳改基金会，创办了劳改展览馆，并写作有《昨夜雨骤风狂》《劳改——中国特色的罪与罚》，以及最新出版并在二月初台北国际书展中送给马英九总统的《秦城监狱》。吴弘达是这次研讨会的召集人。
杨继绳：筑百万言《墓碑》准备坐三年牢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调查研究十二年，几乎走遍了当年大饥荒的重灾省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写出百万字的巨作《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在会议上做了《执政者怎样对付危机——大饥荒期间中国家领导人的作为》的专题发言。
杨继绳先生说：“从五八年到六零年，中国农村五风横行，比台风还厉害，所谓五风就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
首先是共产风，就是个人的农民的所有东西，田产、房子、农具、家畜都交给国家集体，甚至包括铁锅盆碗都被砸掉了，逼迫农民去公共食堂吃饭。浮夸风就是吹牛风，亩产几百斤吹成几千斤，上万斤，三万斤，最大的牛皮吹到十三万斤，吹到《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也跟着吹，先后在《中国青年报》《知识就是力量》上发表文章，以“科学的态度”证明只要合理地利用太阳能，亩产定会增产二十倍，还能无限的增长。大科学家的话，让毛泽东相信了，让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杨继绳也相信了。因为钱是当时青年人的偶像。
干部特殊化风特别严重，在农民挨饿的时候，广大农村干部却多吃多占，吃多吃好，农民吃大锅饭喝清汤，干部自己开小灶，家属亲戚也跟着吃香喝辣。用农民的话来说是：‘农民饿得瘦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四川省第一书记李井泉生活腐化，每天看电影，听堂会(给他一个人唱的戏)，吃美食，睡觉。对于四川开始大批饿死人，李居然说：‘要饿死人，就让四川人饿死，这里没有外国人，不会造成国际影响。’甘肃省第一书记张仲良去任何地方检查工作，不吃当地老百姓的饭，都是由专车从兰州饭店送来吃。在甘肃数十万饥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的时候，张说：‘要饭吃甘肃人的习惯’。
杨继绳用粮食部的原始记录资料证明了，在中华大地饿殍遍野的时候，国家仍然有几百亿斤的储备粮，仍然在大幅度的出口粮食换取外汇，购买工业产品。有一个地方开仓救民，被省长知道了，拍桌大骂：“谁再动我的粮食，我就砍掉他的爪子。”以后地区、县都没有权力动仓库里的一粒粮食。河南信阳农民饿死在国家粮仓前，死前悲嚎着乞求：‘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吧。’仅一地饿死百万人。老百姓总是认为只有下面的官吏是坏的，皇帝是好的，皇帝不知道他们的苦，知道了就会来搭救。却不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说：‘饿死一半人，另一半人还能吃饱。’
中国的大饥荒当然和毛泽东的错误领导有关，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中国的极权统治缺乏纠错机制造成的。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杨继绳写完《墓碑》后，找来儿子女婿谈话：“我写了本书，可能会有麻烦，说不定会坐牢三年。但是你们不要怕，不会株连到你们。但我坐牢不丢人，我不是贪官，我是为受苦受难的广大农民说话。”
当笔者寻问杨继绳先生《墓碑》在国内的发行销售情况时，杨先生风趣的说：“不让出版，还借口黄色读物收缴。但是盗版很多，各地都有，就是新疆的克拉玛依都有盗版，许多人拿着盗版让我给签名，我就给签了。一本盗版书七十元，装帧很好。”
盗版是违法的，但是在目前却成了《墓碑》四处销售广为流传的最好渠道，让人也悲也喜。也可以说禁书是对书的最好宣传。
冯客：洋学者四载写出《毛的大饥荒》
冯客，1961年出生于波兰，精通中文，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他所著的《毛的大饥荒》，由牛津大学出版，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于去年九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出版。畅销于美加地区，是想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们不能不读的一本好书。
冯客发言的题目和他的著作相同，《毛的大饥荒》。他是一位优秀的演讲家，完全脱稿，出口成章，在讲台上双手笔划着走来走去侃侃而谈。当笔者会后夸奖他的口才好时，冯客得意洋洋的说：“我是做过准备的，以前我看一个人这么演讲，我太羡慕了，就开始练习，花了很多功夫，才练出一口铁嘴金牙。”
冯客说：“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就说，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要和苏联老大哥比试竞争，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就是大跃进的根源，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此开始。全国几亿农民，不论男女老幼，都变成了毛泽东的战士，战斗在广阔的田野，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疯狂目标不分昼夜的劳动卖命。在广东罗定地区，家庭成员分开住，男人住一个房子，女人住一个房子，根本没有夫妻生活，孩子们也被集中在托儿所，得不到大人的照顾。家庭这种最细小的社会组成部分几乎被消灭了。
