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评新闻150）
最近由于出现了王立军、薄熙来的违法、违纪事件，在海内外一些“唯恐中国不乱”的别有用心者（包括想趁机推行也未必正确的“改革”政策的人，以及想藉此分散民众对自己劣迹穷追不舍的注意力的一部分贪官污吏在内）的煽动、蛊惑下，让社会产生了不稳定、不和谐的迹象。使政府感到紧张不安，由人民日报出面发表文章，千方百计地强调要“稳定、和谐”和“统一思想”。可以认为用心良苦，动机绝对正确（因为完全符合物理科学中有关“力的合成原理”。但是其效果却值得商榷，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太多的痛苦经验和教训了。远的不说，仅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余年来，就发生了“反右”“文革”“四五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等、重大不和谐、不稳定的动乱。值得我们反思、检讨，以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其实，就字面而言，稳定可以分为“动态平衡（原子内部）”和“静态稳定（固体形状）”两类。根据“生命在于运动”的科学观点、客观地看。一个健康、正常的人类社会，应该是始终处于自然的“动态平衡”之中。可惜建国以来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总是企图以自己的主观意愿，来改造社会。而在发现事与愿违、达不到预期目的时，又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来强行维稳。比如他当年企图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来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旦局面发展到不可控制、无法收拾时，马上又以“反右”来压制言论，形成“万马齐喑”的状态。经过几次的同样反复，终于以“文革”的彻底失败告终，却为党留下“刻意维稳”的传统。到了邓小平时代至今，在经历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更把“维稳”当成“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现在终于把自己置于尴尬被动的境地。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不但不能正确总结出陷中国社会于“历史周期律”宿命的根本原因，只知一味把责任推到前政权的贪污腐败身上。却始终没有找到、或掌握一个科学到可以“以理服人”的政治或社会理论。终于重蹈覆辙，陷自己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同样尴尬境地。只能寄希望于“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了！

请看十年前发表的老文章：高压锅、叫壶和言论自由

记得在大陆生活时，後来有一段时间使用罐装液化气作燃料。虽然清洁又方便，但是计划供应而且连容器钢瓶在内，加在一起重量不轻，换气不易。所以为节省起见，多买一高压锅用来做饭、或烧煮其它不容易煮烂的食物，的确收到省时省燃料的明显效果。但是用高压锅有一定危险，笔者就遇到过一次，当时在煮粥，可能因为数量太多或事前没有检查安全阀的畅通。结果过程中突然听见一声巨响，到厨房一看，生铁炉架被炸去一角，高压锅已经“身首分离”地落在地上，而里面的米粒则全部象 “天女散花”般地布满天花板（锅里反而一粒不剩）。幸好当时无人在场，否则後果不堪设想，事後想起还害怕不已，相当一段时间都没有敢再买一个新的来用。

来美後，可能因为鼓励消费甚至到了不在乎“浪费”的地步，再加上其的确存在的危险性，所以很少看到再有人使用高压锅（虽然还是可以买得到）。但是却发现这里大多数人用的烧水壶，都是一种在壶口上带有一个哨子的“叫壶”。当水开後，产生的蒸汽通过就会发出叫声，除非有人前去拿开或熄火，否则就一直叫下去直到水烧干为止。由于发出的声音并不悦耳，所以没有“催眠作用”，足以提醒许多可能忘记它存在的危险发生。 据说当初的瓦特就是受到水壶盖因蒸汽而跳动的启发，发明了蒸汽机。笔者愚昧，没有老瓦那样的天才。只是受中华文化强大的联想功能之赐，从这两个现象想到了今天海峡两岸的“言论自由”。

