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明镜发表了经济学家罗小朋几篇文章， 谈孙中山和伊藤博文， 谈地方大员和温的关系谈中央和地方关系， 谈辛亥革命后地方自治和清政府改革误区。 他认为清政府应该改革科举而不是废除科举。

罗小朋和许多相信历史大潮流历史必然性的人不同， 他眼里历史充满偶然。 他讨论个人在历史分叉点的选择，谈环境对人的影响， 他大概觉得讨论这些细节有助未来人物的选择吧。

这里只讨论他的“中国变革有一个不幸的因素”一文。 他说“从伊藤博文成长和成功的过程可以看到，日本的封建分治格局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日本维新变革的成功提供了重要支持。第一，地方政权可以为变革者提供政治支持和多种资源的支持。伊藤博文和他的改革同仁从地方政权得到的多种支持是孙中山不能比的。孙中山只好求助於海外华侨和地方帮会。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地方政权支持的变革过程与纯粹由平民造反推动的变革过程相比，是一个远为理性的政治过程。这一点可以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得到支持。那么其背后的学理依据是什么呢？”

他又说“与中国大一统的治理格局相比，日本在地方分治的格局下展开现代化变革的一大好处，就是这种格局迫使变革者利用各种传统的合作秩序资源，最大限度地寻求变革的共识。这样就极大地提高了变革过程的理性程度，减少了各种机会主义和非理性集体行动的机会。”

他的结论“在我的理解是，日本高度地方自治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互惠性利他主义的文化资源。日本的封建社会，远不是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但地方自治为重复性博弈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公共平台，从而使得诚信、荣誉等互惠性利他机制不仅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植入了公共话语游戏和政治游戏之中，培育了政治精英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这恰恰是中国大一统体制的致命弱点。”

在某种意义， 罗小朋是对的。 中国传统大一统政治文化对中国历史演变有极大影响。 如果中国能吸取其他国家演变的经验， 无疑对中国社会演化有正面意义。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 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大不一样， 背后有截然不同的精神。

我们不妨看一下统一日本建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和统一中国建立秦帝国的始皇。

德川家康的世界里面有好几种人。 自己的家族（包括一门众）， 追随的三河武士， 合作的大名， 敌对的大名。 他统一全国后， 仅杀掉很少的敌人， 上述几种人继续存在， 演化为亲藩大名， 直辖武士， 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 西军将领毛利和岛津家族不仅幸存，而且在幕府末期倒幕起了极大作用。德川的精神很接近商人精神， 小气， 耐心， 讲究计谋。 商人不管如何跋扈， 总要生活在一个充满其他商人和买家的世界里面。

始皇的世界里面只有自己和敌人。 统一后，他快意复仇，杀尽赵国的仇人， 他大权独揽，独自享受战利品。在他的帝国， 派出的官僚在自己的管辖区也俨然如始皇一样， 大权独揽。始皇的精神接近诗人精神。 需要的只是听者的崇拜， 孤独， 大气，强烈自我等等。

要是换种说法， 我们可以说一个是武人精神， 一个是文人精神。

从这点讲， 即使我们相信地方自治是件好东西，我们也无法照搬。 在没有能创造出相应的精神前， 地方自治充满演化为其他政治形式的可能。