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释：王立军方励之夜奔之异同（1）

主题是分析王立军的夜奔与当年方励之的出走之间的差异，但必须肯定其间存在的相似。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帝国主义国家使领馆，接纳refugees，这是基本相同点。王方二人都曾是中国专政党的党员和干部，又都感觉到自身生命受到威胁，evidence of hardship，在自己的国家政权之下，所以提出避难的要求。

Refugee 和 Asylum，既是个案考虑，也有外交因素。这二者在西方的文化和政治中，都有长久的传统。如果不考虑政治和外交，那么这是西方对“多数暴力迫害”的自我制衡，是社会的包容机能的最基本的表现。试设想，“新中国”的国家暴力史上，如果社会有这种，即使是最原始的最低级的机制，则在“肃反”和“反右”的“多数暴力迫害”中，多少生命可以免于惨死，多少家庭可以免于破裂，“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祸可以免除。

中国，中国的社会，缺的恰恰正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可以自持的社会，一个可以自定的社会所必需的生命之力。

生命的考量，不是中国和中国人的首要的和首先的考量。

所以，王立军和方励之，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首先考虑到的，是“走西方人的道路，让邓小平，或者薄熙来，去说吧”，因为西方人的道路，是一条活路。

当然，最大的不同,在于结果。方被庇护，王被拒绝，个案必须要有个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