吃公共食堂后，粮食成了征服控制农民的武器，干部可以用食堂用饭惩罚任何他不喜欢的人，怀孕的女人、不能干活的老人、病弱的孩子，常常被扣饭被惩罚，干部掌握了农民的生杀权。暴力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有的农民为偷一点点洋芋地瓜，被罚跪被殴打。绑、捆、吊、冻、打是干部经常体罚农民的手段。在死亡人口中，有10%的人口是被活活打死的。”
冯客和他的助手走访了全国各地的档案馆，根据资料了解到，由于瞎指挥风，各地农民私房被占用，被推倒，推倒房子用泥土当肥料，砖瓦锲小高炉，安徽有40%的房子被毁坏，农民和住，几家人住一间房子，有些住在窑洞里。四川有些地区，有近80%的房子被毁坏。
农民想活下来，必须成为窃贼，在麦子尚青的时候，偷一点，揉出麦粒，赶紧吞进肚子里去。可是，许多人为此付出代价，被抓住的干部活活打死，还有当干部的父亲打死亲生儿子的事件发生。人吃人的想象也相当多，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有些人就是靠吃人活了下来。”
冯客基于各地政府为了避重就轻掩盖真相，总是说小说少死亡数字，但公安机关的数字总是多于政府上报的数字50%，因此，冯客得出的大饥荒死亡数字是4500万左右。大饥荒不单单是饥死了几千万人，而且让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大大倒退，文明受到严重的破坏。毛是杀人的最多大屠夫，大饥荒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大饥荒，而是人类的大饥荒，所以，史学家有责任抢救资料，抢救记忆，告诉世人，中国曾经发生的事情，希望冯客的书能够澄清历史的真相。
“今天，大饥荒的后遗症还在。去年薄西来又大唱红歌，是很可笑可悲可怕的事情。”说这话的时候，冯客眼睛瞪的很大，对目前中国社会的普遍失忆金钱至上充满担忧。
李世华：28天一家亡五口，写《共用的墓碑》
去年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作者李世华，《一滴泪》作者巫宁坤教授为其作序，他不无沉痛地写道：“这个小人物的声音，不是他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数以千万计的饿鬼的哭泣和控诉，是千千万万无言的广大中国农民的声言。正因为如此，这个小人物的声音才能惊天地、泣鬼神，为近代中国史铸成一座丰碑。”学者孙立川说：“影响深远的杨继绳的《墓碑》反映的是那场大饥荒的巨大历史悲剧。那么，这本后出的《共用的墓碑》却以沧海一泪般的家庭悲剧为杨继绳的力着做了一个真实的脚注。此书也是中国大陆成千上万个家庭中的一段惨痛的集体记忆。
年近七十岁的李世华是这次研讨会唯一请来的幸存者和研究者，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1960》。他所说的都是亲身经历。“1960年，我十七岁，大年三十从学校回到家里，一家几口人的年夜饭就是一锅红薯叶子汤，一人喝上一碗，第二天的年饭，是一锅黑糊糊的野菜汤。当时我父亲是生产队的保管员，最害怕公社来人开会，一开会就是逼粮食，农民一听开会就心惊胆颤两腿发抖。但是父亲完会从不对母亲和我们孩子们说什么，一个人默默承受在心里。
我大哥的小闺女，还不足一岁，尚未取名，每天夜里饿的哇娃哭泣，但是大人找不到任何能给孩子吃的东西，这个孩子最后哭都哭不出声音来，就夭折了。
当时的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一人一天一两粮，但一两饿不死炊事员，吃到社员嘴里的还不到五钱，还不是米或者面，而是红薯粉烂菜叶子，一个窝头一碗汤。窝头牛眼一样大，社员称汤为‘四眼汤’，自己两只眼，汤里两只眼，汤清得能当镜子照。
我当时在学校里一天发两个窝头，吃饭的时候想着父母，想着小侄女就吃不下饭，节省下一个，攒到周末，窝头都发霉了，我就自己吃霉窝头，把三四个小窝头带回去给父母吃。那时候，同学们最害怕传达室喊接电话——意思就是家里饿死人了来报丧了。有一天，有人喊：‘李世华！电话！’我有预感，我的父亲没有了。
‘我的儿呀！你的大大没有了。再也见不到你的大大了。’一进家门，母亲就嚎啕大哭起来，父亲没有得过病，是悬梁自尽的，之前已经悬梁一次，被家人跪地磕求救下，说我不死了，和你们一起熬。这次因为他看管队里的红薯苗子被饥饿的村民偷吃的越来越少，承受不住压力而自缢。但他坚持‘饿死不做贼。’临死还未不能给家人吃上饭而愧疚。看粮的饿死。
用母亲的陪嫁柜子锯掉腿当了父亲棺材，但是太短，脚还露在外面。饥饿加上悲伤的爷爷天天拄着拐棍上坟看儿子，哭喊着：‘我的儿呀，人家都是儿埋爹，如今却是爹哭儿。’爷爷想死，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结下自己的裤腰带，吊死在窗柩上。
父亲饿死后，母亲也死了。二哥饿的没办法，把小侄女的身体挖出来，剁开，想熬点汤，结果被告发，送进监狱劳改.他当时最高理想就是去劳改，因为听说那里能吃上饭......我叔叔自杀了，婶子也死了。短短二十八天内，一家人没有了五口，可谓天崩地裂家破人亡。
