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诒

孔子著《春秋》，一字一词之间微言大义，使乱臣贼子惧。20世纪之中国，犹如春秋大梦，又如英人霍氏所称，“极端的年代”。乱臣贼子百年来绵绵不绝，以致细民蒙难，小子枉送性命。笔者无意重叙历史、反弹琵琶，不过举我心目中之荦荦大者，以彰显个人化的褒贬和史观，不敢使后来人惧，只愿在千年之际，以慰吾国百年来死于枪火、死于党争、死于领袖之手的无辜信众，及千万黎民。

● 孙文

“中山”乃孙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为其取的倭国名字，不耻。下文皆以其生身父母为之定夺的名分称为：孙文。 孙文一生居功厥伟，在乎他抓准了一个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因而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有如林肯当年抓准了一个“废除奴隶制”的主题，使得南北战争高歌猛进，掩去了南方各州的自由主义立场、及维护州权和联邦宪制的实质。反过来，又有人讲，洪秀全的失败也正在于此。如果太平天国募集设立的是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而非横空出世的“宗教革命”，恐怕南京陷落之时，曾、左、李、胡早已倒戈一击，十三省黑白两道皆望风披靡也。 可见革命之成败，也全在乎创意及CI，关键要你的旗帜鲜明，击中要害，让信众和黎民觉得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其他枝节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只要冲出一条血路，千年王国便可马上来临。便如商品有了卖点和概念，自然货如轮转，走得快。

但孙文之于辛亥革命，其功绩大半是象征性的。这位出身于夏威夷、拥有吾辈梦寐以求的绿卡的美籍华人（孙文于排华法案期间来去自如，皆凭其米国公民的身份），在海外民运组织“兴中会”中勾心斗角，逐渐取代杨衢云成为第一号党魁。1896年闻名全球的“伦敦绑架案”（清廷驻英使馆秘密绑架了孙文），使孙先生一炮而红，成为世界级的流亡革命家。在海内外革命党阵营中便成舍我其谁的男一号。与此同时孙文开始引起了日本、德国军方和政客的注意，孙先生也于蒙难后在伦敦大出畅销书，硬是将蛋糕越做越大。

武昌起义的领导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孙文的“同盟会”并无任何组织上的瓜葛。“共进会”发起人刘揆一原是同盟会会员，在同盟会分裂后另起炉灶，创建了“共进会”。至于“文学社”则是武昌少壮军人自发的秘密会社，会众遍及鄂军各标、营，因而一旦举事便全军哗变，势如破竹，不像孙文依靠的黑社会暴动徒劳无功。这个组织更与孙文没有丝毫渊源。 武昌首义后形势逼人，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此时，黄兴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此刻孙文正颠沛流离，在科华拉多州华人餐馆洗盘子）。南京光复，各省遣沪代表公 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准备组建临时政府奠都南京。但鄂军功高震主，那 肯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坚持要黎正黄副。革命军分裂在即，黄兴坐镇南京，打“五色旗”，鄂军则打共进会之“十八星·锥角旗”。此时袁世凯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兵临城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一眼看穿形势，指出平定中国之局面，“非袁不可”。 黄黎两人分别电告袁世凯，如愿倒戈反清，将共推其为民国大总统。回国途中的孙文亦作出上述表示。

此时黄黎二人相持不下，收拾革命军残局的人选便呼之欲出。孙文回国后以德高望重的男一号身份总领革命军，黎元洪一清廷叛将耳，无力相争。黄兴则黯然出走。袁世凯一看时机成熟，着手下段祺瑞等42名前敌将领，一封联衔通电，6岁的宣统帝便乖乖下台。 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实在是风云际会，天上掉下个肉馍馍。革命一旦蔓延，全国顿成混战。各省咨议局瓜落蒂熟，接管大权。革命军撕开战局，却无一人具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孙文徒具名望，但手无一兵一卒，于战事又无尺寸之功，十八省军队岂可服膺一流亡书生，上演择贤而王的禅让大典？盖因袁世凯手握重兵，无论实力还是政治威望在当时不作第二人想。是快刀斩乱麻，结束战乱，使帝国迅速平定到民国的唯一人选，也只有这位前相国才能压得住台面，使十八省咨议局雌伏。这一点包括孙文在内，每一个具有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分明。十八省所以达成一致，抬孙文出来，不过是招聘一个有名无实的承办人，去和袁世凯谈判罢了。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也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给清廷和袁世凯做秀，纯粹的“看守内阁”，等于是先开张，把“中华民国”注册登记了，变成空壳的上市公司，好等袁老三北京事了，就来接盘。

