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民主自由度零的突破

马悲鸣

一，妄人论政

我以前曾多次议论过民主。这次议论的“零的突破”的民主是且仅是指国家领导人的民主选举。

中国的民主从共产党进城前，甚至北伐前，辛亥前一直在喊，但是越喊，中国的现实距离民主越远。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嚷了很多年，但始终不见动静。这其中重要的问题来自反对派的歇斯底里，不给中央的政治体制改革留余地。上头退一步，他们就进两步，直到把上头逼得无路可退，只好重回旧路，而且防范更严。六四就是个明证。

如今中国已经发了财，往下一步就轮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于是又出来很多妄人，如王希啠要求汪洋出来和习近平竞选，杨继绳要求党内斗争公开化，还有一位人大代表九年来不间断地提出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化的提案，但每次都得到99.999%的反对票而无法通过。

这里有立场和方法论的冲突。如果讲立场，一巴掌把中共敢下台，把所有共产党员全都送到雨花台，大概是立场最为坚定正确了。但这种立场顶多就是说说而已，根本不可能行得通。

如果行不通，又要民主改革，那就要从方法论上着眼，而不能再讲立场观点了。

王希啠和杨继绳之妄，在于共产党行禅让制，隔代钦点，甚至世袭制，还有党内斗争是否公开化，那是人家共产党自己的事，你们管得着吗？提出这种设想的人都是僭越。提出官员财产公开法案的人大代表也不想想，这满屋子坐的三千人大代表哪个不是官员？谁肯把自己的财产公开？

所以，要想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用这种思维和方法。

二，自由度=（n-1）

所谓自由民主里的自由，说到底，无非自由度和自由程。所谓自由度，就是指自由的维度，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有个自由度=（n-1)，这是有严格数学推导的，但写到这里大概没几个人能看懂。用通俗的比喻来说，你在单行线高速公路上开车，维度是有的，是1，你可以在这个方向上飞奔，但你的自由度是（1-1）=0，没有自由度，你不可以自由选择方向，否则就撞车了。

你在三条以上车道（车道）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你换车道的自由度是多少？如果你在最左边的高速车道上，你可以保持在这条车道上，也可换到右侧一条的车道上，则你有两种选择。你的自由度是（2-1）=1。以三条车道的高速公路为例，如果你在中间的一条车道上飞奔，则你换车道的自由度是3，换向左车道或右车道，还有保持在原有车道上，则你的换车道自由度是（3-1）=2。如果你在最右边的车道上开车，则和在最左边车道开车一样，有保持原车道和换向左车道两个选择，你的换车道自由度是（2-1）=1，但你还多了一个从出口往右开下高速公路的选择，但你只能在出口下去，不是任何地方都能下高速公路的。所以在最右边开车的自由度比1多一点点，但没有到2。但自由度是只取整数的，故自由度仍是（2-1）=1。

很多国家老百姓是有投票权的，但很多比较专制的国家往往只有一名强权候选人。只有一个候选人的选举自由度是（1-1）=0，也即没有选举自由。有两名候选人的选举自由度是（2-1）=1，三名候选人的选举自由度是（3-1）=2,一百名候选人的自由度是（100-1）=99。候选人越多，自由度越高。选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任何人。但这又造成了一个问题，如果自由度太多，则选票太分散，无法准确计算到代表性。以美国为例，随着选举次数的增多，选民逐渐领会到，如果不把选票投给两大党中的一个，你那张选票就等于废票。于是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两党政治。但第三名和更多的候选人，只要符合参与竞选的条件，仍可列名选票，但几乎没人会把选票投给他们。最终形成了一个自由度基本上是（2-1）=1的选举。美国的选举是自由的。

三，设想中国民主改革零的突破

王希啠让汪洋和习近平竞选共产党总书记是僭越，干涉共产党内政。而且所谓党，就是内斗深藏，对外一致，杨继绳要求中共内斗公开化也是干涉共产党内政的僭越，都是妄言。而且根据王希啠“谁打下天下谁坐”的理论，共产党不让天下还有理了。