中国自古就有“上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之说。只是心根本无法禁，比如公主长得很美丽，可以不准人碰，不准人看，甚至不准人谈，却无法不准人心里想跟她“上床”。结果社会只能靠反复那些皇帝、圣贤或道德家自己都做不到的说教，压制任何质疑反对的言论和行为来进行治理。久而久之，养成了靠谎言和专制进行统治的习惯。即使民国以後也没有能够突破开放真正的言论，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後期，还是要老百姓“莫谈国事”。而到了共产党毛泽东时代，从反右开始，正式实行以“言论入罪”，最後到了“文革”期间，居然能够提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谁反对就打倒谁”口号，更将这样的传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当前海内外总是喜欢把压制“言论自由”的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身上，却根本不考虑自己文化形成的特殊条件（没看见那里连计程车司机谈起政治，恐怕都足以当议员或人大代表的）。所以是一种文过饰非、推脱历史传统责任的说法，既过分夸大老毛和共产党的能力，也完全不符合历史，更对那个国家的未来毫无益处。

其实，中国起码从秦始皇以来，每一个朝代的言论环境就象一个“高压锅”，开始时无论里面煮什麽东西（具体制度、国情）都跟一般锅一样，没有什麽特别。这就是很多朝代的开国、中兴时期的礼贤下士、广开言路、从善如流的“太平盛世”。只是因为天性（自私、贪婪、好色等产生腐败的因素）使然，在权力的包庇纵容下，日益增长扩大，最後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和稳定，引起民众的不满。这样的“不满”，通过具有特殊强大功能的汉文字和语言制造出来的“言论”，来扩散传播和积累，最後成为破坏政权威信，制造支持反对者推翻其统治的舆论，和励革命力量的源泉。使得所有当政者都不敢忽视，终于形成那里总是靠自己的“谎言”、和对反对者“禁言”这样“双管齐下”的统治传统，制造出类似“高压锅”的环境，大多数时间看起来很“稳定”，但是内部的不满的能量却在积累，直到那个统治“高压锅”一旦承受不了那个压力时，就会产生破坏性的“爆炸”—武装暴力革命。那里大多数朝代的更替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名言“反动派不打不倒”的根据，因为那里从来没有靠舆论影响政府的习惯。连今天的中文网路都是如此。除了打文字官司取乐、相互抵消影响外，从来没有看到建立足以影响政府的一致舆论（或者说真正能够影响政府的舆论，都被“删除”了）。可惜中国领导人总是“当局者迷”，只知一味向他们的各朝前辈们学习制造、使用“高压锅”，却不接受那个“高压锅”最後都是以“爆炸性”完蛋收场的教训！

不过现在出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和大陆同文（包括“台语”都是中国某省的地方语种带过去的）同种的台湾。尽管他们在极力想跟中国“脱离关系”，但是从精神文化上来说，总是要象那个齐天大圣 “孙猴子”一样，怎麽变那根“猴子尾巴”还是要露出来的。

这不，为了增加两岸的言论自由的“对比度”，台湾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程度，同样从另一方向达到“登峰造极”。从未破大案的办案内情、政治名女人亲自表演“打真军”的春宫录相，到关系政权安危的外交贿赂内幕，都可以成为百无禁忌的公开内容。真是“想说什麽说什麽”，大概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连西方民主社会也要“自愧不如”的程度。但是这样的“言论自由”，对改善、提高那里政府和社会的品质又起到什麽好作用了吗？不仅除了“白晓燕撕票案”因为凶手肆无忌惮地继续作案而“恶贯满盈”地自投罗网外，其它如“县长官邸血案”、“民进党女高层被奸杀案”、 “尹清枫军售丑闻被杀案”等绝对够得上国际档次的大案、要案一个都没有破。“兴票案”、“拉法叶舰采购佣金案”和“前总统夫人转移七千万美金疑案”等，也无一能象当初尼克松总统的“水门案” 那样地“水落石出”。难道我们可以认为那里“洪桐县里没好人”？否则怎麽能够认为这样的“言论自由”，对社会起到正面的积极作用呢？当然，全盘否定也是有欠公允的，因为那里的“言论自由” 起码起到了“叫壶”的作用，象一只毫无乐感、但叫起来你想不听都不行的“叫壶”！ 整个中华民族现在就在不断改进“高压锅”的承受能力，和“叫壶”的灵敏度过程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