后来把辛亥革命的伟绩归于孙文一人，尊为“国父”；将革命的失败算在袁世凯头上，斥其为“窃国大盗”。也是另一种春秋笔法，实在有失公允。如同今日将改革开放的功德归于邓公一人，或将49年开国的霸业归于毛一人，都是对历史的阉割和简化。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凡夫俗子就是这么一步步走上神坛的。 前几天看2000年度经济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深万科的王石答谢时说：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象征，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后面有一个万科，而不是因为万科有我。 不知道王氏此言有几分真诚。但我立即想到，孙文和毛泽东之流就没有这般的明智和谦逊。孙文临时大总统的板凳还没坐热，便以民国缔造者自居，从此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向武断刚愎的个人独裁。

再说袁世凯。愚见以为他是辛亥年间缔造民国的功臣，而非大盗。袁先生为人诟病事出有四：一曰戊戌政变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间的窃国，三曰接受“二十一条”，四曰背叛共和而称帝。其二已有分说，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坏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细想当时，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设想辛亥革命发动时，袁世凯刚刚过世，中国接下来将会是什么局面，令人不寒而栗。 至于袁在戊戌政变中倒向后党，常令壮士扼腕长叹，仿佛袁世凯只要尽起天津小站6千精兵，围住颐和园。今日之中国就是遍地香港了。其实细想当年情势，谭嗣同实在比后来的孙文还要激进、尚武，且有着索罗斯般的政治投机家精神。假如幸而不死，恐怕又是我此文中乱臣贼子之一。 袁的选择，无论站在趋利避祸的经济理性，还是站在世受皇恩的朝廷重臣分上，均无可厚非。起兵谋乱、逼宫后闱的创意，换了是我，不吓得半死！

袁世凯一生的污点，全在于恢复帝制。这个当了几十年奴才的清臣，最终还是觉得皇帝 的行头才是中华老字号的正宗，非要过把瘾才死。固然遗臭万年，成为两千年帝制的殉葬品。但却不可一棍子打死。

清末民初，袁氏雄才大略，堪比曹操。称得上“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说近现代史上，只李鸿章、周恩来或可比拟。我想也是。 袁世凯自1901年乱世之中得揽军政大权 ，到1907年被满清权贵一脚踢开。6年间变法维新，建树颇多：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 以上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义之能星火燎原，难说没有袁世凯7年主政的功劳。没有各省咨议局翻云覆雨，又哪能一夜间改朝换代，免去中土大乱。这也是袁世凯1911年卷土重来，振臂一呼，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和雌伏的原因之一。但我们因人废行，只说袁大头是彻头彻底的坏蛋。 至于“二十一条”事件，容后再议。

说回孙文。为什么不把袁世凯列为乱臣贼子（理由如前。至于称帝一事，非乱臣贼子，乃“僭主”是也，我把袁和毛并称为20世纪之僭主，须另文处理），反而指证孙文为乱臣贼子呢？以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20世纪之中国大有人在。如汪精卫一代文胆，不惜一死，去行刺摄政王。我不算他是乱臣，皆因他是个人行为，书生意气。贺龙如李逵般轮起两把菜刀，难说刀下就没有枉死之人。但我也不算他是贼子，因为他代表了最底层民众在苦难中的挣扎。但孙文不同。孙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组织的暴力与恐怖行为，并信奉独裁。以敢死队和雇佣军的组织力量，及百折不挠的墨家精神，一手拉开了20世纪中国“极端年代”的黑幕。

一、黑金政治 1903年孙文加入黑社会组织“致公堂”，进入历史悠久的洪门。企图借助地下会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深感失望。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国分会答应报效5000元，却只给了1900元。 孙文的革命全靠金钱支撑，胃口之大，今日的李嘉诚、包玉刚也要皱眉头。1894年11月24日孙文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据历史书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其实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兴中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org”，而是一个“.com”。类似于今日南中国出现的民间“银会”。“兴中会”会员每人须出“底银”5元，“股银”则每股10元，越多越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将“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写明，除尽忠报国以外，“兼为股友生财之捷径”，而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兴中会章程第8条）。各位看官，想入伙了吧。不能不佩服孙文实在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政治家，等于以报国为名，大搞传销和“老鼠会”。

