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锐之《长期对抗》一文，在网上流布甚广，其文上下纵横，古今中外，然其要义还在希图诸君明殷鉴以图事功，用心良苦。因其畅言历史，极合国人重历史，汲经验的心理，以此入手，颇收事半功倍之效，奈何黄兄之总结，颠覆史实，寡于洞察，不脱陈陈相因之俗，且有逻辑混乱之嫌，如先有“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尚武民族”的符咒，后有明亡于穷兵黩武之断言，岂非前言不搭后语？
语谓“差之毫厘，幸失之千里”，黄兄的所言，岂止差之毫厘，，则失之万里亦属必然。以余观之，所谓“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尚武民族”实乃“歪理邪说”，不除不能正视听，不除不能扫流毒，不除不能创造新文化。
文史乃小子谋食之暇的业余爱好，忝为之，就教于黄兄。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吗？
果真如此，黄兄就一棍子把中华民族“打死了”，且也没有复兴的希望了！
黄兄说“从来”，那我们就找找源头吧！
一、从传说时代到先秦时代：“昔者神农伐神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灌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霸。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那里有有用战争的呢？）
《诗经》是最古老的文献之一，且非一人一时所作，从诗经里我们得不出“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尚武民族”的结论：《周南. 兔且》《邶风.击鼓》《卫风. 伯兮》《郑风.清人》《齐风.猗嗟》《秦风.小戎》《鹿鸣之什.出车》《南有嘉鱼之什.六月》《荡之什.江汉》《荡之什.常武》《鲁颂.泮水》等诸多篇章，充满了“时维鹰扬”之气，赞美的是“王奋厥武”“如雷如霆”的去“经营四方”，《诗经》中无楚风，以楚辞为楚风，则当首推屈原，即使那常流泪不止拈花惜草的屈原尚起武来也是惊天地泣鬼神，“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如果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那至少有3000年历史是尚武的——至少在先秦是如此，黄仁宇先生引述说“中国在先秦，毫无重文轻武现象‘军事部分不令在政治机构中被尊重，而且认为有高度价值’见于FRANK.A.Jr.Kierman.Phases and modes of Combat in early china.chinese ways in warfare.eds”。
二、汉唐时期：汉唐是尚武的，本人在《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一文中已有叙述，此不赘复。
三、宋明时期：从传说时代到唐，约4000年间，吾民族不仅文化昌盛，且武功卓著，如《易》所言，弧矢之利之以威天下。故黄兄应将“从来”去掉，改为宋明以来吾民族即不是一个尚武民族则十分妥贴。
至宋，吾民族武运不再，故然有“偷来的锣敲不得”的因素，根本还在于“人心解体”，所谓“兵魂消尽国魂空”，黄兄的“经济是军力基础”的论断，用之于宋明，则大谬矣！
关于经济与军力的关系，恩格思在《反杜林论.暴力论》中早有明晰晓畅的分析，一百余年后，此一论断不特不减，反呈与日俱增之势，故从一般原则上，本人承认并十分重视这一论断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则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宋在十一世纪上半叶，财政收入即已达1亿贯以上，七个世纪后，整个欧洲的财政收方达到此一规模。
宋拥兵百万，“治平间之后，凡一百十六万二千”，放眼当今世界，又有几国能有如此之众的常备军？
打仗费钱，赔款就不费钱吗？
“宋岁输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吊聘问赂遗近幸倍，宋何以为国？”（颜习斋语）因此，用“经济是军力的基础”分析宋之军力，岂不谬之千里？
宋武功孱弱，除政治上的“右文而贱武”和中央集权太过其度，从上到下，从面子到里子都酣嬉太平，“尤厌言兵”，且“顾以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王安石），“宋人苟安已久，闻北风而占粟”（颜习斋），故有苏轼所说“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
