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三百年前台湾西岸大纵走
文/杨和之

就有文字纪录的历史而言，位於西太平洋岛链中央的台湾，在可信的纪录上算是出现相当晚的。自一五四四年葡萄牙海船由东岸经过，因惊艳而命名为「Formosa」後，西方世界才渐渐晓得有这麽个岛，距今不过四百多年而已。西欧各国悬隔万里，这麽晚才知有此地不足为奇。然而仅仅隔著宽才一、两百公里的海峡，且早在汉代时，航海技术就相当发达的中国人呢？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於这个东南海外大岛印象一向都很模糊。尽管自秦汉以来，历代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记述，但多半都语焉不详，甚至所指的究竟是不是今天的台湾也往往很成问题。例如《隋书．琉球传》所讲的究竟是今天的台湾、还是琉球？宋代曾到澎湖和泉州沿海劫掠的「毗舍耶国」，到底是在今天的台湾、还是菲律宾┅┅等等，都还有许多争议。况且绝大多数记述都得之於传闻，不是执笔者亲见的，难保无失实之虞。

最早亲履斯土而留下文字纪录的中国人，可能是元代的汪大渊。他在《岛夷志略》中提到曾登「琉球」的「峙山」（大概是今天高雄的寿山），并略述其地的物产和原住民的猎头之类习俗。可惜文字过於简略，没能说得很明白。

一直到差不多四百年前，一位福建连江籍的「备役上校」写下了《东番记》，才算有了比较贴近的观察纪录。万历三十年底（一六○三年初），致仕游击将军陈第以类似「军事顾问」的身分，随同当时驻金门的把总沈有容追剿倭寇来此，《东番记》是他对这个岛的认知，也是中国人对岛上风土、民情最早的比较具体描述。然而陈第游踪所至，仅及於今天的台南、高雄沿海附近，且滞留的时日不多，是以《东番记》无论深度、广度皆受到相当的局限。

再过二十一、二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在今天的台南安平一带建立了贸易、殖民据点。不久又有西班牙人接踵而来，在今天的基隆、淡水等地筑城据守。荷、西双方一些殖民地官员、传教士等，对岛上的种族、风俗、地理、物产等，做了不少专门或附带的描写，不管在数量或质量方面，都是同时期中国人无法相比的。这固然是荷、西在这个岛上政治居於优势的关系，但也因为当时在台的汉人，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讨生活而来此从事商、耕、渔、猎的「普罗大众」（号称「台湾文献初祖」的宁波人沈光文是极少数的例外），难以企盼他们能留下堪与洋人相提并论的著述。

接著许多不甘臣事清廷的明朝遗老，先後追随郑成功父子来台，他们的文化水平自然够，也留下一些片段的诗文。然而因为郑氏政权在台湾仅仅维系了二十二年，改朝换代後，几乎所有文献都散失了。当年流寓的那批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是否曾有人写下够分量的观察纪录，今天已经不得而知。

物换星移，《东番记》成篇将及百年之後，西班牙人、荷兰人的势力早就被逐出岛，明郑政权也已覆亡了十馀年，才有另一位从福建来的师爷写下了《裨海纪游》，记录了从今天台南到北投的一路见闻。这是描写三百年前台湾西部沿海地区概况最一手、最具体的著作。

遗憾的是，我们对本书作者郁永河的了解，竟还远不如比他早了一个世纪的陈第。甚至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还是从《裨海纪游》一书中梳爬推断的。再加上从一些方志、笔记上找到的不多记述，仅能简短的介绍其人如次∶

郁永河字沧浪，浙江杭州府的附郭仁和县人，最高科名是本县县学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仅有丁绍仪的《东瀛识略》说他是「明经」（贡生）。但其书成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这说法出现太晚，不知何所据而云然？非常不可靠。

清初缘明制，如果不曾中举或出贡，一个光杆生员是没有任官资格的，大概因为这样，他只能以游幕为业，屈身为现职官员的幕宾，俗称师爷。

明清各级官守都聘有幕宾，协助主官处理公私事务，依所承办业务性质，而有刑名、钱 、书启、西席等等不同分工。不过，我们无法从《裨海纪游》中判定郁永河到底是哪种性质的师爷。

据他自己说∶他在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春天进入福建，抵福州落脚。约半年後离省城出游，次年回福州担任本府同知王仲千（仲千应该不是本名，而是字号）的幕宾。到福建的原因是否应聘？担任王同知的幕宾之前，是否替其他官员服务过？我们一概不知。只知道接下来的五年当中，他多次赴闽西的邵武、汀州各府公干，趁机游历了各处山川形胜之地。

