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可篡政，水足复舟
——北京屠城廿三年祭之三

题目中的八个字，既是中国历史周期律的总结，也是今后发生转折的方向。

说到枪和水的历史作用与分工，论者以为在于水的柔性：民意只能给出社会对暴政承受能力的指标，但不能转化为改变历史的直接契机。历史的实际步伐，于是每每须借助“暴力的接生婆”——枪杆子里出政权，造就新的政治寡头。

把推动历史的handle交回人民手中的，是近代历史的唯一社会结构转型———民意选举。

非暴力地调整社会内部关系——由民意决定，而不是由军委主席手中的枪杆子决定——这只能说是民主优越于军事独裁的唯一长处。

人们常说，民主的精髓是“权力制衡”，好像三权分立是由政治家之间产生相互制衡是唯一可行的。其实，基层的广大民间意愿对上层建筑的政治寡头的权力欲的决定否定权，才是制衡权力的最基本出发。

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一条，完成了权力制衡的封闭环。而在此之前，权力是一个单向的驱动，必不可免地导致朝代周期。

当年毛在延安窑洞中的“权力分享结束朝代周期律”的高论，其实，只是他用“将来联合政府中的官位”来吸引各民主党派“自愿上钩”的诱饵。事实证明，官可予之，亦可取之，“权力分享”无论在高论当时，还是十年后的“反右”中，在枪和水的根本对立中，纯粹是一句空话。

中国，继续枪的暴力游戏，还是排除暴力对政治的绝对干扰，完成非暴力的权力制衡的封闭环，是六四以来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最根本选择——即在继续听任中共的所谓中央军委主席的绝对权力，与完成“军队国家化”和民主直选的双重政治改革之间做最后抉择。

二十三年之后的民，中国人民，仍旧丧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其似水柔性，似乎仍旧不足以顺利实现这一政治转型——那么中国就仍在“枪可篡政，水足复舟”的轮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