我给他们立了一块石碑，写了这本书把当年苦难的经历记录下来，告诉世人。写作的过程很痛苦，我常常写的泪流满面。我一直就想不通，我们一家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轰炸屠刀下，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为什么会饿死在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要用写作寻找这个答案。”
中外各路研究者发言，为受苦底层农民代言
第二天的会议在座落于1734 20TH NW的劳改纪念馆召开，除了受邀的与会者外，还有一些关心中国问题的普通听众，有一位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太太更是全程听取发言，并积极提出问题和发言者讨论。比较令人遗憾的是，前一天的欢迎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访问，因为有五十美元的报酬和一顿丰盛的午餐，而吸引了不少欢迎者，而来参加大饥荒研讨会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旅居美国的异议作家余杰也出现在听众席内，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金钱和实惠成了人们的信仰。余杰说，关于大饥荒的作品在中国根本无法出版，应该多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并通过网络媒体让更多中国民众知道真相。现在的中国虽然没有大饥荒，但造成大饥荒这一悲剧的中共集权统治的模式，却没有改变。
姚监复，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做了《1958年党内高层反右斗争打开了大饥荒大浩劫的地狱之门》的发言。他说：”编写出版大饥荒的书，研究讨论大饥荒的学术会议都是为了使健忘的中国人，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尊重历史、研究历史教训、防止历史遗忘历史惨剧，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是为了丑化个人和政党。大饥荒的真相和罪责有待继续揭露。”
来自加州大学的宋永毅教授做了《大饥荒中的人吃人现象》，他说：“在大饥荒时期，每省每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发生，有吃死人的，也有吃活人的，大多是亲相吃，小孩，尤其是女孩子，是被吃的群体，就如一个四川老人说的；‘我们村的女娃子都被吃掉了’。但是当局的备案记录措辞非常模糊，吃人形容成‘破坏身体’，因饥饿吃人说成‘生活问题’，吃人的人都被说成是‘地主富农’，其实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有一个妈妈对儿子说；‘孩子，我死后，也没有什么肉吃了，你就把我的心和肝挖出来吃掉吧。’人吃人的案件全国至少有上万期，令人发指。”坐在一边的吴弘达说：“人吃人是最肮脏的事情，是不能接受的。你把它写出来，我就是卖底裤也给你出版，哪怕就出版一本。”
来自波士顿，《悲情大地》的作者姚蜀萍上台做了发言，她作为见证人，见证了大饥荒时期，中华大地众多农民饿死的时期，中国政府却调拨巨资研究发射卫星，基地的研究人员吃的很好，有肉有蛋。海外华侨为之骄傲为之雀跃的时候，却不知“我们的人造卫星是带血的，是以多少农民的生命换取的。值得骄傲吗？我们能忘记吗？”
作家依娃先是介绍了被邀请，但不能亲自赴会的甘肃作家张大发和其作品《金桥路漫》，作者生活在通渭四十年，调查研究十五年，写出七十万言的通渭问题专著，得到李锐老人和杨继绳先生的肯定。依娃做了《母亲，新中国的叫花子》的发言，讲述了家族在大饥荒中饿亡四口人，小脚外祖母带领着母亲舅舅逃荒要饭，最后以嫁人存活下来的故事，控诉了大饥荒对女性对孩子的迫害和罪恶。
研讨会期间，放映了由冯客监制的《毛的大饥荒》和由年轻一代导演王兵导演的由作家杨显惠作品改变的电影《夹边沟》。
杨继绳说：中国人有集体健忘症，但是一个民族忘记历史，不吸取教训，是不可能进步的。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那么才能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两天会议，专家学者云集华府，回忆大饥荒、讨论大饥荒，不是为了掀起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让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笔者相信，这样的大饥荒研讨会终有一天会在那片土地上召开，让数千万饿魂得到慰藉和安抚。也终有一天，大饥荒惨地四川、河南、甘肃、安徽、贵州等地都会竖起一座座纪念碑，以安饿魂，以昭后人。
大饥荒，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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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February 2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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