另外，《裨海纪游》中提到三十年前曾经在天雄（河北大名）、邺下（河南临漳）待过，并与当地士人交往；而且书中还一再感叹年老体衰。那麽，他到台湾来的时候至少应该已经五十好几了。

促使他台湾之行的导因，是在担任王同知幕宾五年後发生的火药库失火事件。那一场火，将福州府库存的五十万斤火药烧得精光。灾情报到朝廷，皇帝下令要「典守者」赔补，郁永河的老板王仲千可能就是该负责的官员。依照清初府的体制，知府辖正五品同知、正六品通判若干员，分管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等专务。管理火药库应该是王仲千的固定分工，必须负责补足损失，所以郁永河才得到这次来台的机会。

台湾北部出产硫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就提到了，可见元代的中国人早已经知道这个事实。明嘉靖年间郑舜功的《日本一鉴》中，还绘有台湾岛图（他称为「小东」岛），岛上有「鸡笼山」，并注记附近产硫。万历年间张燮的《东西洋考》也说鸡笼淡水的形胜有「璜山」∶「琉璜气每作火光，沿山躲铄。」百年之後，清朝的福建省官员当然更清楚了。

硫磺是制造火药不可或缺的成分，既需采办，则台湾是个优先考虑的地点。一则是一帆可达，交通运输不成问题；再则同是隶属於福建省的一个府，公事协调和必要支援都方便，因此，郁永河和王云森两位师爷就奉命办理这件事。其整个经过，郁师爷在《裨海纪游》中说得很详细，不多赘述。

启程将近十个月之後，采硫任务结束，郁永河直接从淡水开航返回福州复命。此後有关他的任何事情，我们一概都不知道。不过，光凭《裨海纪游》这部台湾游记，就足以让他不朽了。

除《裨海纪游》之外，他还留下几种作品∶《伪郑逸事》《番境补遗》《海上纪略》《宇内形势》，全都与台湾有关，但都只是薄薄的几页。很难想像这样一位好游历而又善属文的人物，除了以上这些之外，会没有其他著作，但我们就是不知道。

《裨海纪游》全书分三卷，从受领任务开始，到采硫事毕返回复命为止，共二万四千多字。行文夹叙夹议，大概是觉得徒文不足以 感，故兴之所至常杂以吟咏，这是许多旧文人共有的习惯。

这本书忠实记录了三百多年前台湾西部的面貌，其中有数端值得一提。

首先，是反映了当时台湾开发的概况，当时的嘉南平原经荷、郑多年垦殖，大体上已适宜以业农为主的汉人居住，但过此以往则不然。台中附近是「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见人则矢镞立至」；花东地区是「苦野番间阻，不得与山西通」；中央山脉是「自洪荒以来，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处，血饮毛茹者，种类实繁」，而其目的地淡水地区更是「人至即病，病辄死」。在此情况下，隶役、官弁每以深入「蛮荒」区域为难。非独畏苦怕难，实是攸关生死，人情在所难免。

其次，郁永河自府城出发，中经牛骂社（台中清水）的羁阻、淡水社（台北淡水）的准备，将近一个月後到达今天的北投，开始炼硫作业。其所行经路线，穿越了许多不同族原住民的地域。这些族群之间的语言、风俗，甚至外貌原本差异极大，但今天各族都早已彻底汉化，无复能加以分辨。郁永河虽然行色匆匆，途经的各社往往只是驱车而过，最多是经宿即去，但一路都不断记下所见印象。经由《裨海纪游》，我们可以发现西拉雅、洪雅、帕瀑拉、巴布萨、道卡斯，以及凯达格兰等各族之间是有相当差别的。郁永河只凭惊鸿一瞥，就留下如此详实的资料，其观察、叙述的功力之高，不得不令人叹服。大多数比他时代晚得多，且後来宦、寓此岛历有年所的作者，他们笔下所描述的台湾原住民情况，还远不如他的细腻详确呢！

再就个人的胸襟器识而言，郁永河虽和当时一般汉人一样，有时不免会有些「大汉沙文主义」，但在行文中，处处可见他尽量排除根深柢固的成见。比如经过西拉雅族的新港、嘉溜湾、麻豆等社时，不吝称赞其「嘉木阴森，屋宇完洁」；至洪雅族的大武郡社，见「三少妇共舂，中一妇颇有姿；然裸体对客，而意色泰然。」笔下绝无贬意，竟有无怀、葛天遗风之感。只有这样不怀莫名其妙优越感的人，才能欣赏原住民文化的朴质之美。

