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景展望

1、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将力保中国稳定和制度的合法性。

按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可达到的增长水平，最快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重返两百年前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而在于全球化时 代，中国的制度模式在国内外将具有不再被挑战的地位。就如同今天的美国，虽然是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其制度仍不被国内外所否定。这样中国将从过去“经济 发展导致政治稳定”的阶段过度到“政治稳定未必一定依赖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即达到西方现在的“发达阶段均衡”，虽然经济停滞，但仍可保持社会大致稳定， 不会出现中东的变局。在更充足的经济因素下，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绿色发展指标首次占全部指标的一半以上）、社会保障、能源（包括储备）、人口老化问题 都可以从容地解决。特别是考虑中国勤奋的国民性，推迟退休时间、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都比西方更为容易。

2、中国成功的独特政治制度，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

客观来讲，任何国家都会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关键是其实行的制度能够有能力化解以及有能力承受试错成本。

中国的制度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定期的换人而不换党。这和西方定期的换人换党、阿拉伯世界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两种制度模式不同。西方的模式可以实现制度的灵活性，但无法实现制度的稳定性。阿拉伯世界则具有稳定性，但缺少灵活性。只有中国的制度兼具两者共性。

从具体实践看，西方民主制度的运作成本过高，需要全国动员，耗时、耗资巨大。而且领导人产生后，其委托代理成本过高：领导人不过四年或八年的任期， 追求短期效应，甚至贪污自肥。此外民主制度要求大众参与，从而使得政治平庸化，也很难产生优秀的领导人。同时为满足大众的福利贪欲，国家债台高筑，严重的 甚至导致国家破产、社会动荡。而这种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极易演变为政党不断恶斗、效率低下，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无法满足必须迅速决策的全球化时代的要 求。

而阿拉伯世界的制度模式，优点在于权力的传承成本很低（血缘），而且权力的运转没有委托代理成本，能够制订长远的战略，只要最高领导人英明，政治就会清明。但缺点是领导人的选择面过窄，无法保证总是有能力的人接掌权力。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 制”。到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 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年龄限制、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 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对台 新政十年以贯之就是一例），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 众贪欲，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对中国制度模式最大的质疑在于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避免滥用权力。这除了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得人心者得天下）、体制内存在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监 督手段（如纪检委、党内竞争）对权力的制约以及一个执政团体下的“绝对责任”----多党制可以把责任推到前任或者反对党的杯葛，但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 执政党承担全部责任，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手机）时代的到来，中国在内外都受到了及时有力的监督。

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信息流通实现了瞬间化。中国国内的问题能得到及时的曝光，从而迫使执政党采取更为透明和开放的治理方式，达到对权力的制 约。全球化时代，使得世界可以更容易的围观中国，尤其是仍然主导全球秩序的西方。比如，九十年代西方热炒谁来养活中国人。结果到今天，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5.7亿万吨，占全球的22%，而中国人口仅占全球的19%。 再比如，2001年西方热炒中国将因为银行无法承受的坏债而崩溃。结果，到现在中国各大银行的赢利能力全球居首。而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三百多家银行破产。 当然并非所有的国家可以受到西方如此不同的“关爱”，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国家要足够大，二是双方体制不同，三是这个国家即使不是西方的敌人，但也没 有臣服于它。可以说，从全球的角度讲，西方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角色。而中国却又无需付出多党制的巨大成本和代价。

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就是大陆、香港（以及澳门）和台湾三方的制度竞争。为了使国家统一更为顺利，更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中央政府对台湾和香港均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制度不同，自然就事实上形成了各方的制度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只有在制度层面上表现的更好，才能对台湾和香港（以及澳门）产生吸引力。

结论：未来十年，虽然国内外发展环境在恶化，但中国的表现仍将优于欧盟和美国，并极有可能十年以后在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国力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