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屠城廿三年祭之十

　　北京政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几近完全的朝代周期律的轮回：从一个崭新的政权开张到一塌糊涂的腐败，不是千年轮回，也不必百代遗传，它，只不过是前三十年的河东方过，后三十年的大限也就在“崛起”声中，河西已极;它也可以说是一部谎言大全的自我穿帮有术：前执牛耳何恭，后执牛刀何倨?

　　时当1949，“诸侯盟，谁执牛耳?” (《左传·哀公十七年》)在共同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中，中共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加盟，于是抛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诱饵，许诺“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其主要原则是指新政权“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

　　可是，从一开始，牛耳之盟，白纸黑字，就是一张空纸，几句谎言。1957的“党天下”的指责，其实不为其他，仅是要求共产党执行与遵循其诺言。

　　到二十三年前，中国人又在指责“腐败的党天下”，指望一个“少或者不腐败的党天下”，可我们的党，牛耳与牛刀的革命的两手俱佳，用暴力镇压保卫了它自我腐败的特权。

　　理解中国共产党者，莫如已经“人间蒸发”的储安平。“党天下”的版权所有人，在他办的《观察》中他曾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国人对于国家的期许和承诺，莫过于此也。

　　同样的话语，用在二十三年前的学子，正是恰如其分，而共产党对于“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也正是以“刀枪环绕”的暴力相向。

　　天安门见证，是从牛耳到牛刀的谎言史，暴力史，和人民仅有的那点正气的抗争史，牺牲史。

　　正气尽杀，天安门前，何处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