不久，孙先生便卷款13000元，匆匆赶回香港和杨衢云洽谈资产重组去也。 海内外热血华人的捐输，填不满孙文一次次街头暴动的花销。在“革命”的神圣名义下，孙文开始为筹款不择手段。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未与众议， 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于当年4月3日再次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几乎为之瓦 解。

1901年，孙文自新加坡去法国。在巴黎经安南总督牵线，法国政府同意借款1000万元扶持孙文的革命（在孙文《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中伪称借款人为某法国资本家）。孙文为此开出了什么条件，因此事后来未成，史无记载，不得而知。

“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孙文一再接受对中国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的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此不为乱臣贼子，何为乱臣贼子？

“护法战争”中，孙文为达“革命目的”，再次不惜代价，当府院之间正为是否对德宣战闹得不可开交，他通过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接受德国政府贿赂的“黑金”两百万银元（见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报告USDS893.002707号，及战后德国档案德国外交官秘密报告）。拿到这笔款子，孙大总统再次振臂一呼，几百名因议会解散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和程璧光的海军第一舰队便簇拥着他，浩浩荡荡南下广州，向主战的段祺瑞宣战。

收受黑金，勾结倚重秘密会社，自孙文始作俑，便成为国民党的光荣传统。从他的关门弟子蒋介石，到今日台湾政界衮衮诸公。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二、恐怖主义与独裁 20世纪中国恐怖主义之先河，也自孙文始。孙博士并非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其穷兵黩武之处，为革命目标杀人如麻，可以直追雅各宾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他一手策划的所谓“十大起义”，无不充满刺杀和公共场合爆炸案。以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为例，孙文亲手写下的企划案说：光武装攻打督署还不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以壮声势”。 1918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孙文发生冲突。孙氏登上军舰，下令炮轰位于市区的督署。那舰长不是国民党员，坚持说怕伤及无辜，不肯开炮。孙文勃然大怒，竟然推开炮手，亲自点火放炮。孙先生没当过炮兵，这一炮命中几何，也可想而知。

革命早期的孙文，尚倾心于美国制度。同盟会员也大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颇具民主思想。但二次革命以后，一方面屡受挫败，孙文日渐感到同志般的党员关系对他的乾纲独断钳制太多，慢慢权欲膨胀。另一面苏俄的列宁主义的崛起，对孙文刺激颇大。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按指印、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这种从黑社会学来的作风及独夫的姿态，不要说具有民主主义背景的同盟会元勋们，就连每一个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党人也实难接受。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皆弃之而去。蒋介石等少壮派武人则趁机加入。

从此，国民党在孙文手中（而非像常说的那样在蒋介石手中，说蒋背叛总理不过是国民党左派的统战宣传，蒋介石其实是孙文一脉相承的信徒），渐渐变成独裁政党，孙文也再非善类，逐步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列宁式的强硬领袖。（他若是有朝一日攻下北京，决不会像基督将军冯玉祥一样仁慈，肯定和列宁一般手起刀落，将故宫里的满清孤儿寡母统统杀掉，一个都不能少。但又不敢象罗伯斯庇尔那样光天化日的杀，而是像列宁一样悄悄杀，杀了胡乱埋掉，打死都不认帐。） 暗杀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就是一例。

光复会是革命党的第二大股东，其领袖人 物章太炎、陶成章等素与孙文不合。尤其是陶，与孙大总统自1907年起便交恶。1912年孙文一派与光复会争夺浙江都督一职，陶成章呼声最高，得到浙江名流驰电声援。陈其美秉承领袖意旨，派出年仅24岁的杀手蒋志清（介石），于1912年1月14日深夜2时，潜入上海广慈医院，连开数枪，中颈、腹部，将陶成章射杀于病房。 嗣后，蒋介石潜逃日本。孙文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陶死后，光复会便一蹶不振，再无与孙文争风之力。蒋介石立此大功，一年后在日本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从此得到孙文器重，爱不释手。