他还是个人道主义者。对一些在原住民各社中负责对外联络、仲介的通事，每藉原住民语言隔阂、不谙法令的弱点而上下其手，盘剥自肥的行为，他一再表示痛恨，直斥之为「社棍」，不因同属汉人而「胳膊往内弯」。这种公正态度，更增《裨海纪游》内容的可信度。

另外，《裨海纪游》还记录了一些有关郑成功祖孙三代的传闻，多有他书所不载者。其中部分虽未必完全正确，但至少代表清领初期，他所接触的仕台官员及流寓人士的看法。

当时距郑氏灭亡不久，郁永河来台的前一年，岛上又刚发生过吴球、朱 龙的「谋乱」事件，这是清领之後台湾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变（在此之前至少还发生两次，只是没闹得那麽大）。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气氛甚为敏感，因而他在提到明郑时，依清朝立场不得不特书「伪郑」，但字里行间对郑成功的孤忠大节一直都给予高度评价。在他的另一篇作品《伪郑逸事》中，更是对郑成功赞颂不置。在其心目中，事实真相远比「政治正确」更重要。

《裨海纪游》这本书很早就有人注意，并一再刊刻传钞。目前所知的可见及已佚版本，至少就有二十几种，还有些著作长篇大段地加以徵引。但因为郁永河不是名人，有些版本的刊、钞者居然不知作者是谁；还有的著录误为「郁永和」；另有署「武林郁沧浪」，竟以字作名（杭州古名「武林」，这籍贯倒还不算错）。有的误以为他是杭州府的另一附郭钱塘县人；有的因《重纂福建通志》中著录其《伪郑逸事》，因而迳自判定他是福建人；甚至还有把「武林」误作「武陵」的，将他的籍贯从浙江搬到湖北，那就更离谱了。

本书书名除《裨海纪游》外，还有改题《渡海舆记》《采硫日记》的；又有误为《 海纪游》《稗海纪游》的。在一些方志及笔记中，则还有称《稗海纪略》《稗海纪游略》《稗海纪游》《采硫日记》的。

书名歧出的问题还在其次，更严重的是许多刊刻、传钞者的随意删、改，使得各种版本内容差异极大，考订校勘势须大费周章。幸而这一繁琐工作，已故方豪教授在多年前就做过了，因而我们只须根据民国三十九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合校本，或省略其校勘按语的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本，就能省下偌大力气了。前辈学人孜孜精研以遗惠於後学者如此，特表出之。

因此，本书的整理就以目前最完善、且读起来最顺畅的「台银本」为底本，仅将一些不经见的古体、异体字改为常用字，俾便於阅读；另有部分断句、标点，因笔者另有意见，遂胆大妄为予以臆改。

尤须补充说明的是，明嘉靖以後，文人笔下多喜以古地望代今称、以古官号代今职、以字号代人名，仕至极品者甚且里籍称之。此风直至清末犹然，郁永河也不例外。因而在整理过程中，尽量将这类称谓予以还原，并在原文下作注，以免影响译文阅读的流畅性。至於其游踪所至，颇有古今地名不同者，则在译文中以括弧说明，俾能一目了然。至若作者偶有误记或误解，以及需要补充叙述者，则加注脚说明之。需更进一步阐述，而稍离本题可能妨碍文气者，则另外解说。

还有，郁永河所至多所吟咏，在《裨海纪游》中，诗作所占的分量颇为不少。因文体特性关系，散文难以完全表达诗词的节奏和韵味；且许多奇语警句一经翻译，往往顿失原来的意境及风采。自愧无能忠实传译，故仍其旧，仅对其所用的较僻典故作注，以便於了解作者的意旨所在。

最後谈到本书的书名。「裨海」的典故出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乃所谓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环之。」司马贞的《索隐》说∶「裨海，小海也。」郁永河大概认为在大清一统之下，台湾海峡只能算是宇内的小海，因而用为这部特殊游记的书题。