至于明朝，更不足论，宋时虽屡战屡败，终还有几个壮心不已，如陆游、辛弃疾、乃至李清照“说到胡尘意不平”，尚存一息“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慷慨，但已是汉唐边塞诗的余韵绝响，到了明朝，边患、倭寇日炽，但在做为社会“感觉器官”的诗人中，则再也不见一丝一毫的汉唐遗风。
黄兄说明朝穷兵黩武，实乃颠倒黑白，只要看一看历史疆域地图，就知明朝的可怜与耻辱，一个穷兵黩武的王朝会只有巴掌大的一块疆域吗？
做为异族征服者的满清皇帝是如何看待明朝穷兵黩武的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福临在遗诏中告戒八旗子弟：“县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清史世祖纪）有偏用文臣而穷兵黩武的吗？偏用文臣，只能穷兵，黩武则是奢谈。
玄烨没有遗诏，但死前三个月谕令大学士说，“有人谡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於训练之所至也”（清史圣祖本记）当也是深鉴明亡之教训，对子孙谆谆告诫。
明有三十六年不早朝的皇帝，颓废不举，精神靡烂，已是君之病在骨髓，鬼神莫能治，再争取多少时间也是苟延残喘，对此当时的、现在的历史学家都有认识。
“从最近的历史说起，在清明之际，中国以土广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民族，但却为局处一隅的满洲的野蛮民族的所击败，毁灭，这是什么原因呢？于是有识力，有热力，有魄力的学者，如张煌言、王夫之、顾亭林、黄梨洲诸先辈，知道了即使不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有了毛病，至少也得是中国的旧时文化不能应付新现实”（《怎么推动地方救亡文化》）
身为二十一世在美学人，竟不如明清之际在荒山中的遗老，不明了“即使不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有了毛病，至少也得是中国的旧时文化不能应付新现实”，竟以穷兵黩武观之，岂不可叹！明史专家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到“到于明朝，……重文轻武，也史无畴匹”，且完全遗失了武士传统。若一个民族完全遗失了武士传统，又怎能穷兵黩武？
余以为，黄兄之“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尚武民族”乃是言由心出，是陈陈相因之于黄兄的沉圬，黄兄又持此符咒，念念有词，广为传布，以使陈陈相因复相因陈陈，不破此魔障，断不能击浊扬清，有一清朗健雄的精神境界。
余猜测，黄兄此一陋见，大概是源于儒家，确切地说是来自被异化、被阉割的儒学——宋明理学，当理学刚刚兴起，还未取得统治地位时，也是大儒的叶适就尖锐指出：在边患频仍，存亡绝续之际，士大夫们却耽于心呀、理呀、性呀！实乃亡国之音！不幸的是至今相当多的人还把儒家一家之言当成中华文化主体，更为不幸的是把儒家的一个最颓废的变种——宋明理学当成中化文化的精髓，黄兄附理学而起舞，实是不幸中的不幸。
宋明理学对于原始儒学而言，也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诗经就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孔子也是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经宋明乡愿的颠覆，做为中华文化一支的儒学也成了瓦砾场，然“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鲁迅）。
黄仁宇对宋明理学是轻视的，并认为“尤不能以它代表中国人民族性格”楚图南先生在抗战时写了大量痛斥宋明的文章，他认为“宋明时代一部分学者高谈‘理学’、‘心学’在当初只是不注意现实——蔑视事功、也不谈生活、最后简直是束书不观、游谈无垠了。”，结论是“宋明之亡，这些学者是不能不负一部份责任的！”
“中国之贱兵久矣，而自宋以还，其贱弥甚”（梁启超）其遗毒之深，深入骨髓，以至积非成是，在思想上画地为牢，今人倘合力撞击先秦汉唐之黄钟大吕，是否震悟大千，尤未可知，若再倡言“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尚武民族”，不特不能扫除宋明之靡烂，更不能激活先秦、汉唐之优秀文化，创造新文化以搏击于沧浪之上，更是无从谈起。
“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殷鉴不远，符咒当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