三、出卖国家主权 前述孙文之秘密外交，每一回领取日本、德国、法国的津贴，到底有些什么出卖主权的协定，虽有谣传，不能一一坐实。但在“二十一条”事件中，其无耻无义、不忠不孝，确是铁证如山，拿什么崇高的革命借口来都不能自辩。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时为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遂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顾维钧（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长）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的奥援和干涉。孰料欧洲各国无力东顾，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昂，将消息传回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 失去革命目标的孙文一看机会来了，竟然枉顾民族利益，认贼作父，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条”，主动承诺出让与日本，条件是日本出钱出力支持他及其党人推翻袁世凯。 早在1914年，孙文便通过其密友，日本政客犬养毅，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搭上了线。他于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极尽恭维之能事，并在信中慷慨允诺，一旦返华主政，当让与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军事及经济特权。

无奈孙文当时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对他的空头支票不感兴趣。但孙文密函中所提出让日本之主权，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之蓝本。等到上述1915年因“二十一条”引发全国反日浪潮时，孙文旧事重提，于当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务部政务司长小池张造（孙博士的日本朋友还真多），重申前函之建议，怕鬼子不答应，还迫不及待地加重砝码，出让之中国权益更加具体，让日本人不忍拒绝。 （以上情事见战前日本官方档案孙文密函原件） 不禁要问：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可以驱使一个革命家为达目的，细民可以杀之，小德可以出尔，连民族大义和礼义廉耻也皆可抛去，而甘为独夫寡人，乱臣贼子！

四、内战与分裂 20世纪中国之内战绵绵，和南北分裂，说到底，始作俑者还是这位孙先生。 孙文因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一事，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宋教仁名望已仅次于孙文，不死于袁世凯，在1913年清党中恐怕也要被开除，甚至像陶成章一样被自己人干掉也说不定）。党内对孙文借机挑起战端便意见纷芸，很多人不愿内战，以致二次革命半途而废（孙文逃到日本后痛定思痛，开始领悟到独裁是多么重要，并日渐倚重蒋介石这种敢作敢为的革命青年）。

“二十一条”激起反日浪潮后，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领袖黄兴等人，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并呼吁为袁撑腰与日本交涉，全国民族一致对外，一面争取国际奥援，一面准备对日作战。但孙文却在此民族存亡之秋，有如前述，暗中与日本政府勾结，出卖主权，收受黑金，企图以此为契机，夺回大总统的宝座。

袁世凯归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与段祺瑞闹起“府院之争”。张勋事后，段氏再造共和，于1917年解散了老国会。孙文这位“继续革命论”者，认为时机再次降临，又如前述勾结德国政府，凭着“两百万银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谓“护法战争”。这一次年已51岁的孙文再也没有耐心了，干脆割据广州自立，当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对外宣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 请注意，自辛亥革命袁世凯收拾残局至此，全国基本上维持了统一。孙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开军阀混战之先河，是自同治中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至于今日。

孙氏一面拿着外国政府的津贴和黑金，一面以此财力组建“雇佣军”（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一次次挑起内战，制造分裂，迷信武力。试问：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于国于民，有何功德可言？中国若不是身陷长达十几年的内战，日本岂会长驱直入，救亡又怎么压倒了启蒙。

事实上，孙文终其一生，连个区区广东也弹压不了，反而穷兵黩武，让广东子第民不聊生，无论经济、治安，都大大不如他意图消灭的北洋政府治下之省份。 1920年，孙文又搞到一笔款子，再回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主张武力北伐。广东督军陈炯明（老同盟会员，黄花岗起义的暴动队长）表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之。但这种渐进循序的改良路径，大总统哪里听得下去。两人发生矛盾。加上陈一贯反对孙文借俄国以自重的做法，早在1915年，他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明：“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可见孙之秘密外交在党内早已臭名昭彰）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陈秘密会晤，允诺资助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断然拒绝。孙文得知后大怒，对他视之为“十数年之卵翼”的陈失望之极。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1922年9月18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宣布陈炯明背叛革命。而后陈的部队公开炮轰总统府，双方正式决裂。陈炯明致吴敬恒书中曾说：“南宁劳军之日，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悚。”

孙文早已不是那个甘愿抛头颅（现在只想抛他人的头颅 ）、下油锅也要救国救民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只是做一个在野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品。他在几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为一个要求党员和部属绝对服从、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也要达成其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并以革命的名义以百姓为刍狗的乱臣贼子。

行文至此，看见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的政治图谋》。又忽忽想起1925年孙文如愿所偿的病逝于北京，章太炎先生遥寄的一副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