★延伸阅读
《裨海纪游新注》
《风中之叶∶福尔摩沙见闻录》
《台湾旧路踏查记》
《台湾踏查日记〈上〉》
《台湾踏查日记〈下〉》

【导读】三百年前台湾西岸大纵走
文/杨和之

就有文字纪录的历史而言，位於西太平洋岛链中央的台湾，在可信的纪录上算是出现相当晚的。自一五四四年葡萄牙海船由东岸经过，因惊艳而命名为「Formosa」後，西方世界才渐渐晓得有这麽个岛，距今不过四百多年而已。西欧各国悬隔万里，这麽晚才知有此地不足为奇。然而仅仅隔著宽才一、两百公里的海峡，且早在汉代时，航海技术就相当发达的中国人呢？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於这个东南海外大岛印象一向都很模糊。尽管自秦汉以来，历代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记述，但多半都语焉不详，甚至所指的究竟是不是今天的台湾也往往很成问题。例如《隋书．琉球传》所讲的究竟是今天的台湾、还是琉球？宋代曾到澎湖和泉州沿海劫掠的「毗舍耶国」，到底是在今天的台湾、还是菲律宾┅┅等等，都还有许多争议。况且绝大多数记述都得之於传闻，不是执笔者亲见的，难保无失实之虞。

最早亲履斯土而留下文字纪录的中国人，可能是元代的汪大渊。他在《岛夷志略》中提到曾登「琉球」的「峙山」（大概是今天高雄的寿山），并略述其地的物产和原住民的猎头之类习俗。可惜文字过於简略，没能说得很明白。

一直到差不多四百年前，一位福建连江籍的「备役上校」写下了《东番记》，才算有了比较贴近的观察纪录。万历三十年底（一六○三年初），致仕游击将军陈第以类似「军事顾问」的身分，随同当时驻金门的把总沈有容追剿倭寇来此，《东番记》是他对这个岛的认知，也是中国人对岛上风土、民情最早的比较具体描述。然而陈第游踪所至，仅及於今天的台南、高雄沿海附近，且滞留的时日不多，是以《东番记》无论深度、广度皆受到相当的局限。

再过二十一、二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在今天的台南安平一带建立了贸易、殖民据点。不久又有西班牙人接踵而来，在今天的基隆、淡水等地筑城据守。荷、西双方一些殖民地官员、传教士等，对岛上的种族、风俗、地理、物产等，做了不少专门或附带的描写，不管在数量或质量方面，都是同时期中国人无法相比的。这固然是荷、西在这个岛上政治居於优势的关系，但也因为当时在台的汉人，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讨生活而来此从事商、耕、渔、猎的「普罗大众」（号称「台湾文献初祖」的宁波人沈光文是极少数的例外），难以企盼他们能留下堪与洋人相提并论的著述。

接著许多不甘臣事清廷的明朝遗老，先後追随郑成功父子来台，他们的文化水平自然够，也留下一些片段的诗文。然而因为郑氏政权在台湾仅仅维系了二十二年，改朝换代後，几乎所有文献都散失了。当年流寓的那批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是否曾有人写下够分量的观察纪录，今天已经不得而知。

物换星移，《东番记》成篇将及百年之後，西班牙人、荷兰人的势力早就被逐出岛，明郑政权也已覆亡了十馀年，才有另一位从福建来的师爷写下了《裨海纪游》，记录了从今天台南到北投的一路见闻。这是描写三百年前台湾西部沿海地区概况最一手、最具体的著作。

遗憾的是，我们对本书作者郁永河的了解，竟还远不如比他早了一个世纪的陈第。甚至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还是从《裨海纪游》一书中梳爬推断的。再加上从一些方志、笔记上找到的不多记述，仅能简短的介绍其人如次∶

郁永河字沧浪，浙江杭州府的附郭仁和县人，最高科名是本县县学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仅有丁绍仪的《东瀛识略》说他是「明经」（贡生）。但其书成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这说法出现太晚，不知何所据而云然？非常不可靠。

清初缘明制，如果不曾中举或出贡，一个光杆生员是没有任官资格的，大概因为这样，他只能以游幕为业，屈身为现职官员的幕宾，俗称师爷。

明清各级官守都聘有幕宾，协助主官处理公私事务，依所承办业务性质，而有刑名、钱 、书启、西席等等不同分工。不过，我们无法从《裨海纪游》中判定郁永河到底是哪种性质的师爷。

据他自己说∶他在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春天进入福建，抵福州落脚。约半年後离省城出游，次年回福州担任本府同知王仲千（仲千应该不是本名，而是字号）的幕宾。到福建的原因是否应聘？担任王同知的幕宾之前，是否替其他官员服务过？我们一概不知。只知道接下来的五年当中，他多次赴闽西的邵武、汀州各府公干，趁机游历了各处山川形胜之地。