但国家总理所管的范围涉及民生，老百姓就有权对总理人选的产生办法说三道四。

那么就从总理人选开启公开选举零的突破。

人大发言人李肇星说，民主是好事，但中国有的地方交通太不方便，所以没办法搞普选。这个说法符合客观实际，可以接受。那把三千人大代表拘到人民大会堂，就不会有交通问题了吧？另外，总理人选需要工作经验，故候选人只能在前任副总理和各省正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中产生。

这个高干集合总数大概不出50-100名。这些人里有当总理意愿者自己报名，并先在这大约50到100人里投一下票。这很方便，不会造成交通阻塞。得票最多的两人在三千人大代表里再投一次票，也不会有交通问题，得票多者出任总理。为了防止失败的一方面子不好看，铤而走险，可出任第一副总理。如果总理出缺，则由这名第一副总理递补。

为了公平，两位候选人各有时间上严格限制相同的在人大会堂投票前的竞选演说。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三千人大代表在投票前不得交头接耳影响他人投票意愿。每个人大代表的投票完全由代表的个人自由意志决定。

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也在总理选举时实现零的突破。出到人大会堂参选的两名总理候选人必须向三千名人大代表公开财产，并留作记录，以备任满时审查任内的清廉与否。如果总理任内出缺，第一副总理顺接总理，则他空出的第一副总理空缺不再开人大选举，而由中共中央提名，人大常委会表决。但该名第一副总理候选人必须在任前公开财产记录。全国上千万的官员，只公开两名总理候选人的财产记录。但这两人是国务院的总理和第一副总理。他们两人无法贪污，就有足够的勇气和嫉妒心去查办其他官员的贪污。

四，其他改革滞后推行

国家主席由共产党总书记兼任还得保持。军队不能国家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改革失控，所有共产党员都被送往雨花台。三千人大代表的出选还得保持现有办法，暂不开放独立候选人的竞选。所有官员公开财产的提案也先别实行。两名国务院总理候选人还是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他们秘密进行的党内斗争给出的结果产生。党内斗争也没必要公开化。

五，反对派的歇斯底里是中国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

以康有为和谭嗣同为首的戊戌改革派图谋围园杀后是导致改良失败的关键。武昌新军哗变导致清室逊位是庚子之变，八国联军迫使慈禧太后改革最后失败的关键。国民党在国会里帮亲不帮理，只要是袁世凯政府的提案，一律否决，让老袁什么都干不成，是他被迫称帝的关键。五四运动让北洋政府丧失权威是最终导致北伐成功，民初宪政失败的关键。46年招开国大以后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闹事，是逼垮国民政府，全民丧失私有财产经营权的关键。右派学生闹事，是迫使老毛把整风运动调转成反右运动的关键。六四是中共被迫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中国三千年未有之民主，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证明，防止民主反对派的歇斯底里，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六，奉劝反对派收敛点儿

自从文艺复兴凡六百年来全世界政治体制的演化消亡，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现行的是个不公平的制度，应该改正。但怎么改，往哪儿改，并不是读了几篇网文就能明白的。最近国际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国民变，导致各民变国原来的统治者被暴民残杀，上绞架，关进囚笼，或者逃亡国外。这固然有他们的咎由自取之处，但经过这样变革的国家只会鼓励暴民继续胡来的勇气和灵感。既然能哄倒前一个政府，也就能哄倒现在这个政府（中国自辛亥到49年就是这样走的）。尚未倒台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眼看着那些“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几乎一夜之间的悲惨下场，自然会对自身改革的前途充满恐惧，而他们又大权在握。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还怎么敢改革？

奉劝民主反对派收敛点儿，不要一味胡来。只要中国开了两名总理人选在人大三千代表中的投票，实现民主自由度由（1-1）=0到（2-1）=1的突破，就得接受。不能再“共产党不下台誓不罢休”，或“不杀尽豺狼绝不下战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