另外，《裨海纪游》中提到三十年前曾经在天雄（河北大名）、邺下（河南临漳）待过，并与当地士人交往；而且书中还一再感叹年老体衰。那麽，他到台湾来的时候至少应该已经五十好几了。

促使他台湾之行的导因，是在担任王同知幕宾五年後发生的火药库失火事件。那一场火，将福州府库存的五十万斤火药烧得精光。灾情报到朝廷，皇帝下令要「典守者」赔补，郁永河的老板王仲千可能就是该负责的官员。依照清初府的体制，知府辖正五品同知、正六品通判若干员，分管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等专务。管理火药库应该是王仲千的固定分工，必须负责补足损失，所以郁永河才得到这次来台的机会。

台湾北部出产硫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就提到了，可见元代的中国人早已经知道这个事实。明嘉靖年间郑舜功的《日本一鉴》中，还绘有台湾岛图（他称为「小东」岛），岛上有「鸡簧健梗 K注记附近产硫。万历年间张燮的《东西洋考》也说鸡坏 男蝿儆小歌 健梗骸噶痂珰饷孔骰鸸猓 厣蕉汨p。」百年之後，清朝的福建省官员当然更清楚了。

硫磺是制造火药不可或缺的成分，既需采办，则台湾是个优先考虑的地点。一则是一帆可达，交通咻 怀蓡 }；再则同是隶属於福建省的一个府，公事协调和必要支援都方便，因此，郁永河和王云森两位师爷就奉命办理这件事。其整个经过，郁师爷在《裨海纪游》中说得很详细，不多赘述。

启程将近十个月之後，采硫任务结束，郁永河直接从淡水开航返回福州复命。此後有关他的任何事情，我们一概都不知道。不过，光凭《裨海纪游》这部台湾游记，就足以让他不朽了。

除《裨海纪游》之外，他还留下几种作品∶《伪郑逸事》《番境补遗》《海上纪略》《宇内形势》，全都与台湾有关，但都只是薄薄的几页。很难想像这样一位好游历而又善属文的人物，除了以上这些之外，会没有其他著作，但我们就是不知道。

《裨海纪游》全书分三卷，从受领任务开始，到采硫事毕返回复命为止，共二万四千多字。行文夹叙夹议，大概是觉得徒文不足以 感，故兴之所至常杂以吟咏，这是许多旧文人共有的习惯。

这本书忠实记录了三百多年前台湾西部的面貌，其中有数端值得一提。

首先，是反映了当时台湾开发的概况，当时的嘉南平原经荷、郑多年垦殖，大体上已适宜以业农为主的汉人居住，但过此以往则不然。台中附近是「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见人则矢镞立至」；花东地区是「苦野番间阻，不得与山西通」；中央山脉是「自洪荒以来，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处，血饮毛茹者，种类实繁」，而其目的地淡水地区更是「人至即病，病辄死」。在此情况下，隶役、官弁每以深入「蛮荒」区域为难。非独畏苦怕难，实是攸关生死，人情在所难免。

其次，郁永河自府城出发，中经牛骂社（台中清水）的羁阻、淡水社（台北淡水）的准备，将近一个月後到达今天的北投，开始炼硫作业。其所行经路线，穿越了许多不同族原住民的地域。这些族群之间的语言、风俗，甚至外貌原本差异极大，但今天各族都早已彻底汉化，无复能加以分辨。郁永河虽然行色匆匆，途经的各社往往只是驱车而过，最多是经宿即去，但一路都不断记下所见印象。经由《裨海纪游》，我们可以发现西拉雅、洪雅、帕瀑拉、巴布萨、道卡斯，以及凯达格兰等各族之间是有相当差别的。郁永河只凭惊鸿一瞥，就留下如此详实的资料，其观察、叙述的功力之高，不得不令人叹服。大多数比他时代晚得多，且後来宦、寓此岛历有年所的作者，他们笔下所描述的台湾原住民情况，还远不如他的细腻详确呢！

再就个人的胸襟器识而言，郁永河虽和当时一般汉人一样，有时不免会有些「大汉沙文主义」，但在行文中，处处可见他尽量排除根深柢固的成见。比如经过西拉雅族的新港、嘉溜湾、麻豆等社时，不吝称赞其「嘉木阴森，屋宇完洁」；至洪雅族的大武郡社，见「三少妇共舂，中一妇颇有姿；然裸体对客，而意色泰然。」笔下绝无贬意，竟有无怀、葛天遗风之感。只有这样不怀莫名其妙优越感的人，才能欣赏原住民文化的朴质之美。

他还是个人道主义者。对一些在原住民各社中负责对外联络、仲介的通事，每藉原住民语言隔阂、不谙法令的弱点而上下其手，盘剥自肥的行为，他一再表示痛恨，直斥之为「社棍」，不因同属汉人而「胳膊往内弯」。这种公正态度，更增《裨海纪游》内容的可信度。

另外，《裨海纪游》还记录了一些有关郑成功祖孙三代的传闻，多有他书所不载者。其中部分虽未必完全正确，但至少代表清领初期，他所接触的仕台官员及流寓人士的看法。

当时距郑氏灭亡不久，郁永河来台的前一年，岛上又刚发生过吴球、朱 龙的「 y」事件，这是清领之後台湾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变（在此之前至少还发生两次，只是没闹得那麽大）。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气氛甚为敏感，因而他在提到明郑时，依清朝立场不得不特书「伪郑」，但字里行间对郑成功的孤忠大节一直都给予高度评价。在他的另一篇作品《伪郑逸事》中，更是对郑成功赞颂不置。在其心目中，事实真相远比「政治正确」更重要。

《裨海纪游》这本书很早就有人注意，并一再刊刻传钞。目前所知的可见及已佚版本，至少就有二十几种，还有些著作长篇大段地加以徵引。但因为郁永河不是名人，有些版本的刊、钞者居然不知作者是谁；还有的著录误为「郁永和」；另有署「武林郁沧浪」，竟以字作名（杭州古名「武林」，这籍贯倒还不算错）。有的误以为他是杭州府的另一附郭钱塘县人；有的因《重纂福建通志》中著录其《伪郑逸事》，因而迳自判定他是福建人；甚至还有把「武林」误作「武陵」的，将他的籍贯从浙江搬到湖北，那就更离谱了。

本书书名除《裨海纪游》外，还有改题《渡海舆记》《采硫日记》的；又有误为《 海纪游》《稗海纪游》的。在一些方志及笔记中，则还有称《稗海纪略》《稗海纪游略》《稗海纪游》《采硫日记》的。

书名歧出的问题还在其次，更严重的是许多刊刻、传钞者的随意删、改，使得各种版本内容差异极大，考订校勘势须大费周章。幸而这一繁琐工作，已故方豪教授在多年前就做过了，因而我们只须根据民国三十九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合校本，或省略其校勘按语的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本，就能省下偌大力气了。前辈学人孜孜精研以遗惠於後学者如此，特表出之。

因此，本书的整理就以目前最完善、且读起来最顺畅的「台银本」为底本，仅将一些不经见的古体、异体字改为常用字，俾便於阅读；另有部分断句、标点，因笔者另有意见，遂胆大妄为予以臆改。

尤须补充说明的是，明嘉靖以後，文人笔下多喜以古地望代今称、以古官号代今职、以字号代人名，仕至极品者甚且里籍称之。此风直至清末犹然，郁永河也不例外。因而在整理过程中，尽量将这类称谓予以还原，并在原文下作注，以免影响译文阅读的流畅性。至於其游踪所至，颇有古今地名不同者，则在译文中以括弧说明，俾能一目了然。至若作者偶有误记或误解，以及需要补充叙述者，则加注脚说明之。需更进一步阐述，而稍离本题可能妨碍文气者，则另外解说。

还有，郁永河所至多所吟咏，在《裨海纪游》中，诗作所占的分量颇为不少。因文体特性关系，散文难以完全表达诗词的节奏和韵味；且许多奇语警句一经翻译，往往顿失原来的意境及风采。自愧无能忠实传译，故仍其旧，仅对其所用的较僻典故作注，以便於了解作者的意旨所在。

最後谈到本书的书名。「裨海」的典故出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乃所谓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环之。」司马贞的《索隐》说∶「裨海，小海也。」郁永河大概认为在大清一统之下，台湾海峡只能算是宇内的小海，因而用为这部特殊游记的书题。

★延伸阅读
《裨海纪游新注》
《风中之叶∶福尔摩沙见闻录》
《台湾旧路踏查记》
《台湾踏查日记〈上〉》
《台湾踏查日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